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陈伯达是一个悲剧人物，我们只知道他高光的时刻，但是，关于他出狱以后的生活却鲜为人知。
可能有些读者，对“陈伯达”这个名字比较陌生，而那些从60年代走过来的人，哪怕是70年代出生的人，对这个名字是不陌生的，因为，他毕竟曾经是新中国的第四号人物，伟人的头号秘书。
陈伯达出狱后，过着很低调的生活，虽然有不少媒体想登门采访，但是都被他婉拒了，只有叶永烈成了他晚年唯一的采访者。
这篇文章，咱们就从叶永烈的角度，去看看这个老夫子出狱后的晚年生活。
正文
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1989年的9月13号，这一天，叶永烈从上海来到北京，去陈家拜访陈伯达，他和陈伯达谈了一下午，谁曾想，这一次分别之后，竟然是一场意外的永别了。仅仅只是过去了七天，远在上海的叶永烈得知陈伯达去世的消息。
叶永烈去到北京的时候，天气还很热，陈家位于北京东郊的一栋民宅，位于六楼。穿着短袖衬衫的叶永烈，爬上六楼的时候，已经出了不少汗。他轻轻的敲响房门，门里的人通过内窥镜看到是叶永烈来访，就打开了门，开门的是陈家的儿媳张兰华。
张兰华和陈伯达的儿子陈晓农相识于石家庄，那是在70年代，陈晓农在石家庄一个工厂工作，他从最基层的学徒工做起，两年后才转为正式工。晓农和张兰华是工友，两人相识相恋。
陈伯达出狱后，陈晓农就带着妻儿远赴北京。照顾陈伯达的晚年生活。
到了北京之后，组织上给陈晓农重新安排了工作，而张兰华就专心在家照顾着陈伯达，和才上二年级的儿子。可以说，陈伯达的晚年生活，基本上是儿媳张兰华在料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儿媳对陈伯达的感情也越发的深厚。以至于在公公的遗体告别会上，大家都在小声抽泣的时候，张兰华难以抑制内心的悲伤，旁若无人的放声大哭。
叶永烈进到屋子之后，房间里所有的窗居然都是关着的，显得越发的闷热。对于这种情况，叶永烈已经习惯了，因为陈伯达怕冷，即使是在闷热的夏天，他在家里也会穿着长袖衬衫，而且常年都会戴着一顶帽子。他怕风吹，因此，家里的窗户哪怕是在闷热的夏季，也是关闭的。
用叶永烈的话来说，他和陈伯达之间，好似相差了一个季节。
陈伯达通常都在他的书房里呆着，书房里的布置也很简单，一对老式沙发，地上铺着墨绿色的地毯，唯一显眼的家具是一张宽大的书桌，上面通常铺满了很多书籍。这个小小的书房，是陈伯达平常工作的地方，也是他会客的场所。
叶永烈来过陈家很多次，对于这个家也是比较熟悉的了，随着两人接触的频繁，两个人仿佛还成了忘年交。为了方便采访，叶永烈通常是在陈家附近的宾馆住宿，坐上公共汽车大概也就十来分钟的时间。有一次两人聊得很晚，以至于忘记了时间，叶永烈错过了末班车，没有办法，他就住在了陈家。
这对于陈伯达而言，也算是破天荒的头一次了，因为他出狱后，基本上是闭门谢客，家里的大门基本上是谢绝客人来访的，更别说留客人过夜了。
进到书房以后，叶永烈看到书桌上放着砚台，还有铺开的宣纸，就询问：你是在练书法吗？
看到叶永烈进来，陈伯达笑着回道：是的，没事儿，就锻炼一下身体。
这个出生于福建惠安的老人，说着一口很浓重的闽南话，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叶永烈也不是很听得清楚，但随着两人接触的次数多，他也能听懂这个老人那浓厚的闽南腔了。
陈伯达有一个小习惯，和喜欢的人聊天，他的眉毛会不自觉的上扬，而那眉梢有一根眉毛，尤其显得突出，足足有大约五厘米那么长，他眉毛这么上扬，更是越发的凸显出来。
