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与历史的“接合”：《觉醒年代》同人文群体的历史书写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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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历史剧《觉醒年代》在LOFTER平台掀起了同人文历史题材的创作热潮，提供了中国本土同人文群体参与历史书写实践的案例。本文通过网络民族志、文本分析和深度访谈等方法，探析数字时代同人亚文化群体参与历史书写与社群维系的新机制。研究发现，同人文群体通过“穿越”情节设计、“代入”式想象和“萌化”编码等亚文化方式展开历史书写，同人群体在遵循平台逻辑和主流价值观的框架下展开对话协商、凝聚情感；同人文社群发展、商业逻辑、互联网治理和历史情境互嵌整合，形成情感与历史的“接合”，维系着同人文社群的有序运作。然而，同人文社群历史创作的可持续性还面临着不确定性。本研究有助于审视公众历史书写在数字时代亚文化平台中的可能性机制，以及在中国网络亚文化情境下的创造性转化。

作者简介

王润，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于东林，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数字时代青年红色记忆实践中的国家认同培育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1CXW022） 阶段性成果。

一

研究缘起与问题提出

作为一部现象级的建党百年历史剧，《觉醒年代》讲述了1915年袁世凯复辟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壮阔历史，并借陈独秀、李大钊等革命先驱之口，诠释了中国历史的趋势和走向。可以说，《觉醒年代》不仅在讲述着一段历史，也在渗透着一种思想或观念，这不仅影响着公众如何回忆过去，还关系着社会共同认知和思想秩序的形成。《觉醒年代》经由革命历史剧展开的党史学习教育，自然地引发了学界对主流话语如何建构历史的影视分析和叙事解读（张磊，2021；陶庆梅，2022），而本文则关注《觉醒年代》引起的亚文化社群的反响。

与以往同题材影视剧不同，《觉醒年代》并非一场官方历史话语的单向输出，而是引发公众积极的回应，甚至在主流边缘的亚文化圈层引发了强烈的共振。亚文化群体充分发挥自身在历史书写和传播中的能动性，以独特的风格进行文本二次创造和意义再生产。Bilibili、豆瓣等亚文化社交平台上，基于《觉醒年代》的衍生创作不胜枚举，其中颇为瞩目的是国内知名同人创作平台LOFTER（乐乎）上展开的同人文写作。在LOFTER上搜索“觉醒年代”，截至2022年7月20日，相关同人作品已获得3094万浏览量，超过3万人参与同人创作，热度最高的同人作品点赞量超10万。经初步观察分析后发现，《觉醒年代》的同人文与以往粉丝文化的娱乐取向不同，诸多同人文都以历史题材为书写主题，且交织着艺术想象、历史回忆和情感抒发。从这一意义上说，该同人文写作亦可视作新媒介空间中公众参与历史书写的新实践。

同人文群体的历史题材书写有以下三个特殊之处：第一，作为一种典型的亚文化群体，素来在小众娱乐领域“自嗨”的同人群体却主动参与到主流历史的书写与阐释之中，体现着同人亚文化的转型；第二，同人群体的历史书写是“自下而上”的民间书写，与传统历史书写以男性为主不同，同人亚文化群体往往以女性为主，该群体亚文化与历史题材的结合重构着传统的历史书写方式；第三，同人群体的历史书写依托于LOFTER这一新媒体平台展开，商业属性的亚文化平台对历史书写和公众历史价值观可能会产生影响。

基于以上三点特殊之处，本研究以公众历史书写和亚文化传播为核心理论，探究同人亚文化群体在新媒体空间的历史书写何以可能，尤其关注同人创作者如何展开具有亚文化特征的历史书写？新媒体平台对亚文化社群历史书写意味着什么？这样的历史书写是否会带来历史的重构甚至是历史虚无主义，以及维系同人群体参与历史书写的社会机制究竟是怎样的？

二

公众历史书写、历史重构与

亚文化社群维系

（一）公众历史书写与新媒体互动

公众史学（public history）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兴起的解读历史的新视角。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凯利（Robert Kelly）1978年在《公众历史学家》（The Public Historian）杂志的创刊号发表《公众史学：起源、特征及展望》一文标志着公众史学的发端。他提出“公众史学”的定义与历史的实用价值，将历史从学术界的神坛降下来与普罗大众产生关联，并推进公众史学家发挥专业能力，参与公共进程（Kelly，1978）。公众史学强调让公众参与到历史的建构之中，改变了以往经典历史学自上而下的“大历史”叙事风格（Grele，1981；Jordanova，2000）。此后，有学者以口述史学方式参与历史，强调口述历史与公众史学应积极地对话，使公众与职业史学家共同形成“共享权威”（Frisch，1990），与卡尔·贝克尔（Carl Becker）所称的“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的认识相呼应（贝克尔，1935/2013）。公众历史书写这一理念与20世纪80年兴起的“记忆潮”有诸多相似之处，两者都强调自下而上的历史叙事和记忆建构（哈布瓦赫，1992/2002；丘比特，2007/2021），赋予历史更生动的理解和更全面地参与 （Glassberg，1996；Olick & Robbins，1998）。

