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发布《消失的文物：吉林市网红大铁桥上曾悬有一块匾额》一文，提到吉林市第一座跨江永久性大桥——吉林市松花江铁路桥上曾悬有一块题写于民国时期的匾额。匾额题字分三部分，中部为“松花江桥”四个隶书大字，右侧为“民国十六年八月”七个小字，左侧落款部位有六个小字，只能辨识第一个字为建，且这六个字又分为两部分，前两字一组，后四个字一组。
文章发布后，得到许多朋友的积极回应，吉林市著名文史学者皮福生老师更是第一时间，将答案告诉了我。据皮老师讲述，当年那块匾额最后落款处的六个字为“建始魏武英书”——题写匾额的不是别人，正是时任吉长铁路局局长兼吉敦铁路工程局局长的民国实业家魏武英。“建始”也与铁路桥施工无关，而是魏武英的籍贯——湖北省建始县。
说起这个魏武英，可谓东北铁路史上一个重要的专家型人物。据记载，魏武英出身贫寒，但从小聪颖好学。后来被在京任职的同乡选送到北京的湖北会馆读书，于机缘的推动下，实现了读书改变命运。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魏武英获得官费留学日本的资格，赴日本铁道专科学校留学深造。期间，魏武英与叶恭绰相识交好，并由其引荐，结识了孙中山，加入了同盟会。
1913年，魏武英踌躇满志返回祖国，担任了孙中山先生的秘书，以其在日本所学，协助孙中山先生制订《中国铁道建设十万里计划书》。当时叶恭绰已出任北洋政府交通部路政司司长兼铁路总局局长，后经他举荐，魏武英也进入交通部工作。1924年叶恭绰出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魏武英被推荐担任了吉长铁路局局长。等到吉敦铁路筹建时，由于最初的中方谈判代表蔡运升（时任滨江道尹）极力维护国家利益，致使日本的许多愿望无法实现，日本满铁方面于是“积极运作”，使中方谈判代表被更换为魏武英，魏武英也从此身兼吉敦铁路工程局局长之职。
在谈判期间，魏武英被满铁行贿（《民国吉敦铁路工程腐败案形成和被查过程研究》），使日本的愿望基本得到满足。合同呈报政府批准时，魏武英又积极斡旋，协助日方以“抽取筹办费”的名义，从工程款中截留和挪用巨额资金，充作张作霖的特别经费以换取张批准合同。在施工期间，由于自己有短处在日方手中，魏武英处处畏首畏尾，未尽到监督职责，任由工程主导权被日方攫取。由于魏武英的渎职，吉敦铁路的工程费用奇高，工程质量低劣，工程管理混乱，最终酿成“吉敦铁路工程腐败大案”。1928年魏武英在获悉将被交通部撤职查办的消息后，畏罪潜逃到日本。
耐人寻味的是，虽然在与日本人共事时，有过不光彩的一幕，但魏武英并非没有民族气节之人。魏武英后来回国，在天津寓居，并与好友兴办工厂从事实业。抗战爆发后，在伪政府供职的旧友游说魏武英出任伪职，被断然拒绝。在京津沦陷后，魏武英宁可颠沛流离，也未做任何有损国格的丑事。另外他的长女韦君宜（原名魏蓁一）1936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时年仅19岁。1939年韦君宜奔赴延安，在我党宣传部门工作，解放后曾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总编辑、社长等职。
经皮福生老师解疑，再次仔细观看那块匾额落款位置的六个字中略清晰的，果然发现第三字应为“魏”的轮廓，最后一字应为“书”的繁体轮廓。
特别鸣谢皮福生先生对本人撰写此文给予的支持和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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