在叶永烈的印象中，这是他和陈伯达的最后一次会面。
在他看来，这个老人当时的身体状况很良好，完全看不出一点病态之状，也是因为这样，七天之后，他在上海得知老人病逝的消息，起初是很吃惊的，甚至于有些难以相信。但事实上，老人的身体说倒就倒，有时候来的就是这么毫无预兆。
那是在9月20号，连着下了好几日大雨的北京，从炎热的夏季，一下子毫无预兆的来到了寒冬，人们也纷纷翻找出厚衣服来抵御严寒，这种天气的突然变化，对于年轻人来说算不得什么，但对于老人而言，就是一道鬼门关了，可惜的是，陈伯达没有顺利迈过道坎。
9月20号的中午，张兰华叫醒陈伯达起来吃午饭，儿媳带着孩子在客厅一边看电视一边吃饭，陈伯达独自在饭厅吃饭，毫无预兆的，他的生命走到了尽头，等儿媳发现的时候已经晚了。
而当时陈晓农在去石家庄的火车上，陈晓农是陈伯达和第二任妻子余文菲的儿子，陈伯达出狱以后，陈晓农和母亲余文菲在石家庄生活，为了照顾陈伯达的晚年，组织上把陈晓农调去了北京。而晓农也放心不下在石家庄的母亲，因此，每个月他都会抽出几天的时间，往返于北京和石家庄。
事后，叶永烈从陈晓农那里了解到，可能是因为天气的突然变化，导致血管收缩，而老人的血管本就脆弱，最是经受不住这样的变化，这才引发了心肌梗塞，导致父亲毫无预兆的去世。
如果非要说陈伯达上了年纪，有什么病的话，那么，他身上倒是有老年人的通病，也就是健忘症。不过，他只是对最近的事情记不太清楚，就连经常来给他看病的医生，他有时候也记不得人，反倒是对年轻时候的那些事情，记得很清楚。
叶永烈知道陈伯达这个毛病，因此，他就开口询问：你还记得我是谁吗？
陈伯达笑着回应，说记得，你是上海来的叶永烈，我的那篇小说《寒天》还是你帮我找到的呢。
陈伯达口中的这本小说，是他这辈子写过的唯一的一篇小说，他写这本小说的时候，还只有24岁，因此文笔上还稍显一些稚嫩。
看到是叶永烈来拜访，陈伯达的兴致很高，他和叶永烈聊起了陈年往事，说他年轻的时候很喜欢写诗，还给他讲述了自己的初恋，那是在去苏联留学的火车上，他结识了自己的初恋，也是自己的第一任妻子褚有仁。
人一旦上了年纪，聊起往事就止不住言语，与其说是陈伯达在同叶永烈聊往事，倒不如说是他自己在回忆，那一桩桩、一件件值得留恋的过去。
这一天，两人谈话的兴致都很高，从下午一直谈到了月亮挂上了天，眼见得夜开始深了，叶永烈就起身准备告辞，在临走之际，他询问陈伯达还有什么事需要他帮忙的。
陈伯达思虑片刻，就说让叶永烈回到上海以后，帮自己找一篇名为《论谭嗣同》的文章。这篇文章有些念头了，是1934年2月在上海刊发的，陈伯达说，如果叶永烈在上海找到了的话，就把复印件寄给他。
谁曾想，叶永烈返回上海之后，仅仅过了七天，陈伯达就去世了。
9月28号的上午10点20分，陈伯达的遗体告别会在八宝山的第一告别室进行，整个告别室布置的很简单，来到告别会现场的只有40多个人，是他生前的亲戚、故友，还有一些老部下。
遗体告别会现场写着的名字是“陈建相”，这是他的本名，而“伯达”只是他的笔名。因此，即使旁人路过，看到“陈建相”这个名字都很陌生，他们并不知道这原来是鼎鼎大名的陈伯达。
遗体火化之后，陈伯达的骨灰就寄放在老山骨灰堂，一直到1991年的二月，陈晓农和妻子带着陈伯达的骨灰，从北京去到岭头村老家，这个小村子坐落在福建惠安县，很安静，位置也比较偏。
陈伯达的骨灰没有安葬，而是放在了一口水缸里，这口水缸，就在他85年前出生的那个老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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