公众历史书写的广泛推广与网络数字化技术的普及有着密切的关系。互联网出现早期，历史学家就展开网络数字化应用的探索，实现历史资料的数字化储存、浏览和使用（Rosenzweig & Cohen，2005 ；Weller，2013）。尽管早年的数字化运用缺乏有效的对话和互动，但开创了Web1.0时代历史资料数字化的先河。以博客、YouTube、推特、维基为代表的Web2.0时代催生了公众历史书写和网络高频率互动，网络的开放性、互动性和超链接属性赋予了公众参与历史书写的可能（Foster，2014；Gardner，2010；Ho，2007）。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开展引介公众史学和公众历史书写相关的研究视角（李娜，2019；钱茂伟，2014；王希，2010） ，公众史学从三个维度解决史学与公众的关系问题，即书写公众历史、让公众参与、写给公众看，赋予公众以历史的话语权（王艳勤，2013），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公众积极参与历史的生产和传播成为现实（陈新，2013）。这种自下而上的公众史学观与新媒体技术的结合，使本文可以从新的视角认识数字时代网络社群内部历史题材书写这一新现象的特征和机制。

（二）公众历史书写对历史的重构与迷思

数字技术和网络互动背景下，公众历史书写改变了以往经典历史的写作方式，形成对经典历史的重构，同时满足公众史学创立之初提出的发挥公共价值的职责（Kelly，1978；Tyrrell，2005） 。不同学者对于公众历史书写重构经典历史的影响有着不同的认识，但大部分学者给予较为乐观的态度，认为公众书写有助于历史议题的多样化呈现，形成与公众记忆的关联，促使历史知识的建构和传播（Glassberg，1996；Noiret & Cauvin，2017 ）。詹姆斯·加德纳（James B. Gardner）对公众历史书写的认识更为激进和乐观，并提出“彻底的信任”的理念，旨在通过开放式交流培养公众，在网络上采取冒险行为让公众决定公众史学的未来（Gardner，2010）。还有学者从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视角，审视公众历史书写挑战经典历史的权威性，提供为边缘群体发声的可能性（Green，2018） 。总之，受美国历史学实用主义模式的影响，西方公众史学遵循“有用的历史”观，主要宗旨在于践行历史在社会层面的应用、多元化建构和公众参与，具体体现在博物馆研究、历史保护、档案教育等领域（Conard，2015；Groot，2009；Tyrrell，2005），从而推进民主化和社会改革议程（Kean & Martin，2013 ）。

另外，也有少量学者对公众史学持谨慎的态度，他们关注到相关历史议题的特殊性，认为公众历史书写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存在一定的难度（Thelen，1995），以及从历史书写可能存在的风险和挑战进行思考（麦克米伦， 2009/2021）。此外，由于受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 对历史真相的捍卫和客观历史分析方法的影响，近代史学逐渐将非理性和情感因素从历史书写中剔除（Rosenwein，2002；王晴佳，2018），历史学界内部对公众史学有着认识上的分歧。但总体而言，西方史学界对公众参与历史持较为积极的态度（Gardner & Hamilton，2017），较多以新媒体和数字技术作为考察的路径和实践方式，较少论及商业资本、社会权力因素对历史书写带来的影响；同时受自由和多元价值导向的影响，公众历史书写的历史价值观、政治立场等议题较少被论及。

国内学界在引介西方公众史学和公众历史书写理念的同时，指出自媒体时代到来对历史学专业带来的机遇大于危机，公众史学为公众提供适应新环境、易于接受的作品（陈新，2013；杜嘉慧，2021），这类看法与西方对公众史学数字化转型的观点类似。当然，有学者在对比中西方的公众史学发展脉络后呼吁，各国公众史学应植根于各自的历史文化，中国历史学界应建立适合本国历史传统和文化语境的公众史学体系（李娜，2014）。考察公众历史书写对历史价值观的影响，是国内学者关注公众历史书写较为独特的研究议题。一方面，有学者以历史意识和历史反思的视角指出，公众史学并不会消除历史学家的权威性和专业性（陈新，2012；李红岩，2020）。另一方面，对新媒体背景下的公众历史书写发出了警示，认为公众历史书写在丰富历史写作多样性的同时（Yang，2010 ；黄顺铭，李红涛，2015），也需要关注公众史学书写的争议性问题（孟钟捷，2014），以及后真相时代事实与情感的交错带来爱国主义教育的困境（赵丽涛，2019）和历史虚无主义泛滥对青少年历史价值观的影响（尤学工，2021）。因此，同人亚文化社群的历史书写与一般的公众历史书写有何异同，以及这一社群的历史书写对公众历史意识和历史价值观的影响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三）同人文化、网络亚文化与社群维系

