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彭德怀去西安视察，在环顾了一圈前来汇报的省委各级领导干部后，好奇地问了一句：

“敏学同志来不来？”

彭老总一句话，让在场的人面面相觑，他们一时之间竟然没想起来，彭老总口中的“敏学同志”是谁，后来经多方打听后才知道，“敏学同志”说的是时任西北工程管理总局局长贺敏学。

省委这才专门派人去请，贺敏学一听是彭老总来西安，喜不自胜，还问来人：

“我什么时候请他来家里吃顿饭。”

来的工作人员也大吃一惊，显然贺敏学与彭老总之间有很深厚的关系，但他没敢打听，只是说了一句：

“您见面跟他说吧，现在接您参加会议。”

事实上，不仅是彭老总，就连第二年陈老总到西安后，也时常问贺敏学的情况，省委干部一开始也只是以为，贺敏学革命资历老，与两位老帅是老战友关系。

工作人员问陈老总：

“贺敏学是贺老总的弟弟吧！”

一句话，问的陈老总哭笑不得，连忙解释，陕西省委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贺敏学是毛主席的大舅子！”

一

贺敏学的妹妹贺子珍，1928年在井冈山同毛主席成婚，贺敏学自然理所当然的成为毛主席的大舅子。

在贺家兄弟姐妹中，我们最熟悉的还是贺子珍、贺怡，但在他们兄妹中，贺敏学才是大哥，在大革命时期，贺敏学三兄妹在江西永新闹革命，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他们的大名。

1927年，贺敏学三兄妹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四月永新成立临时县委，三人都当选为县委委员，因此时人称他们三人是“永新三贺”。

不过要说起来，贺敏学兄妹其实有六人。另外父亲贺焕文和前妻还育有一子贺敏萱。值得一提的是，后来土地革命期间，贺焕文夫妇也随子女在苏区生活，甚至贺焕文还帮助地下党组织传递过消息。

（各方面资料搜集整理不齐全，说法也各不同，这里不做详细介绍）。

贺家在永新本身就属书香世家，所以几个子女都接受过教育，长子贺敏学更是受老父重视，加上社会时局动荡不安，贺敏学兄妹后来都受到革命思想熏陶。

贺敏学是早期红军优秀的将领，红军主力长征走后，他留在中央苏区继续坚持游击战争，许多文章都称，贺敏学早年职务比粟裕还高，也可见他参加革命资历很老。

后来中央苏区深受“左”倾错误影响期间，贺敏学也曾被撤销职务，和妹妹、妹夫（贺怡、毛泽覃）留在根据地，坚持了长达三年的游击战争。

直至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留在南方八省的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贺敏学这才率领游击队下山到安徽接受改编，并先后出任，皖南教导大队大队长、党委书记、华东军政学校校长、新四军军部 科长、苏浙军区司令部参谋长、苏浙军区第三分区司令员等职。

不过，自始至终，贺敏学为人都很低调，无论组织上交付什么任务，任命什么职务，贺敏学都不曾提过反对意见。

事实上，以贺敏学老红军的身份，至解放战争时期才仅任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参谋长，而三年解放战争下来，贺敏学的职务都没有得到过提升，任二十七军副军长兼参谋长。

贺敏学的低调，甚至让人都察觉不到他的存在。

二

新中国成立后，贺敏学先后出任山东军区参谋长、苏南军区副司令员。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贺敏学原定是到朝鲜战场，但被时任华东军区司令员的陈毅留下，出任华东军区防空军司令员兼政委。

华东军区防空军司令部一开始负责除了上海以外华东地区的防空，到后来就连上海防空司令部，也划归华东军区防空军司令部，郭化若出任政委，要知道那是在建国初，东南沿海的防空任务很重，而我军又缺乏防空装备，可贺敏学始终兢兢业业，任劳任怨。

然而到1951年，根据中央军委命令，贺敏学改任华东军区防空军第一副司令员，郭化若改任司令员兼政委。

对于这突如其来的任命，贺敏学始终没有任何不满。

在当时，郭化若虽然兼任华东军区防空军司令员、政委，可郭化若主要的精力是在华东军区公安部队(原淞沪警备部队)司令员，所以贺敏学实际上是以副职的身份主持华东军区防空军的工作。

至1952年8月，贺敏学从部队转业，出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建筑工程部副部长。

此次转业对贺敏学而言也非常可惜，因为他错过了1955年9月授衔。

1955年，贺敏学调任西北建筑工程总局局长，指导西北五省（陕西、宁夏、甘肃、青海、新疆）的工程建设，前后数年任劳任怨。

据贺敏学秘书回忆：

“贺老在西北工程管理总局工作了前后五年，几乎没有休过一天假，他总是下工地，跑现场，检查工作，关心群众生活，有时生病发烧了，也不住院，叫来医务人员打针吃药后，又照常坚持工作，有一次，他病得实在厉害，连路都走不动了，就躺在床上让我读文件，念信访件。他常说：‘干部干部，就是要先干一步，一定要走到群众中去，取得第一手资料，用以指导领导工作。’”

