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五四运动是指1919年5月4日在北京发生的由社会各界群众自主发起，通过游行示威、请愿罢工等方式的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爱国运动。

这场运动的起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美、法、意、日等列强于1919年在巴黎召开和会，不顾中国外交代表反对，将山东及青岛等原德国殖民地转让给日本。

中日同为协约国战胜国，中国不仅没有享受到战胜国应有的合法权益，自己的主权反而被进一步践踏，强权战胜公理体现的淋漓尽致。

巴黎和会外交惨败的消息传回国内，中国人民长久以来承受民族屈辱压抑情绪被点燃。

从5月4日起，北京、上海等各大城市爱国青年学生发起游行，市民、工人、商界人士等阶层共同参与，通过罢课、罢工、罢市等形式表达抗议。

而轰轰烈烈的五四风雷的背后是北洋政府军阀为了一己私利，出卖国家主权以及弱国无外交的体现。

屈辱的“二十一条”开启日本侵蚀山东半岛的狼子野心

关于山东半岛的领土纠葛，还要追回到1914年。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在欧洲展开疯狂厮杀，暂时无暇东顾，亚太地区陷入权力真空。

这在日本看来正是推行其大陆政策的天赐良机。由于日本长期与英国结盟，便想以此为基础夺取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

在英美等西方国家的默许下，日本于1914年8月15日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在8月23日前答复。

通牒中要求德军舰一律撤退，限于9月15日以前将胶州湾租借地（青岛）无条件交给日本。

德国由于深陷欧洲战场，因此对日本的通牒毫无反应，8月23日日本对德宣战，9月2日在胶州湾登陆，与德军发生交战。

驻青岛德军兵力薄弱，无法抵御日军大规模进攻，经过七十多天激战，日军于11月7日攻陷青岛，占据胶济路全线。

为了使侵略利益合法化，日本于1915年1月正式向北洋政府递交包括攫取山东、胶济铁路在内的“二十一条”文件。

在日本步步紧逼的同时，北洋政府又在忙些什么呢？

这一时期的中国国内可以说麻烦不断，1912年民国建立后并未迎来和平稳定和国家振兴，反而更加分裂。

各地军阀割据，派系林立，革命党和北洋政府纷争不息。

1913年9月，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成功镇压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开启独裁统治。

1914年1月，袁世凯宣布解散国会，5月制定《中华民国约法》，将责任内阁制改为总统制。

到1914年底又将总统任期从五年改为十年，可无限连任，还可自行指定下任总统之人，使总统的权力提高到专制帝王一般，而袁世凯做的这一切都是在为复辟称帝做准备。

当然，复辟离不开列强的支持，在一战爆发之初，北洋政府保持中立，避免得罪任何一方。

对于日本人在青岛的侵略行径，更是不敢有武力介入，仿佛十年前日俄帝国主义在东北打仗，清廷袖手旁观场景再现。

此时日本人已看破袁世凯称帝的野心，便把支持复辟作为交涉二十一条的引诱手段。

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曾对外交次长曹汝霖表示:“中国如欲改国体为复辟，则敝国必赞成。”

袁世凯虽然谋求称帝，但对二十一条还是比较谨慎的，从1915年2月到5月，历时105天，北洋政府与日方谈判20多次。

袁世凯亦指令外务部据理力争，指出:

“在我国不宜因此决裂，蹂躏全局。但应尽心竭力，能挽救一分，即收回一分之权利。”

到5月初，日方代表提出最后修正案，除做出一些微小让步，其余关于攫取山东权益部分未做更改。

为了逼迫北洋政府就范，日本于5月下旬发出最后通牒，要求限期答复。

同时将军舰主力全部部署在渤海一带，增加山东、奉天兵力，关东戒严，将日侨纷纷撤回国，摆出一副大战之势。

面对紧张局势，袁世凯决定妥协，在其内部会议上公开讲道:

“我国国力未充，目前尚难以兵戎相见。故权衡利害而不得不接受日本之最后通牒，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经此大难，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希望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

不久便接受日方二十一条大多数条款。北洋政府的妥协引起了中国广大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为五四运动的发生埋下伏笔。

段祺瑞与日本人签订“魔鬼契约”

1916年袁世凯复辟失败，不久抑郁而终，副总统黎元洪接任大总统，不过黎元洪虽贵为国家元首，奈何手下无兵，北洋政府实权落在国务总理段祺瑞手中。

如果说袁世凯对待日本尚有一丝气节，那么段祺瑞则是彻彻底底的日本在华势力代言人。

1917年，黎段二人在是否参加一战的问题上发生争执，在日本的支持下，段祺瑞成功将黎元洪赶下台，随后对德国宣战，正式参加一战。

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段祺瑞宁可与总统撕破脸也要参战也不是白白给日本人献殷勤。

