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官本为民，贪求非吾志”，清朝的钦差大臣，到底是为何而存在

“居官本为民，贪求非吾志”，清朝的钦差大臣，到底是为何而存在

在观赏清代题材的电视剧时，我们常常会聚焦于一个特殊的人物角色——钦差大臣，这一职务起源于明代，是一种临时性的官职。在这个名词中，“钦”指代皇帝，“差”则表示皇帝派遣的代表，因此，钦差大臣即为皇帝专门派遣执行某项任务的官员。由于代表着皇帝的身份，这一职务地位十分显赫。左宗棠这位民族英雄就曾被慈禧任命为钦差大臣，这个例子生动展示了这一职位的威望。

通常情况下，派遣钦差大臣意味着此事涉及国家重大利益，比如平定叛乱、处理灾荒、监察官员等等。因此，对于选派钦差大臣的人选会有非常严格的要求。钦差大臣的出现对国家现有官职职能构成了一种有益的补充。作为一种具有临时性质的官职，钦差大臣的存在引发了我们对于其产生原因的深刻思考。

延续历史制度，皇帝直接遣派明代张自烈著作的《正字通》中说：“今御音曰钦敕，御使曰钦命，俗曰钦差。”

钦差乃是由皇帝亲自指派执行特定任务的官员，可能是在职官员，亦或是丁忧或致仕的官员。要评定一位官员是否具备钦差身份，需从三个方面综合考虑。首先，需观察皇帝是否认定该官员为钦差；其次，需了解被派遣的官员本人是否自认为担任钦差一职；最后，需考察下属官员是否认同上级官员具备钦差身份。

由于地方官员与皇帝之间存在较大距离，因此常常发生这样一种情况：某地方官员自认为一位上级官员是钦差，而皇帝却认为他并非具备钦差资格。因此，并非所有外派官员皆可被视为钦差，评定还需考虑其所负责的事务性质、官阶品级、与其他官员的关系等多方面因素。

钦差的正式出现可追溯至明代，而在明代之前，执行钦差权力的官员通常被称为“使”、“使者”、“使臣”或“使节”，这里的“使”指的是被派遣执行任务的官员。

最早记载的使者可以追溯到《史记》中描述亮帝时期治水的鲧。周代出现了行人，有时也担任使者，负责向各诸侯国派遣。两汉时期，刺史是一个在中央集权下制度化的使者。

唐代引入了三种制度，即御史出巡、使臣派遣和宦官出使，这些都是皇帝派遣的使臣，用以了解地方的真实状况。在这一时期，使臣的权利逐渐扩大，对国家的影响力增加，甚至出现了“为使则重，为官则轻”的说法。

北朝时期，不同职能的使臣被赋予不同的名称，如检户使、括户使、赏勋使等，使得出现了20多个不同类型的使者。这一时期对使臣的分类旨在区分其不同的职能。

直至宋元时期，使者的职责一直存在，其行使权力的范围也逐渐扩大。明代时，正式引入了“钦差”这一术语，逐渐取代了“使”的称谓，并且清代延续了明代对“钦差”的使用。

在清代，钦差与明代相似，可分为两大类别。一是短期的暂时性钦差，如颁布诏书、册封蒙古王公等任务；另一是长期的固定式钦差，例如负责织造、盐差、督抚等职责。

中国历史上的钦差制度源远流长，甚至许多最初为使者的官职后来逐渐演变为固定的职务。

居官本为民，贪求非吾志

派遣钦差大臣的原因有多方面。首要原因是清代官场普遍存在贿赂问题，贪污腐败猖獗，导致清廷治理严重受损。社会上奢靡的风气成为社会腐败的催化剂，尤其是在清朝乾隆后期，社会风气急剧败坏。

贪官污吏肆意敛财，社会矛盾尖锐，对国家的长治久安构成严重威胁。清代的贪污腐败问题凸显了清朝治理的败坏，因此有必要对官员的贪污行为进行严格查处。雍正帝曾设立了由怡亲王允祥等人组成的会考府，以清理财政亏空，取得了显著效果。

乾隆帝曾派遣钦差大学士和珅以及左都御史刘墉前往山东查办巡抚国泰和布政使于易简的贪污案。尽管和珅向国泰等人泄露消息，但由于对钦差大臣也有一定的制约，再加上皇帝对贪污案件的严惩态度，即便和珅已经报告了情况，国泰的贪污案仍然被严格彻查。

