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严禁宦官干政，事实真的如此吗|宦官|干政|明朝|朱元璋|李文忠

明朝内廷的“二十四衙门”，是十二监、四司、八局的统称，比如有内官监、司礼监、御马监、钟鼓司、针工局等等，其基本定型于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那时候已经形成了十二监、二司、七局，二十一个衙门，其中除了宝钞司、混堂司和浣衣局外，其他主要宦官机构已然齐备。

实际上明廷宦官人数的精简仅在洪武初期昙花一现，而经过洪武中后期的几次大规模改制，宦官机构的体量极速扩容，其触手也在朱元璋的有意放纵下，触及到了大明政权的根部。

很奇怪吧，朱元璋不是严禁宦官干政吗？

在防范宦官之祸方面，老朱确实放过许多狠话。

洪武元年三月，朱元璋感叹史书所载宦官乱政，扼腕道：汉唐之祸，虽曰宦官之罪，亦人主宠爱之使然。

洪武二年八月又言及：此辈（宦官）自古以来，求其善类者千百中不一二见，若用以为耳目，即耳蔽，以为腹心，则腹心病矣！

到了洪武四年闰三月，朱元璋再一次提及宦官擅权之害：自汉邓太后以女主称制，不接公卿，及以阉人为常侍、小黄门通命，自此以权倾人主，及其为患，有如城狐社鼠，不可以去。朕为此辈但当服事宫禁，岂可假以权势，纵其狂乱，吾所以防之极严，但犯法者必斥之去，不令在左右，戒履霜坚冰之意也。

屡次申戒，效果确实立竿见影，遍观《明史》、《明实录》，洪武一朝就没有什么有名有号的太监。

没有权宦，不代表宦官势力没有存在感。

要知道真香定律在大明朝依然适用。

在朱元璋几次三番申禁宦官用事的同时，他自己却一面破坏，让宦官们的职事范围不仅仅局限于只供洒扫，外廷事务也不时插上一脚。

《明实录》上记载了这么一件事：

甲辰年（公元1364年），朱元璋刚称吴王时，他手下郭景祥以大都督府参军出镇和阳，没多长时间有人就风传，郭景祥的儿子在当地为非作歹，多行不法。朱元璋听闻后很是恼怒，命按察书吏前往查访。书吏一番调查后回禀，言说郭家子被郭景祥驱赶，那郭家子竟然大逆不道拿起长矛要杀他爹，悖逆如此，世所罕见！朱元璋下令将郭景祥之子抓起来处死。好在马皇后及时制止，并建议道，那书吏说的未必是真的，郭景祥只有一个儿子，你现在处死了他，要是有冤情，岂不是让郭家绝后？于是朱元璋又派遣自己身边名叫佛保廉的内侍前去探查，结果发现没有子欲杀父的悖伦之事，朱元璋便释放了郭景祥之子，还杖刑了道听途说的书吏。

由此可知早在开国之前，朱元璋就有指派宦官外察的先例，而且宦官相比外臣更受信用。

大明开国后，朱元璋不仅任用宦官出使属国，如洪武二年遣内臣送还高丽流寓之人；还有改派宦官行监军、犒赏之事，如洪武元年九月，朱元璋派遣宦官至北平，犒劳北征将士。洪武十一年十月遣内臣吴诚诣总兵指挥杨仲名行营观方略。

这样的例子不一而足，瞧瞧前边朱元璋说过严驭宦官的话，再看看眼前活生生的例子，打脸不？

其实打不打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哎呀妈真香！

身为皇帝家奴，宦官用起来就是比外臣顺手，你还别否认。尤其是在洪武朝大案迭起，杀得勋贵官员人头滚滚之际，雄猜之主的朱元璋，本身就对官僚集团抱有天然的猜忌，想想看那些开国功臣哪一个不是朱元璋起家时的亲信，但他们当中有几人能善终？

相较之下，宦官因其身在宫廷的特殊性，可以朝夕与皇帝相处，用其小善小信，经年累积，足以固结君心，使得皇帝本人不知不觉中将此辈视为心腹，那么食言而肥，重用宦官也就不足为奇了。

所以从洪武中，朱元璋多次增加内使的数量，如洪武十五年十月，朱元璋就曾增加宦官三百六十人。再如洪武二十四年，朱元璋向朝鲜索要阉人两百多人。这些并非孤例，可见经过长期执政，朱元璋已经体会到了宦官的妙用，开始有意培植宦官的势力。

宦官势力的剧增，当然引起朝中官员们的警惕，他们中多有人上疏劝谏，想要皇帝能够“减省宦寺，以防内权”，却被朱元璋无视。

为此还发生了甥舅相疑的人伦惨剧。

洪武十七年，朱元璋的外甥曹国公李文忠，就宫廷宦官数量过多，劝谏朱元璋，惹得朱元璋不快，怒斥道：你什么意思？竟让我削减自己的羽翼！

联想到李文忠门客甚多，朱元璋认为必然是自家外甥受了这些门客的蛊惑，当即将李文忠家中蓄养的门客全部处死，这事直接刺激到了李文忠，令其终日惶恐，不久病逝。

为了钳制外廷，就得培植内廷的“羽翼”，朱元璋身为帝王，这一点是毫不含糊，至于会不会酿成宦官干政的祸乱，朱元璋也有自己的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