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完《我的二本学生》之后，黄灯觉得自己还有好多话没说完。直到《去家访》完成，关于“二本学生”终于有了完整的表达。
黄灯对这群学生“到底怎么成长起来的”一直有迫切的好奇。她认为在讲台上远不能充分了解学生。于是从2017年暑假开始，黄灯便与学生约定，到他们成长的地方看看，迈出她作为教师的新一步。
随后5年，黄灯家访的足迹涉及云南、广东、湖北、安徽等地，动车、高铁、大巴、摩托车载着她，从城市到散落在山海之间的乡村中去。如果说《我的二本学生》是对学生整体性的观察，那么《去家访》则更关注个体的成长脉络。
作者 |刘车仔
编辑 |腾宇
题图| 《二十不惑》
第一次家访是在云南腾冲高黎贡山旁的村庄，她看到了学生章韬在微信里晒过的，高高的向日葵和远处的蓝天。她看到了学生背后的具体的土地、那些养育他的面孔和一个家庭的韧性。这让她更了解，二本学生不是被悲观和灰暗包裹的群体
在学生正敏家，她看到了正敏无意识保存的一盒已经空管的知心牌中性笔。正敏家里那栋崭新的房子，一砖一瓦都由她的妈妈范氏碧徒手建起。了解到这些细节那一刻，黄灯感受到“电击般的触动”：一个农村女孩到城里上大学，背后可能是以另一个生命付出所有为代价的接力。在正敏身上，黄灯第一次意识到家访的意义——如果不抵达现场，这些湮没的场景，这些正敏永远不会提及的细节，将遮蔽在“我”的视线之外。
多年行走，使她意外地发现了学生身上被遮蔽的力量，发现了深藏在乡村和传统家庭里那些课堂之外的“教育资源”。这极大地缓解了她对学生“何以安家立命”的困惑和焦虑。
01
学生的“灯哥”
家访似乎是个前互联网时代行为，与黄灯身上某些“古老的天真”重合。在黄灯的记忆中，身为中学教师的父亲，总是会在开学季之前去学生家看看，其间所收获的信任和沟通，让她印象深刻。
去学生家里看看，就成了她当老师之后的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然而，由于学生家里路途遥远，有时候时间也很难对上，家访一般在寒暑假和周末抽空进行。
在程序固定、学生与老师界限分明的大学，一个对了解学生、看见普通人充满兴趣，并且真正身体力行的老师，对学生来说是很特别的存在。每一届都有许多学生找她聊天，倾诉烦恼。采访中，我也忍不住和黄灯说，“如果我是学生，一定很想让你也来家访”。
在日常交往里，学生会叫黄灯“灯哥”，因为湖南女性没有专门的称呼，对女孩也叫哥哥。（图/受访者供图）
实际上，每次采访黄灯，我的角色总不知不觉变成了学生。在她面前，我自然而然地成了那个表达欲旺盛的人。同黄灯打过交道的人，普遍有一种感觉，她身上的亲和力并非来自于人际交往上的游刃有余，而是因为毫不设防的耿直，对人一视同仁的真诚。因此她总能收获学生的信任。
去学生浩天家的时候，浩天没等黄灯发问，便主动提起自己离开家乡的原因，是自己情感取向的问题。紧接着倾诉自然而然地展开。在一些学生家里，初次见面的家长便亲热地拉着她聊天，这样的坦诚和信任让黄灯讶异。但对熟悉黄灯的人来说，这样的信任毫不令人意外。
林小静的妈妈对黄灯一见如故。骑摩托车去茶园的路上，小静妈妈一直拉着黄灯的手。（图/受访者供图）
在中山大学读博期间，黄灯便在文章里痛苦地审视自己与精英式学术圈的关系，“工厂经验”和农村经历是她的底色。作为从小在传统农村家庭温暖浸润下长大的70后，她天然地和学生背后的家长有共同经验。家访过程中，她才发现，这是不少学生第一次和家长们坐在一起这样聊天。黄灯的“闯入”好像在这个家庭内部接通了一个转换器，在很短的时间内让学生和父母之间交换了看问题的角度，从而找到了某种互相理解的途径。
我开玩笑说，年轻读者好像把黄灯当成了赛博妈妈，她爽朗地笑了。她理解这种感觉，《我的二本学生》出版之后，黄灯在跟年轻读者交流的时候，也发现了“其实年轻人特别希望有人听TA说话，能够讲讲自己的难处和迷茫，不管你能不能帮助他”。这份理解的渴望，是一种不仅局限在同龄人同温层的交流，更是一种对原生家庭代际隔阂的弥补。