原来早在参加一战争论之初，日本人就已经答应给段祺瑞一笔巨额贷款用于扩充军备，购买武器。

从当时情况看，各地军阀割据，彼此之间虎视眈眈，抢地盘抢资源是常事，段祺瑞虽说是国务总理，但想维持庞大的皖系军队势力也并非易事。

段祺瑞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缺钱，如果能够有充裕的资金来维持庞大的开支，那皖系势力称霸中原指日可待。

而日本人正是看准了中国局势，才以提供借款的方式支持段祺瑞，段祺瑞也仿佛抓住救命稻草一般，很快与日本人一拍即合。

从1917年至1918年，段祺瑞与日本政府先后秘密签订八项借款，总额高达1.45亿日元，这就是臭名昭著的西原借款。

所谓吃人嘴短，拿人手短，段祺瑞拿了人家的钱，就得听人家的话，段祺瑞把东北的铁路、森林和采矿等一系列设施、资源出卖给日本。

到1918年9月，一战胜利之际，日本人再次狮子大开口，向段祺瑞索要山东的一切权益，作为借款条件。

段祺瑞不知是出于自己下野无须负责或是其他目的，总之对日方的要求全部“欣然笑纳”。

这就使得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不仅没有收回，反而被日本扩大了，这也成为巴黎和会上日本强占山东的借口。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不久之后段祺瑞政权便宣告垮台，后续历届中国政府都不承认该借款，因此剩下的1.2亿日元成为呆账，彻底打了水漂，日本人只能认栽。

中日代表在巴黎和会的外交对决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战败。1919年1月18日，战胜国在巴黎召开会议，商讨战后事宜。

北洋政府联合广州国民政府以战胜国的身份参加会议，派出外交总长陆徵祥、广州国民政府代表王正廷、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比公使魏宸组及驻美公使顾维钧等5人的代表团。

出发前，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已指示取消袁世凯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及日本驻华所有特权。

巴黎和会刚刚召开之际，日方代表先发制人，率先提出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应由日本继承，并拿出二十一条等所谓证据。

对于日本人的发难，中方代表沉着应对，经过一番准备后，顾维钧在28日代表中国就山东问题作了一次畅快淋漓的答辩。

他分别从情感和法理上严厉抨击日本吞并中国的狼子野心。

他指出:

“三千六百万之山东人民，有史以来为中国民族，用中国语言，信奉中国宗教，胶州为中国北部之门户，亦为沿岸直达国都之最捷径路，……不容他国之侵入殖民，中国之不能放弃山东就像西方之不能失去耶路撒冷一样。”

针对中日签订条约一事，顾维钧提出二十一条完全是在日本武力胁迫下签订，不能视为有效。

况且中国对德宣战，中德间一切条约已经作废，胶州租借条约自然也不成立，日方索要山东半岛可谓情理不和，于法无据。

顾维钧的一番演讲让怼的日方代表牧野伸显无言以对，很显然日方的观点全然站不住脚。

于是牧野伸显改变之前的强硬态度，转而表示日本愿将山东交还中国，但须由德国交给日本，再由日本归还中国。

日本人妄图通过拖延战术达到实质占领的目的，顾维钧对此斩钉截铁的驳回。

在整场辩论中，顾维钧的精彩发言有力批驳了日本的无理要求，日方完全处于被动应对的位置，西方各个列强对这位风度翩翩却又铿锵有力的外交官刮目相看。

会后，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法国总理克里蒙梭及西方各国外长相继离席，与顾维钧握手致意，这也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在国际场合扬眉吐气。

然而在强权即正义的国际舞台，原则和法理在大炮面前显得那么微弱。

在此后一个多月时间里，关于山东问题均是由英美法日意等五大列强单独讨论，中国作为战胜国以及利益相关方竟然被排除在外。

会上，美国人为阻止日本独霸中国，提出山东由五国共管，但遭到日方拒绝。

到4月下旬，各列强因利益分赃不均发生矛盾，意大利虽为战胜国，但却是列强中最弱的，因对地中海地缘霸权要求未得满足，一气之下退出和会。

日本趁机要挟如果山东问题得不到满足，就将效仿意大利，退出和会单独行动。

为了维持局势，英美法权衡利弊，决定对日妥协，决定将山东权益让与日本，北洋政府竟准备在此和约上签字。

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回国内，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五四运动在此背景下轰轰烈烈的开始了。

后记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等三所高校的3000多名学生代表云集天安门，打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口号，誓死保卫中国领土主权。

在此后不到半个月时间里，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重庆、南昌、武汉、长沙、厦门、济南、开封、太原等地学生先后罢课，支持斗争。

在青年学生的感召下，社会其他各阶层也主动站出来，上海首先发生工人大罢工，三五天内罢工人数达到十余万人。

此后罢工运动迅速扩大至全国22个省150多个城市，总统徐世昌在强大的舆论压力面前辞职。

6月28日，中国驻巴黎代表团未出席凡尔赛条约签字仪式，并宣布拒绝在合约上签字。

此后在中国政府、社会各界的努力下，于1922年2月在华盛顿与日方签署《解决山东悬案条约》，日方被迫交还青岛及胶济铁路，中国终于收回了山东半岛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