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地位，尤其是在熟人群体里，更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同。于是，才有了“衣锦还乡”的说法。
也就是说，某个人发达之后，如果不能回到老家，他的成就没有获得老家亲友的赞赏，似乎总觉得少了点什么似的。
现如今，长时间固守在某个小地方的人几乎绝迹，我们每个人都习惯了在他乡拼搏，在家乡生活的时间越来越少。但每年的春节，不管离家千里万里，总有那么一种无形的牵引力呼唤着我们回到老家。
刚刚过去的春节，我也和亿万游子一般回湖南老家过年，既是陪伴家里的老父母，和兄弟姐妹们团聚，更想看一看家乡的山山水水，和那些曾经无比熟悉的乡亲们聊聊很久以前的事，似乎就能给疲惫的身心带来无比的活力。
我的老家在湖南益阳的农村，每年的年关，大家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所有人都在忙着准备过年场面所需的各种用品的同时，操办喜事的人家也会突然多了起来。
于是，从外地回到老家的人，同时也有了一个新的任务，那就是吃席。
农村人操办喜事的做法非常简单，都是在家里大摆筵席，前来庆贺的亲友欢聚一堂，当然还得奉上一笔多少不一的礼金。这个过程里，姑且不说操办过程的繁琐，仅说所需的礼金，也是一笔不菲的数字。
我是小年当日到家的，车子驶进村里那条熟悉的路，老远就听到震耳欲聋的音乐声，回到家一问，那是吴大嫂60花甲寿酒。
因为我和吴大哥曾有一段相对熟稔的交情，既然回来了就不能缺席。于是，在家里放下行李，喝口水就去了吴大哥家随礼吃席。
吴大哥其实并不是我们村的人，老家在临县，娶了我们村的一个姑娘。由于吴大哥老家太过偏僻，大概在30年前就举家搬到岳父家也就是我们村长住了。
其实，现在60岁的人真的算不上老人，一进门就看到吴大哥夫妻坐在堂屋里。
看到我进来，吴大哥赶紧起身打招呼，还从口袋里拿出了芙蓉王。很是热情地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得知我刚刚进屋，吴大哥又是一脸歉意地和我说“破费”。
在礼房写了礼金，我看了一下礼簿，名单寥寥，我名字前写了个35的阿拉伯数字，猜测应该是来客人数的序号，方便上菜时的桌数。
这么些年来，吴大哥在我们村那可真是夹着尾巴做人，因为是外来户，虽然岳父在我们村，但你可不是什么上门女婿，想要回娘家长住，组上的乡亲可不愿意分一份田土给你。
所以，自从搬来我们这里之后，吴大哥一直是租别人的地种。幸好现代人对于粮食的需求已经非常容易满足了，耕种所得也能够养家糊口。
吴大哥身无长技，全靠种地把两个孩子拉扯大，后来岳父家的旧房子也塌了，他家还借住在别人家好几年。
仅靠种地肯定养活不了一家人，吴大哥就找了一门工作：给过世的老人收敛。
这份工说起来还真不是很光彩，更是农村人心里比较忌讳的一种工作。好处却是竞争力不大，还能获得一定的回报。
这么些年来，吴大哥经手送走的老人没有一百也有好几十了，就以那份尽心尽力帮老人换衣服装殓过程，让老人家光彩体面地走完人生最后一程，吴大哥也算是尽力了。
但如今，吴大嫂60岁的生日寿酒，来客确实很少。我放眼所见之处，几乎都是他家的亲戚，毕竟他岳父自己就有四五个兄弟，三代下来已经好几十口人了。
音箱里播放着传统的花鼓戏曲目“五女拜寿”，搭好的彩棚里摆下了十张方桌。看样子，吴大哥自己也知道客人不多，应该是准备了十桌出头的样子。
我心里稍微有点感触，吴大哥这样的老实人，虽然有个“外地人”身份，但好歹在我们村里已经生活了30年，就算是养条狗都是熟得不能再熟悉的人了。
再加上他这么些年来给老人们做装殓的事，虽然孝家得给报酬，但多少也是一份人情吧。
而真正到了他家摆酒席的时候，只有这么几个来客，肯定是有很多人故意视而不见罢。
我打量了一下吴大哥的家，这是他儿子结婚后建的房子，吴大哥的儿子可是正儿八经的“本地人”，做了本村的上门女婿，早些年也就在路旁建了这栋房子。
两层的小别墅规格，只是这么多年还没有装修好，连一楼的房间都还是毛坯，有点凹凸不平的红砖墙裸露着，像是在告诉大家，主家过得并不是那么富裕。
吃过席回到家，老父亲随口问我今天的场面如何，我也简单介绍了一下。
吃的方面其实基本都大同小异，主要就是来客多不多，收的礼金怎么样之类的问题。得知只有十来桌客人时，父亲也是帮着叹气起来。
或许是吴大哥和我家有那么一点渊源之故，在我心里很为他今天酒席的冷清而不大满意。
我也知道，人与人的交情，当然必定会有远近亲疏，谁也无法勉强别人一定要和自己热情来往。但像吴大哥这样的遭遇，确实让人不禁有世态炎凉之叹。
之后的几天直到大年28，村里每天都会有酒席，最热闹的是年26那天，一千人的村子里就有三家摆喜酒的，一家结婚倒是无可厚非，有一场搬家和一家寿酒，搬家那户人家就值得多说几句了。
