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琅收复台湾后大肆搜刮民财，留下的遗产让后代二百年吃穿不愁

在《鹿鼎记》中，福建水师提督施琅一直未能赢得康熙帝的信任，因此决定通过贿赂韦小宝来争取康熙的支持，以便能够攻台。

施琅最初送给韦小宝一只精美的玉碗，然而韦小宝因为施琅对郑家的背叛而心存怨恨，拒绝了他的请求。在得到别人的建议后，施琅毅然变卖了家产，用所得资金打造了一只金碗，再次送给了韦小宝。

在与职务较低、年龄较小的韦小宝交涉时，施琅毫不吝啬地表现出自己的诚意。他不仅送上了一件珍贵的礼物，而且满口谄媚之辞，甚至主动自谦地称呼自己为“卑职”、“眷晚生”，使得连韦小宝也为之感到难为情。施琅倾其所有，希望能够打动韦小宝，取得他的支持。

索额图一边戏谑地开口道：“老施，你在北京这些年似乎学到了不少油嘴滑舌的技巧啊！”

读者看到这段描述可能误以为施琅是个财务拮据的人，因为作为朝廷高官的一品提督，居然因为打造一只金碗而破产。

然而，《鹿鼎记》仅仅是一部小说，实际上历史中的施琅财力雄厚，要是按照他真实的财富来看，即便是打造一只金碗，甚至是一百只、一千只，对他来说都是小菜一碟。

在成功收复台湾后，施琅成了台湾的“土皇帝”，他留下的财产足以支撑子孙后代奢侈豪华的生活，根本不必为打造金碗所花费的巨额财富感到担忧。

在大明天启元年（1621），施琅诞生于福建省晋江县衙口村的一户曾经显赫却日渐没落的富贵之家。

少年时期，施琅对战场上的武将们怀有崇敬之情，一边专心读书，一边研习各种武艺，尤其专攻“战阵击刺诸技”。

根据《涵芬楼古今文钞》所载：“稍长，他就显露出渊博的知识和强大的体力。在明朝末期，局势动荡不安，施琅积极学习军事技能，深入研究各种战术。由于他居住在滨海地区，尤其擅长水师作战，对海洋中的风云气象了如指掌，有口皆碑。”

到了崇祯十年，17岁的施琅踏入了郑芝龙领导的军队，渴望凭借自身的才华开创一番前程。

施琅的参军时刻正值大明王朝江河日下，国家危机四伏。在这段时期，他随郑芝龙四处征讨农民起义军，立下了不少战功。

然而，这个时候的大明王朝已是命途多舛。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皇帝绝望自尽，清军在吴三桂的协助下攻入关中。

清军迅速进展，很快逼近福建。郑芝龙感到绝望，选择降清，被封为一等精奇尼哈番，并被编入汉军正红旗。

尽管作为郑芝龙的部下，施琅投降了清朝，但没过多久，他又随李成栋叛离清军，回归南明阵营。郑成功对施琅的才干深感赞赏，将其任命为左先锋，二人相得益彰，共谋军储、卒伍及机密大事，施琅成为郑成功亲如手足的得力助手。

在1650年，施琅策划袭击占领厦门的郑联和郑彩两股势力，成功夺取厦门，为郑成功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反清后方基地。

施琅自负才智，常常不太听从郑成功的指挥，渐渐地让郑成功觉得难以驾驭，两人之间产生了嫌隙。

1651年，施琅麾下的将领曾德违背军令，担心施琅会加以处决，于是逃到了郑成功的大营。由于曾德在战场上表现勇猛，深得郑成功喜爱，因此郑成功并未将他归还给施琅，反而让曾德成为自己的亲信。

然而，施琅对此毫不放过，亲自前往郑成功的营地将曾德生擒。虽然郑成功派人告知施琅不要处死曾德，但施琅根本不听，毫不犹豫地将曾德斩首。

这一事件激怒了郑成功，他认为施琅不遵守自己的命令，于是下令逮捕施琅及其家人。施琅得知消息后，连夜逃脱，但他的父亲施大宣和弟弟施显却被郑成功斩首示众。这一事件使得施琅与郑成功结下了深仇大恨。