“同人”并非汉语词义所指的“志同道合的人”，而是与西方的“Fanfiction”、日本的“Doujin（どうじん）”相对应的亚文化概念，指“爱好者们源于特定的共同热衷（明星、影视制品、文学作品、工业产品等），基于原有文本或原型进行的再创作文本”（曹冉，2013；何旻，2017），包含文章、视频、漫画等多种形式，本研究中的“同人文”即产出形式为文章的同人作品。西方语境中的同人小说（fanfiction）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星际迷航》等科幻作品，粉丝依据原作人物或背景进行再创作的“参与式文化”，成为研究粉丝和亚文化群体意义再生产的重要概念（詹金斯，1992/2016）。从历史渊源上看，中国大陆的同人文化与日本“Doujin（どうじん）”渊源更深，并与以动漫、漫画、游戏为代表的日本“二次元”（にじげん）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二次元作品通过互联网传入中国，并在国内生根发芽，此后由于中国政府对动漫产业的介入、文化系统差异、资本运作等因素，二次元的概念边界变得模糊，演变为涵盖网络小说等更多外延的“泛二次元”文化，成为与主流文化相对独立的次文化体系（何威，2018）。中国的同人创作更多表现为二次创作，但不仅限于日本二次元作品为原作文本，真人影视剧、小说文本、明星本人等都被纳入二次创作的基础（刘书亮，朱巧倩，2020）。

同人文化是网络亚文化的形式之一，在历经伯明翰学派认识到的亚文化所具有的边缘性、抵抗性和被收编的基础上（霍尔，杰斐逊，1976/2015 ；胡疆锋，陆道夫，2006），有学者认为网络亚文化只不过是“无关政治、远离主流意识形态的纯娱乐文化”（斯威特曼，2004/2012：99），或是已由抵抗现实的文化形态演变为一种自我宣泄、自我满足的文化形态（马中红，2015：61）。这种对网络亚文化的认识是一种新技术重构文化的去阶级和“去抵抗式”的理解，然而，大量研究者以商业逻辑和政治权力关系来考察网络亚文化背后的政治经济因素。一方面，网络亚文化中的商业利益元素与文化认同并不完全是截然对立的，商业元素甚至可以激发、再造青年亚文化（马中红，2015；吴畅畅，2021），这也表明网络亚文化与传统亚文化有着不同的运作逻辑，亚文化互动与商业价值可能共存。另一方面，亚文化也可能被政治权力和主流意识形态收编和转化（林品，2016；曾一果，2020），而互联网打破了主流文化和亚文化的界限，主流文化、商业利益和亚文化之间的关系呈现出错综复杂和互相融合的情形（王洪喆，李思闽，吴靖，2016；王润，吴飞，2020）。

当前对同人社群维系机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同人社群与其他亚文化社群维系具有类似的特征（蔡骐，2014；李宗洋，2021）、同人创作的动机和关系维续（丁汉青，杨立奇，余冰玥，2022；吴玥，王江楠，刘艺萱，2021），以及考察商业平台的运营机制对同人文社群的影响（吴舫，2020）。尽管以往的同人社群研究基于情感互动、社会交换、需求满足等方面展开研究，但大量研究将同人社群视为统一的整体，聚焦于同人社群在娱乐文化尤其是“耽美”文化领域的种种实践（张文青，2021），忽视了同人社群内部不同议题可能存在的差异性（胡岑岑，2018）。虽然已有相关研究表明，网络游戏有助于历史意识的形成（何威，李玥，2020），但基于亚文化社群进行历史题材同人创作的研究还较少。《觉醒年代》在LOFTER平台上掀起的同人文创作热潮，为本文提供中国本土同人文创作者参与历史书写的案例，有助于在数字时代下探究亚文化青年群体参与历史书写和亚文化社群维系的新机制。

