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秋，丁玲和50年前的“死对头”沈醉在北京相遇相识了。

50年前，沈醉是国民党军统局上海特别组组长，而丁玲已经是加入我党的著名作家，她的作品写作风格大胆鲜明，屡屡揭露旧中国的黑暗现实。

也正因如此，沈醉早就盯上了丁玲，费尽心机欲置丁玲于死地。

不过奇特的是，这样两个水火不相容、你死我活的冤家对头却从未见过面。

一直到50年后，北京太平桥大街全国政协礼堂举行了一场会议，文化组的政协委员们组织学习讨论，丁玲和沈醉才最终相遇。

这时，时移世易，两个人的身份、立场可以说是发生了巨大转变。

这次会议的文化组组长由丁玲担任，而不知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必然，沈醉恰巧被安排在了丁玲的组里，这不可不谓是“冤家”聚头。

会上，这对“冤家”的表现却令人出乎意料，昔日的仇敌如今心平气和地坐了下来。

在小组发言中，丁玲作为组长，第一个踊跃发言，并在发言中首先提到了沈醉，她说：

“我最近看了一本书，是沈醉写的《我这三十年》。这本书写得好，写得很真实。”

话音一落，小组成员便将目光齐刷刷地投向了角落，此时的沈醉已年近古稀，正双手拄着一根拐杖，坐在那里，专心聆听丁玲的发言。

丁玲最终给出的评价是：“沈先生这本书，他把思想改造的过程写得很具体，很生动……”

会后，人们陆续走出了会议室，丁玲和沈醉却十分默契地都没动。

直到人都走得差不多了，沈醉才撑着手中的拐杖，率先站了起来，慢慢地朝着丁玲的方向走去。

这时，丁玲才终于清楚地看到了沈醉的面容。

她有些不敢相信，眼前这个笑容可掬，带一副眼镜，俨然一副学者风范的人和国民党里那个鼎鼎大名的军统大特务是一个人。

而就在丁玲愣神的片刻，拄着拐杖的沈醉已经率先走到了丁玲面前。

刚一走过来，沈醉就冲着丁玲施了一个礼，而后满怀歉意地说道：

“丁老，我的那本书出来后，一直想送您一本，但又怕您不原谅我，没想到您先看到书了……过去，我对党和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也对您犯下了罪……”

而沈醉的话音未落，就见丁玲摆了摆手，打断道：

“这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一切都要向前看，我们不是已经走到一起来了吗?我希望你多写，把你的经历都写出来，也欢迎你到我家里去做客。”

也就是在两人的这次交谈中，一段50年前的往事浮现出来。

50年前，也就是1933年时，“丁玲失踪”曾震动上海，震动整个中国文坛，而丁玲后来在《南京囚居回忆》一文中也讲述了那段为期三年的囚徒生涯。

而从沈醉的口中，丁玲才知道：50年前，她的名望与影响，一早就引起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高度关注。

当时，即便是国民党中统特务不抓她，以戴笠为首的国民党军统特务也会把她抓走。

换句话说，她当时已经处在中统和军统特务的双重监视之下，可以说是插翅难逃，只是她自己一直未察觉，还以为是疏忽大意才导致被捕。

1936年，丁玲在宋庆龄、鲁迅、蔡元培等人的营救下，终于逃离南京，奔赴陕北，并受到毛主席的热烈欢迎。

毛主席对丁玲这个湖南女作家颇为看重，而丁玲也在毛主席的鼓舞下，投身根据地的革命斗争，以文艺的形式积极反映了我党我军和人民群众火热的斗争生活。

那段3年的囚徒生涯带给丁玲的痛苦和麻烦在后来显现出来。

而沈醉，在解放后，作为一名战犯，同杜聿明、宋希濂等在北京功德林监狱和秦城农场接受改造，并于1960年获得特赦，担任中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专员，重新做人。

他的那本获丁玲称赞的《我这三十年》，讲的正是这段经历，也算是沈醉写的一本回忆录，在1982年出版。

一年后，丁玲见到沈醉，终于得知当年自己被捕的内幕。

她也没有想到，自己得知这一内幕，竟然会是50年后，而且还是从当年想方设法欲加害逮捕她的军统上海特别组组长沈醉口中得知的。

不得不说，历史就是这般变幻莫测，令人顿生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