由于官吏中存在多方面的失职问题，中央政府对此情况有着清晰的认识，但却缺乏切实有效的解决方法，只得通过派遣钦差来尽量弥补官吏失职所带来的困扰。

在山东地区，曾发生一起盐贼头目余大麻子率领大批手下公然在市井间开设店铺，进行私盐买卖，甚至涉及窃取陵墓上的金炉案。这种盐贼在城市中的猖狂行径充分表明了地方官吏的不作为，而当地的巡抚总兵却未曾主动上报此事。直到康熙帝偶然得知后，才派遣钦差前去追捕盐贼并将其缉拿归案。

其次，清代的监察机构存在相当大的缺陷，为官员提供了可乘之机。官员可以通过这些漏洞收受贿赂，给政府造成了极大的负担。

清朝的监察制度继承自明代，采用都察院监察御史分道监察的形式，但在具体实施上有一些不同。清初实行了钦差御史巡按的监察制度，巡按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皇帝的耳目，担负着重大的责任。

在巡按的监察下，众多贪官污吏受到了弹劾和严惩，例如陕西巡按王继文在一年内弹劾了文武官黄纪等40余人。

然而，巡按制度内部存在着明显的满汉、中央地方矛盾，而这些矛盾逐渐加深，导致巡按制度的存在时间并不长久。到了顺治帝时期，巡按制度被完全废除。

此后，清政府虽然继续通过十五道监察御史分省区来负责对地方官员的监察，但是十五道监察御史对地方官员的弹劾减少，未能有效监察地方督抚，这导致地方督抚难以约束，犯下了许多大案。

在清朝的制度中，一旦案情重大、事件紧急、影响广泛、牵涉到高级官员，皇帝通常会派遣钦差大臣前往调查处理。

《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中提到：“各省控告案件，核其情节重大者，特派大臣驰往韩讯。”

根据案情的轻重缓急，是否派遣钦差在审理京控案时表现得尤为明显。例如在乾隆年间，云南人那耀宗在步军统领衙门控告其兄那显宗谋夺家产，并在状词中提到在本省控告时，地方官吏未能及时处理。

一旦涉及地方吏治问题，就能够引起中央的关注。乾隆帝派遣钦差处理此案，然而结果却与那耀宗的控告完全不同，显示那耀宗在多次状况中在地方制造了虚假案情，最终被发往伊犁充作苦差。

第三皇帝派遣钦差查处官员贪污也反映了对地方官员和监察机构的不信任。因此，通常会选择派遣更有能力、更受信任的官员去查处地方案件，尤其是贪污案。因此，在某些情况下，派遣钦差大臣预示着皇帝对问题的一定态度。

地方官员有时由于便利或能力不足，难以对案件进行深入调查，将强盗案变成抢劫案是相当常见的情况。

以乾隆时期湖南巡抚乔光烈上报湖南宝庆府新宁县传帖罢市案为例。在这一案中存在着诸多疑点，由于地方官员难以深入调查，乾隆帝遂派遣刑部右侍郎阿永阿前往处理。

《清高宗实录》中记载乾隆帝说：“显有徇庇属员、化大事为小事之意。若果如所奏，该县已革囊役，而习民犹不服，以致挟制罢市，则罪在民不在官，又何必参处该令。”

最后一类原因是地方官员请求派遣钦差大臣前往协助地方事务。这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地方官员自身能力有限，或者手头繁忙难以分身。

例如，在面临大规模灾害时，地方官员可能会请求派遣钦差前来处理赈灾、百姓安置等繁琐事务。有时，一些高级官员在面对复杂案件时，也会向中央请求派遣钦差来协助办案。

另一种情况是地方案件牵涉到督抚一级，因此督抚可能请求派遣钦差来处理，以证明清白。例如，在雍正四年，广东巡抚杨文乾就请求派遣钦差进行案件审理。由于杨文乾身为汉军正白旗人，虽然担任巡抚职务，但不能插手八旗驻防事宜，因此请求派遣钦差前来处理。

不论出于何种原因，清政府派遣钦差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强化中央集权，加强政府对地方的控制。中央与地方之间存在难以协调的矛盾，地方官吏的不作为、官员的贪污腐败，以及皇帝对地方的不信任都是这一矛盾的体现。

