札记

他说，扎根荒芜人烟的海角，用笔开辟另一个“世界”。

原文 ：《劳伦斯：另一个“世界”里的爱》

作者 |常熟理工学院 仇钧

图片 |网络

劳伦斯的名篇《恋爱中的女人》，是一部以“爱”为主题的小说。事中人，经历“爱之难”，目睹“爱之难”，前者是困难的“难”，后者是灾难的“难”。

1915年，一战如火如荼。劳伦斯撰文，公开反战，当时这有悖于英国主流观点。彼时，他刚刚出版了小说《虹》，社会上骂声不断。英国文化界借机炮轰《虹》，称其内容低俗，并查禁没收。更让劳伦斯愤怒不已的是他一度被法庭传唤，不过未有资料证实他是否出庭受审。因他的妻子弗里达是德国人，夫妻因怪异的生活被当局误认为间谍。令他气恼的事情一茬接一茬地压得他近乎歇斯底里。

劳伦斯的性格自有矛盾之处，一方面他很在意这个世界，想以某种方式改造它；另一方面，世界的混乱和荒诞又迫使他无情地拒绝。自由在哪？伦敦令他伤心，英国使他难受，劳伦斯对伦敦这样的大城市从来没有好感。他不喜欢伦敦有几个因素：他是矿工的儿子，出身卑微，手头拮据，要在伦敦混也缺乏根基；尽管《儿子与情人》让劳伦斯一炮走红，但伦敦那帮文人陈见很深，还不能一下子认可他。在《恋爱中的女人》中，他把伦敦写成一群玩世不恭的青年混日子、吃喝玩乐的地方。劳伦斯结交了一伙“厌世”青年，其中有后来大名鼎鼎的作家阿尔多斯·赫胥黎。这群人向往世外桃源，欲出走英国。劳伦斯首先想去美国弗罗里达。临行前，他突然改变主意，带着弗里达直奔英国的角落康沃尔去了。他说，扎根荒芜人烟的海角，用笔开辟另一个“世界”。

摆脱“现实”，重塑自由

《恋爱中的女人》讲述了两对情侣，分别是伯金（Birkin）与厄休拉（Ursula），杰拉尔德（Gerald）与古德伦（Gudrun）。姐妹厄休拉和古德伦皆清高、孤傲，一个担任学校教员，另一个是艺术家，她们虽然已到谈婚论嫁的年龄，苦于在婚姻和浪漫之间无从选择，只能“无聊独倚门”了。小说的开端，厄休拉和古德伦闲聊婚姻和爱情，如此的开头很容易使人想到劳伦斯的前辈们的小说。爱是什么？“爱是一个陈词滥调式的词汇！它不应该被轻易地挂在嘴边。”此系该小说主角伯金的观点。这是一个具有劳伦斯气质的人物，他心仪的是一种自由自在、不受约束、存有自我的爱，用他的话说，就是纯真之爱、“无我”之爱。

1921年，《恋爱中的女人》刊布之初，曾引起不少议论。评论家觉得劳伦斯笔下情色的描写有“失控”之嫌，而且触及“男风”的禁忌。其实，那些有关情与色的描写并非低俗，少有撩人的欲望。恋人间的“亲密”接触，也无涉“感官快感”。仿佛他们不为满足欲求，而是回归生命的初始。全然不似茅盾《子夜》里的男男女女——打情骂俏里尽是清雅孤僻之人不屑的“活色生香”。劳伦斯用无休止的、抽象的、晦涩的词藻，反复叠加，使读者的心境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另外，该小说中的人物似乎都心有旁骛，无暇顾及事业，就像古德伦，未见她为艺术创作焦虑、彷徨过；也未曾见杰拉尔德巡视厂房，看看机器是否运转正常，更没有见到他与某个管事商量日常事宜和生产运营。他们的事业那样轻松、简单，顺风顺水。劳伦斯当初的写作目的，本就是要创作一篇脱离“现实”的作品。换句话说，伯金、厄休拉、杰拉尔德和古德伦尽心尽职地履行了劳伦斯赋予的“使命”：摆脱“现实”，重塑自由。

