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称赞刘伯坚是““我党我军政治工作第一人”。之所以主席会如此称呼，是因为他为拯救中国，与他夫人一同投身革命，为革命，他们又亲手将三个儿子拱手相让，并壮烈地死于敌刀之下。

1979年，刘伯坚和他的妻子逝世44年后，三兄弟才第一次重聚，而最小的儿子自愿到乡下务农，以回报他们对他的养育之恩。

1930年，刘伯坚带着满腔的希望重返中央苏区，投身于反“围剿”斗争。

然而，因五次“围剿”的失利，红军被迫进行了战略转移，刘伯坚与他的夫人则继续进行游击战争。

国民党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斗争也越来越困难。1935年3月，刘伯坚所部被敌军围困于江西省信丰县的唐村山，双方发生激烈的战斗。

战争一结束，刘伯坚就被迫国民党反动派拿着皮带上街示威，以此来威胁民众。刘伯坚受了这么重的伤，仍然高昂着头，毫无惧色，这也充分显示了共产党员宁可死也不肯屈服的英勇精神。

在监牢里，刘伯坚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于是写下《带镣行》，并为自己的亲人写下一封“绝命书”。

他在给嫂子写信时说：“我为中国而活，为中国而死，所有的全部是任其罢了。我只希望，我的三个孩子，在我死后，能由你们来照顾。

过了几天，他又给妻子写了一封遗书：“希望你一定要为中国的革命而奋斗，不能离开革命的前线，并且要竭尽全力，把三个孩子抚养大，把我的革命生涯延续下去。”

刘伯坚死后不久，王叔振就是在未经审讯的情况下，于某夜被捕，于荒野中被杀。夫妻俩谁也不知道，却在奈何桥上相遇了!!

他们的长子刘虎生，从小被舅舅收养，后来舅舅死了，全靠舅妈梁凤笙一个人带大，日子过得很艰难，时常饥一顿饱一顿，1935年刘虎生八岁那一年，他的舅妈一回家就把自己锁在房间里，过了很久，她抱住刘虎生，大哭一场，说刘伯坚牺牲了。

梁凤笙当即把他送到警察局，改名为“王富生”，让他别把自己爸爸叫刘伯坚的事说出去，尽量少外出。更让刘虎生伤心的是，没过多久，他的妈妈也死了，就这样他成了孤儿。

1937年，曾和刘伯坚一起工作过的苏进去西安处理公务，向周恩来汇报了刘虎生住在西安的舅妈，周恩来当即派人将刘虎生接回延安。

陈云在延安初见刘虎生，见他满面尘土，便送了他一条手帕、一瓶牙膏、一盒牙粉，并对他说，刘伯坚生前很讲究个人卫生，西装笔挺，系着领带，要象你父亲那样，一生都要得干干净净。从那以后，刘虎生虽然衣着朴素，却始终保持着整洁。

每到周末，陈云就会带刘虎生去他家吃饭，当然，他也不会少吃红烧肉，一直到陈云因为营养不良，腿都肿了，老司务长才不好意思地向刘虎生坦白了实情。

从此，刘虎生不愿到陈云家里去吃红烧肉了，反而用功读书。

在延安四中上学时，刘虎生了一场坏血病，起初他一个人扛着，但由于当时的医疗水平，一开始并没有查出什么问题，病情加重，到了和平医院，心跳都快停掉了，这才被告知要做好善后工作。

陈云、蔡畅闻讯赶到了医院，身边还跟着毛主席的私人医生阿洛夫。斯大林派出了阿洛夫，他有丰富的经验，很快就确定了这是一种坏血症，马上准备给病人输血。延安四中的学生踊跃捐血。

刘虎生从鬼门关走了一遭，他知道，延安的领导是他的救命恩人，在失去父母的情况下，在这里他得到的疼爱却丝毫不逊色于父母，后来把他送到了苏联，成了国家的栋梁之才。

另一个孩子熊生只有四十来天，就被送走了。那时，王叔振得到了中央的指示，要她为苏区中央局秘书科长。看到这份调令，王叔振首先考虑的是，要不要把熊生送到瑞金，或者干脆把他养大。

王叔振思前想后，终于下定决心，把这个孩子送给别人，对她来说，革命的事业远胜于自己的儿女。

为了苏维埃的胜利，她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孩子，对自己的儿子，她所能做到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给他找一个好的家庭。

最适合的人是区苏维埃政府的秘书黄荫达，那时他们夫妻刚生了个女儿，还能喝奶，这对夫妇不但人品不错，而且在政治上也很靠得住。

可是，熊生刚离开不到一个月，黄荫达就被害了，他的妻子邱满菊也因过度悲伤而断奶，熊生也只能在艰苦中慢慢长大。

中央有关部门对刘伯坚的三子进行了大量的找寻，最终于1953年熊生被发现。但是，当中央政府提出要把熊生带回北京和他的兄弟们团聚的时候，熊生坚决不同意，理由是养母把自己的孩子卖掉，全是因为他，如今的她他也愿意放弃大城市的生活，去当一个农夫，陪着养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