派遣钦差成为解决中央与地方矛盾的一种桥梁。钦差可以被视为皇帝的代表，为皇帝提供了了解民生疾苦、监督官员的途径。

然而，派遣钦差并非毫无节制。一方面，由于清代时期信息交流不便，地方官员上报情况往往倾向于选择有利于自己的信息，存在隐瞒、假报的情况，使得皇帝无法获知真实情况，因而可能不会考虑派遣钦差。

另一方面，派遣钦差需要大量驿马，有时甚至需要向百姓征收驿马，造成巨大成本开支。此外，派遣钦差必然会干扰地方的日常事务，如果频繁派遣钦差，可能导致地方官吏懈怠，将事务全盘交给钦差大臣处理。

意义重大，慎之又慎

为了确保事务的顺利进行，选派钦差大臣的人选至关重要。如果其能力不足，将难以解决案件；而如果其本身也是贪污腐败之人，将加速清吏治败坏的速度，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

一般来说，钦差大臣多由六部堂官员以及地位相近的官员担任，其随行人员包括郎中、主事等。在派遣钦差时，皇帝首先考虑的是人选的能力才干和品德廉正，只有品德端正且具备足够能力的人才能够妥善处理重大案件。

其次，对业务水平的要求较高，选派的钦差大臣不仅要有能力，还需具备高效率。派遣的钦差大臣应具备丰富的经验，以取得最佳效果。例如，前往朝鲜的钦差使臣需要学习朝鲜礼仪，以避免做出有损清朝形象的行为。而派遣视察水利的钦差时，要求该钦差具备一定的水利知识等。

根据具体事件的情况选择适合的钦差，可以更好地发挥其优势，高效地完成朝廷交付的任务。

最终，钦差大臣被要求在被派遣的地方不得有任何关联，即需遵循回避制度。这包括回避原籍、亲族、姻亲、师生等方面，在任官、科举考试、审案等时都必须遵守回避制度。

然而，清朝的回避制度在早期顺利实行后，逐渐演变成一种形式化的规定，无法真正得到有效执行。

由于清朝钦差享有较大的权利，因此需要其他人员对其进行监督。为此，对钦差的管理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如铸造钦差大臣关防、携带司员、交通工具由驿站提供的驿马、不得需索、不得骚扰地方等。通过这些政策，对钦差实施一定的限制。

《清高宗实录》记载乾隆告诫各督抚及钦差官员:“嗣后毋得与钦差人员私相馈遗，以开苞苴贿赂之渐。钦差大臣亦毋得私自取受以蹈簠簋不饬之嫌，若仍阳奉阴违，或被纠参，或别经发觉，定严加议处。”

清代的钦差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吏治中的弊病，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然而，整体来看，清代的钦差制度存在着相当大的局限性。

首先，清朝整体的官僚政治环境对于钦差的作用有所限制，无法发挥最佳效果。作为完全听命于皇帝的官员，钦差基本上不能干涉皇帝指令之外的事务，因此机动性较差，仅能解决具体而独立的问题，对于整体地方吏治的改善作用有限。

其次，与地方政府联系最为密切的是督抚而非钦差。钦差只处理地方案件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但无法独立处理所有事务，需要与地方政府协同合作。因此，从整体角度看，认为钦差是对地方官吏能力不足的一种补充更为贴切。

第三，钦差大臣个人的原因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作为清政府官员的一部分，钦差无法完全脱离官场，受到世俗人情等因素的影响。尤其是需要理解皇帝的心思，这使得有些公正不是客观意义上的公正，而是符合皇帝心中期望的公正。

清政府认为有必要设立钦差大臣，但不能寄望于他们成为挽救清政府败落的救世利器。尽管钦差大臣拥有强大的能力和高度的权利，但同样面临着多种限制，因此很少能够充分发挥其全部潜力。

结论

清朝的钦差大臣制度虽然是在前朝基础上发展而来，但其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清政府试图解决统治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以强化中央集权。然而，由于清政府官吏制度的诸多弊端没有得到及时解决，官员和小吏的贪污问题严重，清政府无法有效解决这些困扰。钦差大臣只能在表面上解决问题，而清朝内部仍然存在着深层次的问题。加之对于钦差大臣的各种限制条件，使得他们只能查办贪污案而难以防止贪污，只能解决已经发生的案件而无法解决深层次的制度和政策因素。这使得清政府无法避免走向衰亡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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