据说，他家的新屋是去年底搬家的，也就是2022年底搬家，由于当时刚放开疫情，在很多人的心里还有点后怕，当时就没有操办酒席。
如今一周年了，竟然就想到“补办”。场面也一如别人家新屋乔迁那么热闹，也来了二十几桌客人，据说收了十一万礼金。
不得不说，操办一场酒席，就相当于普通人打一年两年工的工资了，而已难怪那么多人大事小事都喜欢办酒席呢。
就这样，我回家后直到过年前，没有在家吃过午饭，几乎每天都在忙于吃席。有一天实在有点不想去了，想让孩子代替我去送礼，却被她一口给顶回来：
你们这不叫庆贺，完全就是趁火打劫，我才不去凑那个热闹呢。
从过年到大年初二，倒也一派祥和没有人办酒席。到初二的晚上，兵哥来我家找我聊天。名义上是给我父亲拜年，但说着说着就说出了真实来意。他家年初就要半一场酒席，具体的日期就是初四。
我父亲是长辈，就说得比较直，说年初四摆喜酒的，不说绝对没有，在我们村也是很多年没见过了，你是不是稍微缓一下？
兵哥说得很客气，说自己就是图个热闹，年初四的时候，要出门的人还没来得及走，要是等到年初六，那就走了一大半了，酒席的场面就要冷清很多。
原来，兵哥的新屋去年十二月中竣工了，却一直没有搬家摆酒，就想着把日子安排在年后，既不和别人家冲突，而来客也会多一些。
兵哥的新屋据说是我们村里最宏伟的一栋别墅，前后花了四百多万，最让乡亲们津津乐道的，就是他家的厨房就花了三十几万。
兵哥自己倒没有什么钱，年轻时甚至还是村里的贫困户，受过别人多少白眼。这栋新房子全是他在深圳开公司的儿子一手操办，如今扬眉吐气了，兵哥自然就想风光风光。
初四一大早，兵哥家就张灯结彩鼓乐喧天了，充气的拱门和气球从家门口到村口，足足排了一里多路。
甚至还专门请了乐队助兴，某个非著名歌手——一直拿着话筒在哼唱着各种说得上名字说不上名字的歌曲戏剧。
兵哥家的宅基地已经全部建了房子，院子只有那么二十来平，自然无法摆下酒桌。于是便在门口一丘干田里搭了个彩棚，里面四条龙摆下六十张方桌，确实是难得一见的大场面。
兵哥父子一直就站在门口，虽然请了帮忙的人做知客，但在农村，为了显得更隆重一些，东家主人亲自帮着迎来送往，会让人更多一份被重视的感觉。
我直到十一点多才来到兵哥家，在来之前还去走了一趟亲戚，亲戚一定要留我吃过饭再走，得知我还要回来喝喜酒时，还表现出一副不可思议的神情，让我这个外人也感到有点尴尬。
兵哥的儿子西装革履，虽然才30出头，却也挺着一个大肚腩，脖子上一条大金链子，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手上又是大戒指又是金表戴着，确实给人一副大老板的派头。
我初略看了一下，六十张方桌几乎座无虚席，应该还在新屋里留了几间雅座，东家眼里尊贵的客人肯定不会坐在菜棚里。
毕竟，虽然是晴天还烧了炭火，但早春的风儿吹起来，还是有点刺骨的寒意，能够坐在雅间里，确实要更舒服。
我对此兴趣不大，随意找了个空位坐下，屁股还没沾到凳子，就听得爆竹机噼里啪啦响了起来，乐队也奏起了欢快的曲目，应该是有贵客光临。
兵哥的儿子大踏步朝前走，一辆迈巴赫停在离他家还有十几米的样子，应该是陷在那里动不了了。
兵哥的儿子走到车旁，恭恭敬敬地弯下腰打开车门，还不忘探出一只手放在车门上。
车上踏下来一直铮亮的皮鞋，然后就有个腰大十围的中年男子走下来，和兵哥的儿子握手。
坐在彩棚里的人群顿时一阵骚乱，随即就是几声惊呼：竟然是朱老板来了，朱老板和兵哥家没有什么亲戚吧？为什么会来他家喝喜酒？
马上就有人回答说：肯定是兵哥儿子和朱老板有交情吧，你看人家两人多热络，只是看神情，兵哥儿子应该还是朱老板的“小弟”级别，要不然也不会那么恭敬地去迎接他下车。
我对这个朱老板一无所知，也就谈不上什么惊讶。倒是旁边的一个大婶嘀咕了一句：
穿上龙袍也不像太子，不知道他记不记得，自己当年被绑在公社门口那棵苦楝树上晒太阳的日子？
一听到大婶嘀咕的这句话，我马上就想起一个人来，眼前的朱老板，难道就是当年的朱大胖？
朱大胖早年曾是对岸村子里的“名人”，从小就偷鸡摸狗挣下了一个恶名。那时候刚从公社改成乡，有了治安队，就把朱大胖给抓到了治安队，当时正是夏天，朱大胖被绑在苦楝树上晒了一个下午。
这个故事一直在我们当地流传，想不到几十年过去，当年的小混混，竟然就成了家喻户晓的大老板，如今更是我们村首富的座上宾！
我和朱大胖不熟，他当年“威名远播”的时候，我还在读书。也是后来才知道，朱大胖虽然臭名在外，其实也没有什么大恶，无非就是家里太穷饿肚子，为了活下去只得偷偷摸摸而已，因此对他也没有什么轻视之心。
只是，曾经的小混混，如今的大老板，就像众星捧月一般地无限风光，和年前吴大哥家寿酒的冷清场面比起来，我心里突然若有所得。突然就明白了，如今的农村，什么样的人才能最受人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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