三

研究方法与案例选择

本研究主要采用网络民族志、文本分析和深度访谈等研究方法。研究者之一从《觉醒年代》播出时便对剧集本身和相关同人创作持续高度关注，且为LOFTER平台四年深度用户，拥有一定的同人参与者人际网络，在撰写本文之前，已在《觉醒年代》的同人社群内展开近一年的民族志观察。本文在LOFTER平台#觉醒年代#的创作标签下，根据平台智能热度排序，选择热度top50（截至2022年7月20日）的同人文及其评论作为经验研究材料。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所选择的同人文均以历史书写为主题，对于少数纯娱乐取向的“玩梗”式同人文予以剔除。

《觉醒年代》同人作者的历史书写主题可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种为纪实性的书写型，即“中规中矩”式的历史书写，较为严格地遵循官方历史的讲述规则，重视史实的时间线呈现，只是在细节处增添自己的合理想象。这类同人文相对较少，而后三种与主题相交叠的同人文类型占大多数。第二种为“错位时空”式的想象型，将剧中人物与特定的时空背景进行重组，构筑想象中的“异质时空”，如在《觉醒年代》同人文中非常流行的“穿越体”（设定历史人物穿越到不同的时空场景）和“观影体”（设定历史人物可以通过虚构的“荧幕”观看到非当下发生的事件）。第三种为关系的想象型，既有对剧中人物间关系的想象，虚构剧中人物角色的“小剧场”，包括陈独秀与陈延年、陈乔年的父子情，赵世炎、郭心刚等“青年组”的革命友情等；又包含对自己和人物角色间的关系想象，如有作者创造“我/原创男主/原创女主※历史人物”的同人文。第四种为对某一剧中人物的个体想象型，此类作者通常为某一历史人物或《觉醒年代》演员的粉丝群体，如以陈延年为主角的《拨云见月明》《共赴法兰西》，以微传记的形式想象陈延年赴法求学前后的故事。

在LOFTER平台上关于《觉醒年代》的所有历史同人文中，用户“程枫词”所写作的同人文《奢愿》热度最高，总评论数近万条，且该文曾被《觉醒年代》导演张永新在央视新闻的采访中提及，引发了大规模的“破圈”传播。从2021年3月28日开始连载到2022年1月18日正文完结，《奢愿》已持续更新近一年，共创作71章，创作字数超12万字；2022年7月，作者又开始创作《奢愿》番外篇。其篇幅、更新时间、热度在《觉醒年代》同人文中具有代表性，且集以上四种主题类型为一身，因此，后文主要以《奢愿》文本及其评论作为文本材料，以此分析同人文作者群体如何展开具有亚文化色彩的、独特的历史书写，并结合参与式观察考察同人文社群内的互动。此外，包含《奢愿》的作者程枫词在内，共选取10位《觉醒年代》的同人作者进行访谈，以期更加深入地研究其历史书写机制。

四

同人亚文化情境下的历史书写实践

虽然同人文群体的历史书写是由历史剧《觉醒年代》剧集缘起，但同人作者并不局限于《觉醒年代》所讲述的1915-1921年的历史，而是通过“穿越”情节的设计、“代入”式的沉浸形式和“萌化”编码等方式体现亚文化群体历史书写的独特方式。

（一）“穿越”情节的历史时空重组

在《觉醒年代》同人作者的历史书写中，“穿越”是极为常见且受欢迎的情节设计方式，作为2000-2011年间曾在《神话》《宫锁心玉》等当红影视剧中风靡一时的流行主题，“穿越”是90后、00后群体的童年记忆。后因涉嫌“不尊重历史”，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于2012年前后收紧对穿越剧的管理。然而，《觉醒年代》对于“穿越”情节的运用并非“无厘头”式的胡编乱造，而是通过重组时空、人物、事件等要素充分挖掘和调用历史资源，或是在“异质时空”中融合个人的现实体验而展开独特的历史诠释。

在《奢愿》中，作者设定李大钊、陈延年等革命先烈陆续“重生”并“穿越”到2007年，在逐渐熟悉现代生活的过程中，亲历了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等一系列当时的大事件：在作者笔下，李大钊在天安门广场托举着孩童观看升国旗仪式，“1927年他用鲜血托起苦难的人民，2007年他用肩膀托起民族的未来。”（《奢愿》第一章）；先烈们经历“5·12”汶川大地震，并奔赴灾区参与救援，“这些天来他（文中指革命先烈邓中夏）终于真切地感受到，百年后的青年依然热血，国家的担子从来压不垮伟大的中国人民，他想起上一世的死，觉得真值。”（《奢愿》第五十七章）；他们也见证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