“现代的年轻人很不容易，他们本身面对的挑战特别多，不要动不动去谴责他们或者是高高在上地说教，他们真的很需要过来人倾听一下自己。”说到这里黄灯的语调提高了，“我们把这样一个世界交到年轻人手中，这是成年人应该反思的。”
02
托举二本学生的家庭
去到学生家，黄灯对农村家庭培养出一个大学生有多难有了具象的感知。她看到了每个家庭劳动的过程，那种冲击不言而喻。
“他们要不停地干活”，在流水线密布的庞大物流车间里，学生魏华的爸爸重复着把快递从传送带上取出放到不同区间的动作，有的快递很大，需要不少体力；廖文瑜的妈妈在照顾家庭的同时，不停地靠织渔网获得微薄的报酬。周末双休的概念与他们无关。文瑜印象中，修自行车的爸爸只有在春节前后几天才休息。
早亮妈妈一天的劳作，始于深夜两点多，好赶在早场6点前，将冒着热气的豆腐拉到菜场；8点钟左右收摊，料理鸡鸭和家务之后，在下午再次出摊；下午回来后，还要继续采买明天所用的材料。一天下来，早亮妈妈工作超过15个小时，“但在任何官方表述中，一个农村劳动妇女，她们边界不清的付出，都难以有清晰、确定的统计”。
实地的抵达，让黄灯直观地看到，这些父母到底做什么样的工作，收入大概多少才能把一个孩子撑起来，“虽然说一个二本学生好像在别人眼中不怎么样，但是对那些孩子来说，其实已经是一个特别好的结果了，也是他们父母竭尽全力才能够达到的一个水平。”
但现实情况是，一个家庭竭尽全力的托举、一个学生从小到大拼命读书，好不容易培养出了一个大学生。可他们到了大学校园之后，却发现大学可能学不到真正的东西，“稀里糊涂拿个文凭，真的太浪费了”。
从在F学院任教开始，黄灯便为学生的整体情况感到担忧。社会的容错空间越来越小，以至于学生们总是充满焦虑，内心里从来没有过真正的安宁。但另一方面，他们对世界发生什么无动于衷，内心特别迷茫：“对于自己到底在社会上如何自处无所适从，比如该如何与人相处，我的优势在哪里，我适合什么样的职业，等等”。
学生们每一步都像是被外部的焦虑和标准推着走，而不是自己：“作为一个个体的人，学生自我成长的力量是不够的。”黄灯一直在思考，在当下大学教育考核常态化、管理表面化的环境下，如何引导这些个体获得真正成人的力量？
所谓成人的力量，即面对社会并学会自处。这包含一些黄灯认为的核心素养，即思考、表达、行动。因此，在此前的教育经验里，黄灯格外注重写作课，从F学院到如今在深圳职业技术大学，黄灯一直坚持把非虚构写作坊办下去。
她鼓励学生通过非虚构的方式把自己的处境写出来：“人如果要真正长大，就一定要赤城地面对真实的自己”。学生张正敏在一次黄灯的分享活动中听到这句话，触动很大。此前她一直觉得自己与越南妈妈的身份有难以廓清的羞耻，后来她开始以越南新娘为题进行写作，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自己的真实现状。
慢慢地，正敏开始真正感受到真实表达是有力量的。黄灯觉得，把自己是怎么来的这件事情表达出来，也是一种很大的释放，是对自身的清理。
日常教学里，黄灯也有意识地让平时沉默的学生多开口表达，让他们找到自我的存在和位置。她在讨论课前布置题目让学生准备，不允许学生敷衍过关。她认为，当学生习惯了在几十个人上百个人的教室里表达自己，以后便不会怯场。她也尽量避免灌输知识，而是引导学生有意识地把自己置入与历史的联系当中，拓宽他们对世界和历史的理解，而不只看到眼前的东西。
这些都是黄灯认为大学教育应当做到“给学生注入力量”的实践。但另一方面，当回到二本学生出生、成长的地方，黄灯意识到，她也许忽略了这群学生身上本来具有的能量。
在早亮家里，黄灯发现，这个平常在课堂上文弱、缄默的男孩，流露出了野性、张扬的一面。黄灯看着他在家里主动承担劳动，在红薯地麻利地收割，在厨房里快速制作出一盘美味的鸭肉，和家人聊天中也显得活泼自信。
