作者：范泓（作家、文史学者）

1955年生于南京 ，祖籍广东。著有《与李敖打官司》《隔代的声音——历史劲流中的知识人》《党内觉醒者—— 李昌在中国改革年代》《在历史的投影中》《参政不知正——大时代中的陶希圣》(合著)《重說陶希聖》（合著）等作品。

胡祖望是胡适的长子，高寿，在美国活到了八十六岁，较其弟胡思杜多活了整整五十年。胡祖望妻子曾淑昭在胡适百岁诞辰写过一篇怀念文章，谈她眼中的“家公”。曾淑昭平时是不大写文章的人，只因一个人的百岁纪念，“这日子一世纪仅只一次，很特殊，很难逢”，才以“一瓣心香”恭祭先生的冥灵，不谈学术，不谈政治，“着重在家庭中生活点滴，有些琐事微不足道，有些身教言教有寓有形或无形间”，那些平凡小事对她“倍觉亲切”，这种心情十分自然，也很真实。

胡适与家人合影

1947年3月，胡适从北平到上海，下榻国际饭店。当晚邀约祖望与曾淑昭在二楼的“丰泽楼”晚餐。外界传过曾淑昭是曾国藩的后人，其实，她是重庆丰都人。曾淑昭初次见胡适，留给她的第一印象，这位著名的人物“平易近人，儒雅风趣，很有亲和力”。第二年5月，胡适又来上海，与第一次见面有所不同，“谈到国内情势，满面无奈”。一年之后，胡适独自从上海乘轮船赴美，再也没有回过大陆，送行者中有王世杰、雷震等人。此时，这个五口之家，分居四处，曾淑昭与胡夫人江冬秀在台北，曾淑昭称她“家姑”；祖望远走曼谷，思杜留在北平。胡适一人在美国，“纵然友人成群，友情浓郁，老人内心依然有些失落，有些迷惘，这一走便是九年”。

大陆易帜不久，胡夫人前往美国照顾胡适，祖望与曾淑昭暂居曼谷，四年之后，定居台北。这几年当中，与胡适保持有限的通信联系，只是“他忙，我们懒，彼此写得稀疏，递得缓慢”。胡适对祖望的关爱始终如一，信中说“你在一个新地方，打开一个新事业，需要自己特别谨慎小心，我们徽州有句古话‘徽州朝奉，自家保重’。你在曼谷，水土不惯，人事不熟，更要记得这句徽州话，‘保重’不但是身体健康，当然包括立身做人……”不过，胡适在美国做“寓公”的日子并不舒适，也不轻松，在一封信中有所流露：“我在国外，精神上十分痛苦，‘白华’是不容易做的，我的地位更不容易处。故我此时颇想回国去，虽然不能有什么大的作用，至少可以良心上得着一点安慰”。

胡适与夫人江冬秀

胡适与夫人住在纽约八十一街的公寓大厦，此时已年近花甲，凡事须亲自动手，这些并没有人能来帮他们做。一天江冬秀外出应酬，胡适一人在家看书，厨房里烧了一壶水，看书看得过于专注，忘记水在炉子上烧，等壶烧焦，浓烟满室，这才想起，不免手忙脚乱。江冬秀吃不惯西餐，再加上经济并不宽裕，便自制咸鱼、腊肉和梅干菜，晒在阳台上，味道很重，邻居有烦言，胡适心觉不安，终乘江冬秀一次外出看戏，把这些东西全给扔了，他不想因为这些东西而招来邻居的闲话，可见为人的自觉和温和。浦薛凤的女儿浦丽琳第一次去胡适寓所拜访，就是凭着“咸鱼”的味道才找到他家的。

1958年4月，胡适和梅贻琦偕同返台，正式接长“中研院”，定居南港，与祖望一家同在一座城市，老夫人江冬秀仍留纽约，暂未归。祖望一家“每逢周日必至南港陪同午饭”，给胡适带去不少天伦之乐。孙子胡复三四岁，聪颖可爱，每逢这时，胡适总是用大部分时间来陪孙儿嬉玩，“他喜欢折一大堆纸工艺，如乌纱帽、猪头、衣裳、飞鸟等，排放在长桌上，两人一起欣赏”，有时甚至向孙儿频频道歉，说自己既不会绘画，也不会唱歌，一脸的无奈。

曾淑昭笑道，“何尝像当年高唱‘无后主义’者”？胡复只讲广东话，一次，胡适说，以广东话作基础，将来可念古音，广东话里还有许多是古音。曾淑昭说“孩子不好教”，胡适立即说：“小孩子教不好，都是做母亲的没有耐心的缘故。每天教两个字，时常要他温习，没有教不好的！”正当胡适沉浸在孙儿带来的幸福和乐趣中，在大陆那边，一个悲剧已经发生，留大陆未走的次子胡思杜在前一年反右运动中自杀，无疑遭受到了令人绝望的政治摧残，否则，三十七岁的他，不至于这样！胡适好像不知道此事，在海峡这边，与孙儿嬉戏玩耍，相与笑乐。如此一幕，说起来，情何以堪，胡适至死也未料到胡思杜竟会是这个结局，但事实就是如此！