2008年8月8日晚上8点整，2008名演员击缶而歌，整个中国在“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吟诵中沸腾……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看台上的人们激动地站起来一同歌唱国歌，陈仲甫几人混在人群里，满眼热泪地看着那亮亮的红色，那是他们上辈子期盼了一生的旗帜啊。（《奢愿》第六十章）

作者通过“穿越”这条虚构的线索，串联起众多真实的历史事件，在历史的交织辉映中，既通过细节想象革命先烈的形象，又借先烈之口抒发对历史的看法，将自己对历史人物的情感态度、历史认知和亲身经历相融合，展开对历史事件的独特诠释。

（二）“代入”式的历史想象

在同人文《奢愿》中，作者“程枫词”虚构了“程子”这一原创角色，“程子”作为“时空引导者”，引导着李大钊、陈独秀等革命先烈在新中国陆续“复活”，并且为他们提供重要指引，在相处中和他们成为朋友。最终，当革命先烈们完全融入新中国的生活以后，“程子”才最终离开。

同人文中的“程子”不是作者一个人的化身，而是被设定为“无数人信念的集合体”，这样的设定使得程子不仅是作者的情感寄托，也为用户提供情感代入的入口。在正史的书写中，历史书写者与被书写者往往是分离的，而在同人作者的历史书写中，书写者亦在史中，即使远隔百年，仍能通过这种“想象的代入”，与历史人物产生情感上的联结。

（三）历史书写中的“萌化”编码

在亚文化的话语体系中，“萌化”编码是常见的诠释方式。“萌”（萌え）最初被日本御宅族用来表达面对令自己心动的美少女等动漫形象时，所产生的狂热喜爱之情；后在互联网传播，以及商业化浪潮的推动下不断发展壮大，“万物皆可萌”，形成以可爱为主要内涵的“萌文化”体系（蒋兆雷，叶兵，2010）。“萌化”体现了亚文化的解构性，在历史同人文创作中，同人文群体并不一味强调严肃的宏大叙事，而是更加热衷于挖掘和凸显人物身上所携带的、能够唤起用户强烈喜爱之情的“萌属性”。“萌化”编码是同人文本区别于正史书写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连通公共历史和私人情感的一种路径。相比正史的宏大叙事，女性同人作者更热衷于挖掘历史人物身上那些她们感到喜爱、亲近的“萌”属性，比如在《奢愿》中，作者刻画了陈独秀疼爱儿子却吝于表达的“傲娇”属性，陈乔年依赖哥哥、举止可爱的“软萌”属性，鲁迅外表严肃但却像孩子般爱吃甜食的“反差萌”属性——当然，这些“萌”属性的塑造也受到剧集中演员演绎方式的影响。这使得以往在教科书上只可远观敬仰的英雄人物变得更加生动可爱，书写者与被书写者之间不再是仰视与被仰视的关系，历史书写也变成了更加开放和贴近用户的意义生产和文化实践。

五

新媒体历史书写实践中的情感凝聚与

平台规训

同人文群体的历史书写实践不是静态、孤立的传统书写形式，而是动态的、交互的过程。一方面，LOFTER平台以社交互动的方式将同人文参与者连接起来，提供了对话交流和情感凝聚的空间。另一方面，在享受新媒体平台历史书写便利性的同时，同人文群体展开对话协商还需遵循平台治理和主流历史观的限定。

（一）新媒体空间的协同合作与意义共创

LOFTER平台的创作标签设置将同人文作者的文章汇聚在一起，讨论在#觉醒年代#的标签下展开，由此形成稳固的圈层结构。根据创作者来划分，《觉醒年代》同人作者的书写形式可分为独立写作和“联文”（联合写作）两种类型。“联文”既可以是单篇文章，也可以是合集或系列，当作品属于联文，同人作者在发布时会@参与作者，通过QQ、微信保持私人联系，或有共同的群聊，包含兴趣爱好、热门时事、历史事件等话题。其中，互相“点梗”（指一位作者提出自己想看的内容，由另一位作者来完成）、“催更”（催促更新）是同人作者创作的直接动力之一。例如被访者“椰奶”提到，“有的时候其实会有些文思枯竭，也不知道该写什么了，这时候群里的姐妹们就是我的灵感源泉，大家在一起聊天聊着聊着就说到一些有意思的故事，再来个人催催我，我就能开新文了。”此外，同人作者间的交流有时也是共同阐释历史的过程，例如被访者“西西西米露”曾说：

历史这个东西不像平时写cp文可以天马行空，我很害怕会OOC（Out Of Character的简称，指同人文中的人物做出与原真实人物性格不符的行为），有时候拿不准这个人物在这个场景下会有怎么样的反应，我就会和群里的朋友们讨论，他是这样的人吗，他会怎么对待这件事，我这样写是符合历史的吗。