贺敏学任西北建筑工程总局局长、党委书记的第二年，彭老总到西安视察，特意见了贺敏学一面，在得知他还不是省委委员时非常讶异。

陕西省委后来在开党代会时，特意给贺敏学补上了省委委员。

至后来，陕西省委得知贺敏学同毛主席的关系后，还专程嘱咐他，如果有什么需要，可以直接向省委提出，但贺敏学得知自己同毛主席的关系为人所知后，行事作风愈发低调。

西管总局撤销后，原定贺敏学调任建工部任第一副部长。

可没想到的时，负责组织工作的宋任穷找到贺敏学，以征询的口吻问他：

“你的工作能否变动一下？”

贺敏学看了宋任穷递上来的信才知道，是当时任福建省委书记、省长的叶飞极力要求的，要调他到福建去任副省长，专管省经济建设。

福建从建国之初就一直是战备省份，经济建设缓慢，叶飞工作重心从部队转到地方后，就格外重视福建省的发展，急需要像贺敏学这样的人才。

整个过程中，宋任穷始终是以商量的口吻来对贺敏学说，也就意味着，贺敏学实际上可以拒绝。

可贺敏学听到最后，也只是笑了笑说：

“我好似一个要出嫁的姑娘，叶家要娶我，你在中间作媒。你是井冈山的老战友，他是新四军的老上级，我还有什么好说的。”

1957年，贺敏学带着工程部队以及工程技术人员总计6000余人的庞大队伍动身南下，出任福建省副省长，主官一省的工交和基建，具体组织领导福州、厦门、三明等地市的国防基建工程。

当时，福建的经济发展很落后，各方面的条件也很差，贺敏学一上任便投入紧张的工作中，白天下工地，晚上开会研究方案，有时甚至还拖着病体到处视察。

短短几年时间，福建的建设就有了根本的摸样，老百姓也赞贺敏学是个办实事、不说空话”的好领导。

宋任穷后来也盛赞贺敏学在福建的贡献：

“全身心地投入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去，创造性地工作，成绩显著，有口皆碑。”

三

只是相比于其他老战友，贺敏学的职务以及行政待遇还是太低了。

陈老总听说贺敏学只是副省长后，也颇感讶异：

“贺敏学是井冈山上的老红军，怎么连省委常委都不是？给他的待遇是不是有点低了？”

贺敏学原定享行政7级待遇，也就是副部级，他听说后，主动申请降了一级，后来他曾对老战友说：

“我们当年出生入死，可不是为了弄个王侯将相什么的来当，官兵一家亲，哪里有等级观念。再说，过去搞供给制，我们哪里知道有什么级别？底下的同志们作出的牺牲更大，评级时也理应照顾他们，我们计较什么？再说，我调低一级，可以调高好几个一般干部，这样更有利于调动干部的积极性。”

1963年，贺敏学代表福建赴北京参加中央委员会议，本来他没想惊动毛主席，倒是毛主席在人群中看见了他，主动上来握手打招呼，并询问他工作和生活情况。

当得知贺敏学只享受行政8级待遇时，毛主席连连摇头：

“不行，待遇太低了。”

在毛主席过问下，中央组织部还专门追查此事：

“为什么不给贺敏学评7级？”

可自始至终，贺敏学也没有就待遇问题表达过意见。

1975年四届人大后，出席会议的贺敏学回到福建，时任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的廖志高专程上门，请贺敏学再出山任建委主任。

要知道当时贺敏学已经多年没有工作多年，71岁高龄，身体状况也不是很好，然而贺敏学对国家建设始终抱有热情，欣然答应了廖志高的请求。

在贺敏学人生晚年，始终坚持在工作岗位上。

1985年，贺敏学被确诊为癌症，本来身边的人都劝他不要再工作，但贺敏学却很平静的对大伙说：

“我希望趁脑子还不糊涂，为国家和福建的经济腾飞多出些力，再做点事，希望你们不要阻拦我，否则让我躺在床上不动，即使多活几年我也不干。”

1986年全国政协会议召开在即，家人们都劝贺敏学不要去了，但贺敏学坚持要去，为此还打了脾气，家人们都拗不过他的意思，只好同意他去。

可没想到的是，就在会议期间，贺敏学因肺部疼痛，高烧不断，被送到医院治疗。

至此以后，贺敏学的身体每况愈下，经常发高烧病倒，但自始至终他都拒绝子女回家探望。一次，福州市的领导干部为此专程把他的子女叫回来，并报销了路费，可贺敏学听说后，坚决要求自己出路费，不增加组织负担。

也因为了解父亲的脾气，贺敏学的子女明知道父亲生病，却都忍着不敢回家探望。只有趁着休息日时才能登门。

1988年2月28日，外甥贺麓成专程从北京赶来探望舅舅，特意提到了前一年到井冈山参观革命史料的事，贺敏学听后心下颇多感触，不觉流下了热泪，末了拉着外甥的手说：

"你们好好地为国家作贡献，加强学习，钻研业务，不要做半瓶子水的人，你们工作有成绩，我就死而瞑目了！"

1988年4月26日贺敏学在福建鼓山疗养院辞世，享年84岁。至去世，贺敏学身上还残存着革命战争年代的两枚弹片没有取出。

5月8日，福建省委、省政府为贺敏学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老战友、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叶飞还亲提挽联以示哀悼：

"上井冈赴疆场初显英雄本色，逢浩劫处逆境更见烈士高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