1960年3月胡适与长子胡祖望（左一），长媳曾淑昭、孙子胡复​（中）合影。

胡适赴台后的生活十分简朴，就是一个书生学者的真实心态，“但求屋瓦不漏，衣着和暖，食堪温饱”。白天他忙着见客、开会、演讲，到了晚上11时过后，夜静更深，“才开始阅读、写作、处理公务，常至凌晨三四时，生活秩序有些本末倒置”。若说胡适对生活还有那么一点点奢侈要求，就是“他穿的鞋子必须用上好的皮革订制”。胡适不喜欢在室内脱鞋子，“即使走在日式榻榻米上也坚持不脱”，这一点，不像殷海光。殷海光平日里总是不系鞋带，觉得那样进入日式房屋便于脱鞋。从性格上看，胡适较之殷海光要随和许多，但在鞋子问题上却比殷海光固执，“尽管家公受西洋教育，赞同西化，骨子里很传统”。

胡适回台湾，最大心愿之一就是想利用“中研院”史语所有的藏书，在几年时间内完成《中国思想史》，续写《中国白话文学史》下册。还在曼谷时，祖望与曾淑昭接到过胡适的一封家书，那年胡适六十岁，“六十岁了，我又是有过心脏病的人，出门总带防急药走。应该决心把债还清了。若有余年，才可以做别的事。……我的《中国哲学史》是民国八年二月初版，初版出来一个多月之后，祖望才出世。现在祖望三十三岁了。我说的‘还债’，也可以说是‘还愿’。我许了几个大愿，现在应该还了。

一个是《中国思想史》，一个是《中国文学史》……”胡适说的《中国文学史》，即1928年出版的《白话文学史》，最初书名拟《国语文学史》，写到中唐止，只有上册。

胡适返台前，并没有想让当局给自己置屋的意思。1956年曾致函“中研院”，请院方让他在南港院中租一小块地，由自己出钱建一所小屋，“十五年后房屋与地均归院有”。此事被蒋介石知道，指示有关部门为胡适建造了“一栋现代化设备平房”，蒋还到工地视察过，这就是胡适在“中研院”的故居，今天的胡适纪念馆。尽管当局对胡适多有照拂，但并不妨碍胡适对国民党“威权体制”的诸多批评。他引领《自由中国》半月刊，同情狱中的雷震，都是在坚持自己的理念和立场，台湾自由主义的传承与发展，与胡适这一代人的努力有密切关系。

胡适与蒋介石的合影

在曾淑昭眼中，“家公”胡适秉性温和，“从不在人面前假以颜[辞]色”但又是一个有原则的人；“他嫌恶暴力，不赞成罢工、罢课，更反对用武力镇压，总希望一切问题能循和平途径解决”；他崇尚自由，“却不以妨害他人为原则”，甚至认定“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因为坚信“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他向往民主，“人人都有说话的自由，个个皆是平等之身，王公贵胄固我友，贩夫走卒亦我友”。从胡适一生看，他确实是“身体力行，言行一致”的人。

胡适主长“中研院”，把更多精力放在院内行政工作上，“特别是推行国家长期发展科学计划”不遗余力，没有更多的时间来进行个人学术研究，“只能写些散篇文章，再也没有充分时间投入大著作中”。这些散篇文字，包括答记、汇抄、改稿和未完稿，看起来似乎有点杂乱，但有很多内容是为《中国思想史》的中古、近古史在做准备工作。说起来，“中研院”院长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政府官员”，但繁杂的行政事务以及各种应酬，还是耗去胡适在台最后四年的大部分时光。严格说来，胡适对行政管理工作不如著述研究那样“游刃有余”，他的行政能力不如前任朱家骅，也不如早逝的台大校长傅斯年。对于一些行政事务，后来干脆不予过问，近史所好不容易争取来一笔“福特基金”，胡适一听就表示“不愿介入，近史所自己管理即可”。

胡适平生有三大喜好：读书，写作，交友。他的私人藏书颇丰，有一次查良钊陪熊希龄遗孀毛彦文女士来南港参观书房，胡适指着那些书架，幽默地说，我的太太以前对人家说：适之造的房子，给活人住的少，给死人住的多。这些书，都是死人遗留下来的东西，“就在这些死人中，他埋头整理国故，文学、哲学、宗教、历史、地理，都是好材料”。

​叶圣陶（1894年10月28日—1988年2月16日）原名叶绍钧，字秉臣、圣陶。现代作家、教育家、文学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

陶希圣与胡适曾是北大同事，大陆时期，蒋有些事要找胡适，常是透过陶去先谈，两人一直保持较好往来。1962年2月前后，胡适心脏不好，出院之后，减少了会客。一天，陶往南港，传达室电话询胡院长可否会见？胡适立即将陶请入宅内，夫妇二人并肩而坐与之交谈。这是胡适少有的一次与人谈起家事，说婚后夫人连生两女，都夭折了，胡太夫人一口气便走上海。后来生下祖望，太夫人才欣喜非常……这次谈话两个星期之后，胡适就突然去世了。

胡适一生清廉，身无长物，除身边的藏书，可说“上无片瓦，下无寸土”, “他的书籍、他的朋友、他的著作，都是巨大财富，天下立言者众，得人心者寡，若说他生平最大成就，恐怕该是‘广结人缘’了”。江冬秀在世时多次对曾淑昭埋怨“适之帮助穷书生，开起支票来活像百万富翁，待我则如穷措大”，虽是气话，却见胡适对待朋友的态度，“说到朋友，简直就是他的生命。那份情谊，不是狂焰烈酒，而是山涧一道清泉，源源潺细长流。他那颗爱心，温暖而含蓄，多少文化界落难人士，都曾受他伸出援手，为善不欲人知”。正因为如此，当“一切知遇、曲解、绚烂、沧桑都成过去”, “我的朋友胡适之”这句话，一直在朋友的文字中流传至今。

本文选自范泓著《历史的复盘：百年纷争人与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