多次参与联文的被访者“穷极一生”还提到，除了线上互动，同好们也有线下“面基”的打算：“今年下半年打算大家一起去鲁迅故居，去三味书屋看一看。”可见，同人作者在共同书写和意义共创的过程中增强了彼此的情感关系，逐渐从线上的历史讨论转向线下的场景体验。

（二）新媒体空间的情感凝聚与认同唤起

同人文用户会对喜爱的文本进行积极回应，且评论区常常凸显出强烈的情感色彩。通过对《奢愿》评论区的高赞文本进行分析，悲伤（“明明充满希望，但却边看边哭”“如果他们还活着，该有多好”）、遗憾（“看泪了呜呜呜，多么希望真的有这样一个机会让他们看看今日盛世”）、崇敬（“他们走时都带着一身伤，可是心是热的，血是烫的”“大钊先生千古！”）、感动（“百年后，山河犹在，国泰民安，这盛世如您所愿”）等情感最为常见。在某些特殊的章节，比如在提及南京大屠杀的章节下，评论则被“愤怒”所占据：“我们不能替上一辈去原谅，因为遭受痛苦的不是我们”“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可以看出，这些引发用户共振的情感并不是关于个人情绪的“私情”，而是对于国家和历史的集体情感。同人作者希望通过对历史的再书写，在想象与史实的交织中弥补近代史的痛苦与创伤，以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情感的补偿与疗愈。“以前我对近代史的态度比较微妙，处于自豪和痛苦之间，自豪我们有很多为国家和民族奋斗的革命先烈，痛苦我们当时被列强欺压的屈辱。写作《觉醒年代》同人让我对待近代史的态度更加平和。”（被访者，铁锈钉）

（三）新媒体历史书写中的协商与规训

同人文创作者的历史书写围绕《觉醒年代》这一主流影视文本展开，在新媒体平台仍整体上遵从着主流历史话语的大框架，这种看似自觉的遵从，实则来自主流价值观教育、同人社群和平台规制的共同规训。“拉郎配”（指将两个并非爱情关系的人物设定为伴侣，并对他们的亲密互动进行想象）和“OOC”是同人文常见的主题，但《觉醒年代》的同人创作者会尽量依循官方历史的人物关系，否则会被视为缺乏历史尊重：“在革命历史同人里拉CP真的是很离谱的行为，感觉是对他们的一种冒犯”（被访者，晚晚意）。如果作者的想象与史实出入较大，还会引发网民的不满：“希望能结合所出现年代的时代特征，不要张冠李戴……希望各位读者，读完了是敬畏伟人的心情得到了满足，而不是被误导了思想走向，理智看文”（用户“看书”评论） 。此外，同人文社群内也有着不同历史观点的交锋与协商，但这种交锋仍是较为温和的，并以戏谑式的风格巧妙应对。例如，有用户在涉及描写“4·12反革命政变”的文章下反击个别为蒋介石开脱的人：“还有人粉他洗他？一个稍微有些良知的中国人了解他的事情之后都不会这样”（用户“叶姝”评论） 。“我最讨厌有的蒋粉说什么蒋公大义坚持一个中国了，如果不是他我们早就统一了还用现在等着吗。若不是他反反复复的变卦破坏合作怕是日本鬼子早就赶出去了”（用户“其叶蓁蓁”评论）。可见，同人文群体以亚文化用语书写，虽然形式上淡化了历史讨论的严肃性，但表达的立场仍是清晰而鲜明的。这些既是因为以90后、00后为主的同人参与者自幼接受着主流价值观教育，形成了对革命历史的尊重和敬畏，又是出于文本安全性和正当性的考量，避免遭受其他用户或平台的非议或举报。

同时，受“清朗行动”、饭圈治理等多因素影响，LOFTER平台因“生存”的需要，也加大对同人文的审查力度 。有时，同人文作者会通过在不同平台间“游牧”应对这一问题，比如将被LOFTER屏蔽的内容搬运到“爱发电”“write.as”等其他同人平台发布，仅在LOFTER为网民“指明”外部链接，以保证文本的可存续。有趣的是，哪怕少数同人文作者已经将含有敏感内容（如涉及争议性政治议题，抑或不符史实的CP内容等）的文章转移到LOFTER之外的更小众平台甚至境外网站，但诸如“同人创作请勿上升真人与史实”“本人尊重历史，但写同人只为快活，别当真别较真”之类的“免责声明”依然被作者醒目标注在“阅读须知”。可见，这些同人文作者明白此类“潜隐文本”的不正当性，也明白何为“正当”，但她们依然借助自己成熟的新媒介素养为这些不正当文本寻找网络生存的空间。“免责声明”是在中规中矩与离经叛道之间的一种折中与调和，既满足自己无法公诸大众的宣泄欲和表达欲，又通过反复陈述对主流的认可、主动将自己的文本归为“不入流”的产物，避免与主流价值观产生正面冲突。这些举措未尝不是针对平台审查的回避策略，为自己的创作文本赋予一定的安全保障。