不久后，施琅再次投降清朝，发誓要报仇雪恨。

在投降清朝的最初几年，施琅并未得到清廷的高度重视。澄海公黄梧、浙闽总督李率泰等人向康熙帝力荐施琅，称其“水师务精熟，韬略兼优。欲平海，当任此人。”于是，康熙帝任命施琅为同安总兵，将其派往与郑氏势力对抗的最前线。

1662年，郑成功病逝于台湾，其子郑经继任。在同年七月，清廷任命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驻扎于海澄，并派遣使者前往厦门招抚郑经。

由于郑经坚持割地自立，只同意效忠清朝但不愿意剃发、上岸，成为清朝的附庸国，导致双方谈判破裂。庆幸的是，康熙帝未接受郑经的条件，否则台湾或将永远失去。

面对招抚的失败，施琅上书康熙，提议采取剿抚兼施的策略，请求清廷支援两万水师，保证能够征服台湾。他在奏折中强调必须迅速夺取台湾，以防将来可能引来麻烦。

然而，当时康熙帝尚未亲政，施琅的建议遭到以鳌拜为代表的保守势力的反对。加之清廷正忙于裁撤“三藩”（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无暇顾及台湾问题。因此，施琅只能在福建默默等待。

在此期间，施琅并未闲置，而是致力于军事训练。据《靖海汇纪》所载：“施琅改进楼橹、旗帜、炮火、器械，创制五花、三叠、八卦、十连环等六十四阵，用以训练士卒，灵感源自八门、六花，为后人传授的法则。”在他的精心指导下，福建水师的战斗力得到了显著提升，远胜过台湾的水军。

由于清朝的大多数官员坚持认为台湾地势险要、海外孤立，应该招抚而非进攻，因此清廷一度解散了福建水师，并将施琅调回京城任职。

从康熙五年到康熙十年的五年多时间里，清廷多次派遣使者前往台湾招抚郑经，甚至包括大学士明珠在内都曾出面，但双方始终无法达成协议。

康熙亲政后，于康熙十年重新组建了福建水师，并积极进行兵员招募、马匹购置，并投入大量资源打造战船。这表明康熙帝心中已经滋生了收复台湾的决心。对此，曾在北京任职多年的施琅兴奋不已，认为平复台湾的良机即将到来。

然而，施琅的喜悦并未持续太久。就在他准备展开台湾收复计划时，“三藩之乱”爆发，迫使施琅的收复台湾的梦想再度被迫搁置。这段等待延续了整整十年，一直到康熙二十年，施琅才终于等到了再度施展抱负的机会。

康熙二十年的正月，郑经病逝，年仅12岁的次子郑克塽继位。大学士李光地、福建总督姚启圣以及内大臣施琅相继上奏，一致认为应当抓住郑克塽“幼弱不能莅事，人心益失”的良机，通过武力统一台湾。

在听取了施琅提出的“因剿寓抚”作战计划后，康熙帝任命施琅为太子少保兼福建水师提督，并将攻台的指挥权交托给了施琅。

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十四日，随着施琅一声令下，数百艘战船驶离福建，直奔台湾。六月十六日，施琅在澎湖成功击败台湾大将刘国轩的船队，刘国轩只得匆忙逃回台湾。

据历史记载，这场战斗中，清军“击沉大小贼船一百九十四只，焚烧东伪官三百余人，贼军则伤亡达一万二千有奇。伪将军杨德等一百六十五人，率领贼军四千八百余名，最终倒戈投降。”而施琅自己也在这场战斗中，被郑军的炮火击中，受伤失明。

这场战役几乎歼灭了郑军主力，使得郑克塽走投无路，最终不得不向清廷宣布投降。在清廷完成了统一东南的目标的同时，施琅也实现了心底近二十年的期望。

随着台湾收复，清廷内部出现了一些建议放弃台湾的声音。这些人认为，台湾地势偏僻、人口稀少，保留下去只会增加政府负担。

对于这一观点，施琅感到非常愤怒。他向康熙上呈了一篇著名的奏折——《恭陈台湾弃留疏》，向康熙帝详细介绍了台湾的优越条件：“台湾地势肥沃，物产丰富，农业和渔业发达，山上都是茂密的树木，到处都种满了茶树和竹子。硫磺、水藤、甘蔗、鹿皮等各种日常用品应有尽有。”

