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中日建交，在两国的联合声明中有这么一条：“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这是毛主席作出的决定，这一决定当时就有很多人不理解，几十年后也依然有人议论纷纷。

要知道日本近代以来多次发起侵略战争，对我国犯下了滔天罪行。更何况这可是一笔1200亿的巨款，怎么说放弃就放弃了呢？

但实际上，这笔赔款在当时是不得不放弃的，而毛主席则高瞻远瞩，作出了最正确的决定。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还要从1945年说起。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按照《波茨坦公告》的规定，日本本来是应该由中、美、英、苏四国分区占领的。

但由于蒋介石将原定的驻日占领军调去打内战，最终中国未能参与对日本的占领，而英、苏两国也因种种原因退出占领。

就这样，日本的命运由“分区占领”变为了美国单独占领，这就给美国全面控制日本提供了极佳的条件，也成为了一切的源头。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立即开始了打内战的准备。但是此时国民党军其实处于不利态势，因为八路军、新四军常年敌后作战，更接近日本占领的各大城市。

而国民党军主力却龟缩西南，一时无法接收城市。为此蒋介石一方面请美军帮忙运兵，另一方面干脆与日本侵略者勾结，要他们继续驻扎在各大城市“维持治安”，等待国民党军到来。

而为了美化这种与侵略者勾结的行为，蒋介石政府抛出了所谓“以德报怨”理论。

蒋介石本人也四处演讲，声称中日之间的恩怨应该随着日本投降而结束，不该再继续追究，这就对中国之后索取日本战争赔款造成了不利影响。

1949年新中国成立，蒋介石败退台湾，但日本追随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外交方针，拒绝和新中国建交，依然将蒋介石当局视为中国的“代表”。

而蒋介石当局在败退台湾后，也迫切地需要所谓“国际支持”，为此不惜以出卖中国合法权益为代价。

1951年9月，美国又将新中国排除在外，单方面召开所谓“旧金山和会”，违背了《波茨坦公告》，自行决定对日媾和。新中国两次发表声明，绝不承认所谓旧金山和约。

但蒋介石当局在美国的压力下却快顶不住了，在日本接受了旧金山和约之后，美国反复对蒋介石当局施压，要求他放弃日本赔款，理由是美国也放弃了日本赔款。

但这实际上是因为战后日本已经被美国全面控制，美国放弃赔款不过是“左手倒右手”而已。

蒋介石或许也明白这一点，但此时的他哪里敢违背美国的意志，最终还是不得不与日本政府签订了所谓“友好条约”，放弃战争赔款。

只不过，蒋介石的妥协终究还是没能保住台湾当局的“国际地位”。1971年新中国重返联合国，台湾当局的代表被驱逐。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日本人见状也坐不住了。

同年，反华的佐藤荣作政府倒台，田中角荣成为了新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当选后就以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为第一要务，9月25日田中角荣访华，并得到了周总理的亲切接见。

此时中日两国尚未建交，日本侵华战争的定义成了一个绕不开的话题。田中角荣提及这场侵略战争时只是轻描淡写地表示：“过去日本和中国之间的战争，给中国添麻烦了。”

周总理听后当即纠正田中角荣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的苦难，可不仅仅是添麻烦而已。”

田中角荣辩解说：“在日语中，添麻烦是一个语气很重的词，我们认为这么说最能表示对中方的歉意。”

但周总理并不让步：“既然你们是向中国道歉，就应该采用中国人能接受的方式，所谓添麻烦的说法在我们看来太过轻描淡写了。”随后周总理还补充道：如果日方以这个态度来反省侵略战争，那就基本不可能见到毛主席了。

最终田中角荣不得不妥协，在谈判中明确承认了日本侵华的事实，并就此向中国道歉。

这也是到目前为止日本领导人唯一一次就侵华战争向我国正式道歉，可见当时我国立场之强硬，而放弃赔款自然也不是因为对日本手软。

那么，我国为什么要放弃这么一笔巨额赔款呢？

首先最大的原因就是之前所说的，蒋介石当局已经放弃了日本赔款，而此时距离条约签署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日本对各国的赔款也早已结束，再想要回战争赔款已经非常困难了。

甚至就连放弃战争赔偿这一点，中日双方都产生了争议。在我国提出“放弃战争赔款”一条后，日方代表高岛强烈反对。他表示蒋介石政府已经放弃了战争赔款，因此我方没有权力再次放弃战争赔款。

而周总理则据理力争，强烈谴责了高岛这种不负责任的说法，认为这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侮辱。

因为蒋介石政府完全不能代表中国，新中国政府此前从未放弃过战争赔款。周总理还警告日方，如果日本不接受这一说法，那中国也可以不放弃战争赔款。

最终日方还是接受了“新中国放弃战争赔款”的说法，并在联合声明中对侵华战争表示“深刻反省”。

为什么我国一定要争这个“放弃战争赔款”的名分呢？因为这象征着哪个政府才能代表中国的问题，现在日本承认是新中国放弃战争赔款了，那蒋介石当局所谓放弃战争赔款的条约自然就废弃了。

这样一来，日本就是亏欠了对我们的“义务”，而不是对蒋介石当局的。

其次则是外交策略的问题，70年代初的国际格局和新中国成立之初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苏联不再是我国的盟友，反而成了我国北方的巨大威胁。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虎视眈眈，还联合其华约盟友封锁、围堵中国。

而此时美国也深陷越战泥潭，在和苏联的争霸中处于下风，双方有着对抗苏联的共同需求。

因此我国的外交策略发生了改变，转为和西方国家缓和关系。此时和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合作，是有利于我国发展的。

最后则是国际形象的问题。一战后协约国在《凡尔赛和约》中也要求德国支付大量战争赔款，但德国政府转而将这些负担转嫁到了德国平民头上，激发了德国平民对协约国的仇恨，从而为纳粹上台，二战爆发埋下了伏笔。

而要求日本赔款也是类似的，虽然说侵华战争是日本的责任。但如果我国在这个时候再索取赔款，日本政府就可以趁机宣传，通过与英美苏等大国放弃战争赔款相对比的方式，将中国由受害者形象抹黑为施害者形象，从而影响我国的外交环境。

因此，综合来看，毛主席主动放弃日本赔款的选择堪称高瞻远瞩。通过放弃一笔本就不太可能要到的战争赔款。

不但让日本承认侵华战争并道歉，承认新中国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还迫使日本背上了对中国的“义务”，不得不在接下来的经贸谈判中对中国让步。

此后，中日双方又签订了一系列经贸合作协议，尤其是1979年大平正芳访华后，双方的合作日益密切。

日本虽然没向中国赔款，但却以极低的利息向中国提供了大量贷款，年利率在1%到3%之间，远低于一般的贷款利率，甚至还提供了部分无息贷款。

这些协议为我国引进先进技术提供了条件，大大促进了我国改革开放后的腾飞。

而这，正是当初毛主席放弃日本赔款的同时所提出的条件。毛主席以一笔本就要不到的赔款为筹码，迫使日本作出了诸多让步并提供实打实的援助，其宽广心胸和深思熟虑令人不禁肃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