六

同人文社群的历史书写何以可能

通过对文本和社群互动的考察，初步廓清了同人文爱好者参与历史书写和互动的大概面貌。然而，作为亚文化的独特一支，一直活跃在娱乐文化领域的同人文作者为何会突然向《觉醒年代》这样的主流历史题材靠拢，大规模、持续性地为其创作历史的同人文，这背后的深层驱动与维续机制为何？本文认为，该同人文社群历史书写的达成，从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情感与历史的“接合”（articulation）。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是“接合”理论的集大成者，尽管该理论是在工业时代对政治经济结构、历史语境和文化语言有机整合的实践和探讨，成为整合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范式的关键概念（黄典林，2020；李开，2017），但在数字时代与本文的同人亚文化语境中进行研究仍然具有意义。以往新媒体研究强调数字技术打破媒介和文化的边界，实现的连接、融合和转化往往有某种技术决定论的色彩，而霍尔的“接合”理论恰恰提出不同要素结合、统一在一起，以及一种话语在某种历史语境中与某种社会力量的接合并不是必然的，而是具有某种偶然性（Hall，2005：141），这样既承认“接合”的可能性，又指出“接合”生成的条件。

数字时代文化生产的主体和文化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使原有亚文化理论中主流文化与亚文化、抵抗与收编的二元对立已不适应数字时代的文化实践特征，同时也不符合中国本土的网络亚文化发展实际（王敏芝，2020）。在数字平台语境下，“亚文化”和“历史”褪去了其边缘或官方的固有特征，亚文化与主流历史并不是简单的“收编”关系，而是双方在各自需要下展开的多层次协商（曾一果，2020）。以下以同人文群体历史书写过程中的书写题材、平台商业逻辑和社会情境等三方面探究情感与历史的“接合”现象，从而揭示数字亚文化平台的历史书写实践和维系机制。

首先，情感化的历史“另类”书写。无论是主流历史叙事，还是传统以男性主导的历史书写，比如互联网“军迷”群体对历史的讨论，总是致力于讲述历史事实或者输出观点，具有严肃、理性的书写特点，而本案例中《觉醒年代》同人文作者往往是女性，更加偏重情感的交融。在以往主流历史的书写中，男性往往掌握着主导话语权，女性的声音被边缘化或处于被“淹没”的地位，而历史同人文的写作提供一种弥合主流历史和亚文化区隔的方式，使拥有丰富情感和想象的女性群体能推动具有浪漫色彩的、感性的历史书写实践。情感倾注在历史文本的构筑中，这种亚文化二次创作方式为公众参与历史提供了一条可行的途径，即以正史为基础，又能在一定的限度内满足个体参与历史的愿望；同时，同人作者由历史书写凝聚情感上升为具有较为强烈的国家认同感，这是以往传统精英化的历史教育无法达成的。

其次，商业逻辑下亚文化社群的拓展。作为小众的趣缘平台，LOFTER用户主要活跃在亚文化和娱乐领域，创作内容也多以言情、耽美和饭圈话题为主；而只有向更大范围的用户群体开放，弱化同人群体与外界的圈层区隔，才能尽可能获得更大的流量。当然，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历史的、契合主流和具有公共性的同人议题的出现，不仅有望吸引更多娱乐领域之外的用户流量，还能使平台以历史和主旋律为背书，进一步确立平台商业运作和用户亚文化实践的双重正当性。本案例中《觉醒年代》的同人文群体与历史题材的“联姻”，无疑是对同人社群内长期同质议题的拓展，使平台在维护自身商业利益的同时，同人作者和用户能获得不同于娱乐内容的另类情感满足。

第三，重大事件情境化的历史书写。《觉醒年代》播出正值建党100周年，社会上掀起百年献礼的热潮，这一背景为同人文社群的历史书写提供了社会情境。同人作者书写同人文、表达家国情怀可视为青年群体主动“外显”自己的爱国意识、向党献礼的方式。虽然同人作者平时活跃在娱乐文化领域，但也有着“国家面前无偶像”的坚定立场（刘海龙，2017），一旦受到重大历史事件的触发，就有可能将亚文化实践的阵地从娱乐转向政治历史。而同人文《奢愿》被央视新闻等主流媒体提及、《觉醒年代》导演认可，这些被社会主流的接纳与肯定更加高涨了同人群体的创作热情。当然，建党百年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纪念时刻，主流媒体和主旋律题材的造势也正是希望公众尤其是青年群体能感受革命历史、接纳主流价值观，从这个意义上说，此案例实现了主流价值观宣扬和同人亚文化实践的融合。