施琅还在奏折中向康熙阐述了台湾在军事和政治方面的重要性。他告诉康熙：“台湾虽然是个离岸外岛，但实际上是关系到四个省份的重要地区，若是放弃，必将导致巨大的灾祸；如果保留下去，必能永久巩固边防。”

如果清廷放弃台湾，最欢喜的莫过于那些荷兰殖民者。因为“红毛无时不在涎贪，亦必乘隙以图”，到了那个时候，再要夺回台湾，将不知需要付出多少人力、物力和财力！

施琅的陈词终于使得康熙帝下定决心。康熙二十三年，清廷设立了归属于福建省的台湾府，并调遣军队在台湾驻守。这块中华民族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最终留在了祖国的怀抱中。从这个角度来看，施琅可以说是功绩卓著。

知名历史学博士安然，曾创作了备受欢迎的电视剧《施琅大将军》。她是施琅研究的资深历史学者。

在评价施琅时，安然认为他是一位有着才华、能力和贡献的重要历史人物。她指出，如果当时清廷放弃台湾，那么台湾很可能会沦为今日的冲绳。因此，对施琅的历史贡献，任何人都难以抹煞。

然而，安然也同时指出，施琅并非完美之人。他傲慢自负，有报仇心理，还涉及一些不光彩、甚至阴暗丑陋的行为。

施琅性格好胜，心胸较为狭窄，他在制定平定台湾战术时与福建总督姚启圣产生了分歧。这导致施琅上书康熙帝，不惜歪曲事实，竭力诋毁和诬陷姚启圣。

姚启圣是何许人物呢？在某种程度上，他可以看作是施琅的“恩人”。当施琅被搁置在京城，无法实现自己抱负时，姚启圣多次极力推荐施琅。他不仅亲自上书向康熙帝推荐，还通过关系找到备受宠爱的康亲王杰淑，让康亲王在康熙面前为施琅说好话。

当时，一些满族大臣对施琅的忠诚产生了怀疑，担心他在掌握福建水师的权力后可能会投降台湾郑氏。姚启圣不仅公开驳斥了这些质疑，还表示愿意为施琅担保。

他说：“施琅有一子在海，还有六子在京，岂会为一个儿子而放弃其他六个儿子和数百口家眷投靠郑氏呢？”

在施琅人生低谷时，正是姚启圣的支持让清廷消除了对施琅的疑虑，最终让施琅实现了他的梦想。然而，后来施琅的一些行为却显得有些“忘恩负义”。

姚启圣在担任闽浙总督期间曾给郑经写过一些信件，为了稳定郑经的支持。这些信件中难免有些吹嘘郑氏在台湾的政绩的外交辞令。

然而，当施琅攻下台湾后，却看到了这些信件，并竟然派人前往京城“揭露陈述”，试图向皇帝展示自己的忠诚，毫不考虑这样的行为可能给姚启圣带来的后果。

施琅的这一举动引起了大学士李光地的不满，他嘲笑施琅是“得姚一点阴利事便入奏”，并在康熙帝面前为姚启圣进行辩护，以掩盖这一事件。

施琅在夺取台湾后成为该地的统治者。在接下来的十个月里，他纵容家人和部下大量掠夺土地，仅施琅一人就强占了55庄的土地。为了有效管理这些土地，他设立了“施公租馆”十余处，收取的租金被称为“施侯大租”，供施家人挥霍。

这样的行为让施琅的手下也心生贪欲，纷纷侵占台湾百姓的财产。在台南府安平县，陈四、徐虎、张旭、林盛、潘治、董寅等人是施琅的手下，他们侵占了大量台湾民众的田产，引起了数百名当地居民前往衙门告状。

然而，这些民众并不了解，许多被侵占的土地最终都流入了施琅的手中。统计显示，仅在安平县，施琅侵占了14250亩良田，占农民被侵占土地总量的六成以上。

清朝在台湾设有三府一州十一县，按照这种计算方式，施琅侵占的良田达到近二十万亩。在施琅的庇护下，这些侵占者不仅未受到惩罚，反而将行为推向极端，对那些控告他们的百姓进行打击报复，甚至发生了数起致人死命的案件。站在百姓一边的知县季麒光看到这种情况后，面对“棍徒横虐”的局面，不得不辞职返回大陆。