这让她想到了《拒绝成年》这本书，“我会觉得现在的学校教育其实过于强调了知识单一的书本知识这个层面，他对社会实践劳动生产，包括正常的真实的社会交往，其实都是有很大的欠缺的”。
作为70后，黄灯生长于一个被儒家文化浸润的传统大家庭。她在走访中看到的学生家乡的情景，唤起了她回忆中人们参与劳动质朴的充实感。中小学时期的每个寒暑假，黄灯都和其他小孩一样，参与父母在农田里的劳作，“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劳动教育，会让你有刻骨铭心的感觉，对父母的辛苦会有切身的感受”。
实际上，写这本《去家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她想把自己观察到的这些二本学生真实而具体的一面写出来，让人们看到“一个穷人的孩子要面对的事情特别具体，特别复杂，也许他们没有城里的孩子见识广或者拥有学术素养，但对于植物的认识、对季节的轮回，这些农村的孩子可能就会感触更深一些”。
无论如何，不管这些孩子来自什么样的家庭，来自什么学校，黄灯觉得，社会应该给他们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给他们注入一些激活自身的力量，而不是损耗他们。
03
乡村的可能
在现代化进程中，随着城市生活成本提升、工作机会越来越有限，融不进城市的年轻人有了“回村”的趋势。多年来，学生们“何以安身立命”的问题，一直是黄灯最深切的忧虑，而这些忧虑在家访过程中有了安放的可能。
她目睹了学生黎章韬回到村里，将木坊经营得有声有色之余，还能陪伴外婆，尽一份孝心；学生何竞军的同学牧兴也选择回到小镇开琴行，更低的生活成本和压力，让他似乎有了一圆音乐梦想的希望。
写《我的二本学生》的时候，黄灯会把学生能不能在大城市立足，当成能否兑现大学含金量的一个标准。后来随着家访的深入，她看见了越来越多回乡后找到人生支点和乐趣的学生，这让她非常欣慰。
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回流，这可能预示着一种新的社会结构的形成。但她觉得年轻人返乡不能单打独斗，需要抱团，形成更大的力量，才能扎根下去。
在保留了浓厚潮汕文化的潮安县，她感觉到乡村与传统里存在着许多能够被重新激活的力量。村落文化以真切坚固的实体存在，渗透在日常生活当中。单单泡茶一件事，就体现出多子女家庭之间的互助和相处、对长辈的礼节，这也是为什么她普遍觉得潮汕的孩子普遍更懂人情世故，气质里更温柔笃定的缘故。
另一方面，黄灯发现宗族观念也会让年轻人感觉矛盾和窒息。“父母把孩子送到大学去读书了，孩子反而离自己越来越远了”，而年轻人也很无奈，觉得自己得不到理解。
黄灯认为，这表面上是一个代际问题，实际上却是社会问题的家庭化。随着城市发展和人口迁移，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层，市场经济发展下的内卷以及独生子女家庭迎来养老问题，各种压力被挤压到家庭内部空间。家庭成为多种意识形态共存、重组最为激烈的场域。她觉得亲子双方应该停止互相指责，而是多一些理解。
总体而言，相比起《我的二本学生》中的悲观和无力，黄灯试图在《去家访》中建构一些可能性的图景，正如这本书的序言所说的，“抵达、看到与安放”。
但当我问及是否对二本学生的处境豁然开朗了，黄灯依然抱持着谨慎的态度：“其实我内心还是很纠结、很沮丧，对于二本学生处境的整体看法，并没有改变，只是想通过这些个案的写作，让大家看到这群学生如何面对现实，如何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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