创造了另一个“世界”

百年前，劳伦斯的粉丝们为了饱览此书全貌，生怕遗漏一字，可是吃尽苦头。他们需要忍受劳伦斯的絮絮叨叨、长篇累牍的对话。批评家弗·雷·利维斯（F.R.Leavis）曾说：“非有坚定的毅力和崇拜，辅以审慎的眼光，绝不可能卒读。”又如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苦叹：“如此篇幅，一口气看完，很难。”《恋爱中的女人》之难读，一方面在于人物描写和故事情节缺少世俗伦常，故显得乏味枯燥；更为重要的是几个人物反反复复的纠缠、疯疯癫癫的行为和令人费解的冲动，也倒了读者的胃口。杰拉尔德和古德伦，二人疑似着魔，心中都有遏制不住的冲动。童年的杰拉尔德曾经误杀其弟，可能潜意识中有着嗜血的倾向，他当着古德伦的面，把兔子扔到地上，在古德伦看来，这完全是野蛮与疯狂。然而古德伦似乎也受其影响，在河边，她面对水牛，手舞足蹈，晃动双胸，步步向前，直抵牛角。牛恍如梦中，低着头，垂着眼。激荡的电流从古德伦胸部汇向手指。当手指触碰牛角时，一丝如惊、如恐、如醉、如痴的快感忽然而至。这对情侣，如此这般的性格，如此荒诞的行为，说爱就爱，说恨，就恨个痛快。他们的结合，注定是一场灾难。在小说结尾处，他们在阿尔卑斯山提洛尔（Tyrol）滑雪，古德伦与德国教授有说有笑，杰拉尔德心生怨气，心火激增，嫉妒时时刻刻燃烧他脆弱的神经，在悬崖边，他与教授拳脚相向，古德伦上前帮忙，和杰拉尔德相互撕扯，后来恍惚中的杰拉尔德摔落悬崖。这样的疯狂行为的确令读者吃惊于劳伦斯的意图。他所说的另一个“世界”，竟然如此不堪承受。

劳伦斯创造了另一个“世界”，但这个世界令人厌恶。批评家约翰·沃思恩（John Worthen） 在《劳伦斯与小说的观念》（D.H.Lawrence and The Idea of The Novel）中写道：劳伦斯有着“厌世情绪”，这种情绪足以毁了他的才华——总不能从愤怒的人类中创造小说吧。当然，劳伦斯并非故意这般恶意，当他创作《恋爱中的女人》时，他愈发感到与英国社会的疏离。劳伦斯在该小说的前言中写道：该小说旨在记录作者本人的欲望、渴求、斗争，一句话，就是记录我的一段最为重要的经历。从劳伦斯的书信集中，可知1915年前后，劳伦斯钟爱惠特曼、尼采、哈代、理查德·杰弗瑞（Richard Jefferies）等人的书籍，这些作家、哲学家的思想在彼时相当契合他的心境，他也想尝试以新的手法，创作一部具有哲学意味的小说。评论家保罗·德兰尼（Paul Delany）在《劳伦斯的噩梦》（D.H.Lawrence’s Nightmare）中表示，《恋爱中的女人》堪称劳伦斯一生中最具思想性，形式上最完美的小说。该作品脱离了传统欧洲文学那种以故事、情节为宗的创作风格，而更加偏向美国文学，以象征的手法塑造人物。

从矿工的儿子到“预言”式的作家，从《儿子与情人》到《恋爱中的女人》。劳伦斯以前者向吞噬他自由的母亲宣战；以后者创造一个“厌恶”的世界以抛弃被恶魔吞噬的母国。那么，伯金所言的“爱”到底是一种需求呢，还是“救赎”，抑或是文明的回归呢？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890期第8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王立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