施琅展现出私心重的一面。在夺取台湾后，他建议清廷不要解除海禁，声称这是为了防止“海贼”在岛上重新集结。实际上，这一建议是为了保护他个人的垄断利益。清廷采纳了他的建议，实行了禁海政策，导致中国实施了封闭政策，与世界渐行渐远。

关于施琅在台湾贪污多少财富的问题，很难有确切的数字。历史记载显示，施琅利用这些贪污的财富在故乡泉州府兴建了多个园林，每个园林都有独特的主题。施琅为其中四个园林写了一首诗：“春游芳草地，夏赏绿荷池，秋饮黄花酒，冬吟白雪诗”。

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施琅在泉州建造的东园、松石山馆、苑斋、芳草园这四个园林，分别以春夏秋冬为主题进行精心打造。这些园林都具有独特的特色，奢侈程度无法估量，而这些金钱都是施琅从台湾居民手中掠夺而来。

其中，“苑斋”是施琅在泉州私人府邸旁边兴建的最大的一座园林。这座园林因内有大量荔枝和荷花而又称“夏园”。

对于这些园林，保存下来的清末惠安文人王顺益的《清源书院赋》中描述了“苑斋”：夏园背阴面阳，月西日东。刚一进门，石阶如矢如砥。沿右转，清池映入眼帘，面积达到百十亩，宽广而宁静。池水围绕左右，房舍错落有致，构成了巧妙的景致。在池塘前耸立着假山，横跨梁柱，石状和草木形成了奇异的景象。望去，美不胜收。大小屋宇总共五十五间，无需特意打理，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完美的景观。

施琅在园林建设中注重文化，要求设计体现“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艺术境界，因此他的园林在造园手法上充分吸收了江南和岭南园林的艺术风格。通过曲折变化的布局方式，园林中巧妙地隐藏或呈现出各种景象，展现了他对“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园林艺术效果的追求。然而，这一切花费了大量的银子，而施琅似乎对这些金钱并不太在意。

施琅在台湾的大规模搜刮财富引起了当地居民的反抗。不久之后，台湾爆发了“吴球之乱”和著名的“朱一贵起义”。这些起义军曾一度攻占台南，吸纳了大量原郑家的士兵，因为他们的土地被施琅及其手下将领侵占。尽管这些叛乱最终被平定，但清廷也因此感到不安。

康熙皇帝对施琅在台湾的行为是否知情呢？实际上，他是知情的。然而，考虑到台湾刚刚被收复，只有施琅能够维持对台湾郑家的稳定统治，康熙选择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

施琅去世后，清廷曾发布一道上谕，其中提到了他在台湾的贪婪行为：“闽省澎湖地方，系海中孤岛，并无田地可耕。附岛居民，咸置小艇捕鱼，以糊其口。昔年提臣施琅倚势霸占，立为独行，每年得规礼一千二百两；及许良彬到任后，遂将此项奏请归公，以为提督衙门公事之用，每年交纳，率以为常。行家任意苛求，鱼人多受剥削，颇为沿海穷民之苦累。”

有人提到，施琅和大汉奸吴三桂有相似之处。两位将领皆曾在明朝效力，在明清之交经历多次变节，然而，他们的历史评价却截然不同。

几百年来，吴三桂一直被视为坚定的汉奸、卖国者，这一观点无论是在正史还是野史中都得到了确认。相比之下，施琅却收到了较为正面的评价，甚至在他的故乡晋江，人们为他塑造了一尊石像。

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吴三桂在降清时，明朝尚未真正灭亡，因此他被视为叛逆明朝、甘心为异族效力的叛徒。而施琅虽然也投降了清朝，但当时的清朝已初步确立了民族认同，具备了中国传统封建王朝的正统性。

特别是施琅阻止了可能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的危险，人们铭记了他的这一伟业。对于他个人品行上的一些缺陷，也因此没有过多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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