以上考察了本案例中亚文化社群维系和公众历史书写的“接合”机制，然而，霍尔在提出接合理论的同时，也特别指出任何要素的“接合”都有其条件和特定的情境。对于本研究而言，值得进一步反思的是，部分学者警示的历史随意书写和建构可能会导致“历史虚无主义”的陷阱，而为何该案例中并没有过多呈现出该困境？此外，这一“接合”方式能否延续并成为可复制的模式？最后，该如何理解案例中本土的数字化历史书写与西方情境的不同？考察本案例中情感与历史“接合”的条件和情境可能有助于解答上述问题。

一方面，这是亚文化平台与政治权力和商业利益博弈的结果。近年来国家在互联网领域多次展开“清朗”“净网”行动，对“历史虚无主义”现象的整治也在互联网治理之列。在这一政策背景之下，亚文化数字平台想要持续获得更多的商业利益，在主流历史题材作为可调用的文化资源的同时，平台自身也谨慎对待可能触碰底线的话题，对历史讨论的尺度进行必要的审查和规训。值得指出的是，平台的审查机制可能会束缚部分同人作者创作的自由空间，但同人群体与LOFTER平台是既对抗又互利的关系：从长远看，正是这种博弈和限制防止了历史同人创作因发挥尺度过大而招致的风险，确保了创作的可持续进行和良性化运作。另一方面，同人亚文化社群与历史题材接合的持续性问题。同人社群建立和发展本身具有很强的游戏、动漫等二次元文化的特征，在商业利益和主流文化的带动之下，日趋扩大的“泛二次元”文化是否会遭到同人群体的厌恶甚至抵触，以至于失去对历史题材创作或亚文化本身的兴趣，需要进一步观察。此外，本文中的同人社群历史创作是在建党百年的重大历史时刻和《觉醒年代》开播的契机下出现的，同人群体是否有持续的、对不同历史事件的创作热情，这依然是存疑的。

七

中国网络亚文化语境与历史题材的

创造性书写

本研究有助于审视数字时代亚文化平台下公众历史书写的可能性，以及在中国网络亚文化情境下的创造性转化。历史题材书写与同人网络亚文化相结合，并使历史书写实践的尺度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内，这种较为独特的文化现象既与西方公众史学理论强调的实用性和社会服务性有所不同，又是在确保历史价值观正确之下的公众书写实践。这是在国家权力和商业利益规制的特殊情境下实现的亚文化社群情感升华和历史记忆唤起，是中国网络亚文化与主流文化结合的意外效果。此外，本案例也提供了对霍尔的“接合”理论进行延伸和反思的经验案例。数字时代数字媒介空间的开放性为多元主体、商业资本和权力的嵌入带来更多的可能性，为进一步探讨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范式的整合提供了新的技术和社会情境，一方面，数字技术以接入的形式实现了不同空间和文化的连接，另一方面，数字空间中的行动主体（用户、商业平台）对既有文化形式展开能动的实践，通过情感要素补偿、商业利益驱动、权力审查规避等方式，实现了网络空间的意义生产和文化实践。可见，数字化场景下的“接合”需更加关注数字空间的文化和社会情境，以及综合考察地方性的网络文化形态、互联网政策和历史情境等具体情形。

综上，本案例中的亚文化群体基于LOFTER平台展开《觉醒年代》同人文的历史书写和创作实践，数字空间使亚文化与历史题材、情感与历史这些原本属于对立或矛盾的元素“接合”了起来。历史题材的情感化书写、商业逻辑下的平台运作，以及建党百年主旋律的渲染维系着同人亚文化社群的有序运作，从而形成同人文群体在合理范围内的个体历史书写和情感碰撞，唤起历史记忆与国家认同的升华。然而，这种接合是亚文化社群发展、商业逻辑、互联网治理和历史情境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旦同人文群体对历史题材的兴趣衰退、商业资本的撤出和互联网治理政策变化等因素，同人文社群的维系和可持续性还面临着不确定性。当然，本研究仅是对《觉醒年代》同人文社群历史书写实践案例的初步观察和讨论，未来需要更多个案和经验现象的观察来进一步理解数字时代公众历史书写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3年第11期。

封面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期执编/宇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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