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学者们的长远视野和严谨逻辑，美国总统们则更加聚焦当下和具体。冷战之后，美国共经历了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特朗普和当今的拜登共五位总统。其中，克林顿政府把美国霸权在冷战基础上实实在在地向上再推进了一把，达到了霸权的顶峰；小布什政府则狂妄地挥洒前辈们创下的基业，让美国霸权的内在悖论迅速地凸现出来。

从此开始，奥巴马、特朗普和拜登政府都在极力扭转美国霸权式微的颓势。三位总统再也不敢像克林顿、小布什那样张狂地向全球各个地区派出军队，耀武扬威地显示霸主的锋芒；而是积极听取学者们建议，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战略收缩，在更加专注和积极处理国内事务的同时，广泛采取各种“平衡”策略以“抑制”秩序破坏者和挑战者。三位总统虽然都是战略收缩，但在“抑制”对象上和“平衡”策略上还是存在很大差别。

（一）奥巴马的重点围攻。面对美国霸权式微的现状，奥巴马政府迅速调整小布什政府的内政和外交，极力维护美国霸权。在内政上，积极应对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推动国内教育、税收和医疗改革等内政事务，取得一定的成效。在外交上，主要从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着力，力图“美国要再领导世界100年”。首先，继续运用政治、文化的巧实力，挑起阿拉伯之春，挑动乌克兰内乱，再次成功地将西方民主价值模式向外扩张。其次，军事上西缩东攻，重点围攻中国。

所谓西缩，主要表现在：面对ISIS等恐怖主义在中东兴风作浪，美国绝不以军事力量介入伊拉克和叙利亚，而是利用土耳其和库尔德人力量对恐怖势力进行制衡；面对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美国并没有采取过激的军事反应，而是通过经济手段、金融手段不痛不痒地制裁俄罗斯；还与伊朗进行积极接触，推动伊核谈判。所谓重点围攻，主要表现在：2011年奥巴马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计划调动60%的军力放到亚太地区；并利用中国与周边国家尚存的领土争端和所谓的南海航行自由问题，积极鼓动日本、菲律宾等国家挑起事端，共同对中国进行围攻。由于中国敢于斗争、灵活应对，使美国军事围攻铩羽而归。

第三，经济上另起炉灶，2009年11月奥巴马政府开始主导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谈判，欲建立21世纪贸易组织；又欲在大西洋地区搞一个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意图以TPP、TTIP取代WTO，重塑一个将中国排除在外的全球经贸秩序。后来，由于TPP被继任的特朗普政府所否决而胎死腹中。TTIP则由于美国与欧洲产业重合度较高而始终难以达成一致，直到拜登政府上台也没有什么更大的进展。

（二）特朗普的连横出击。相对于奥巴马政府更加注重从国际关系来挽救美国霸权，依靠民粹上台的特朗普则更加注重美国的自身利益，一切以国内利益为唯一导向。其内外政策的出发点是“让美国再伟大”和“美国优先”。内政方面，将企业税从35%降到21%，个人最高边际税率从39.9%降为37%，从而有效维持了本国产业的竞争力，营造了良好营商环境；终止实施《公司离岸法》，废除对制造业就业造成损害的监管，引导海外制造业回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力度，力图重振美国实体经济。

外交方面，在不断退出国际组织、催促盟友缴纳会费，削减对外开支，以推动国际收支平衡的同时，注重军事与经贸的协同用力。在军事上，特朗普政府力避不可控的军事介入，同时又不排斥可以增进实际利益的对外军事存在。比如在中东地区，美军既要完成反恐、控制叙利亚局势、遏制伊朗等既定战略目标，又要竭力避免直接军事介入的矛盾性做法正是这一策略的典型体现。再如远东方向，面对中国成功化解钓鱼岛、南海和中印边界各种事端，在奥巴马政府以航行自由为借口直接军事介入南海问题的基础上，特朗普政府不断试探和挑战“一个中国”的底线，制造紧张氛围，试图逼迫中国在经济等方面的让步。

在经贸上，商人特朗普承继了重商主义的传统，围绕着“美国优先”这一核心，以“不平等贸易掠夺美国财富与就业”为由，以中国为重点，四面出击，向“自由贸易”宣战。上台伊始，特朗普就宣布彻底抛弃奥巴马的TPP。并通过阻挠补选WTO上诉机构法官的方式，让WTO上诉机构停摆，对多边贸易体制造成了沉重打击。同时，特朗普展开了与各主要贸易伙伴国之间的双边贸易谈判，力图以众多一对一的连横式双边贸易格局取代WTO、北美自贸区等一对多的合纵式多边贸易格局。2018年3月中旬，特朗普提出对美国进口的钢征收25%的关税，对铝征收10%的关税。

在这种“无差别”对待中，受伤害最大的是日本、澳大利亚等美国盟友的利益。3月下旬特朗普把矛头重点指向了中国，直接发起对华的贸易战，提出对进口中国的500亿商品加征25%的关税并呼吁盟友抵制中国企业。6月中旬，美国又列出的征税清单涉及包括制造、化工、农业、渔业在内的五百多项商品。更为突出的是，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产业进行了全面打压，极力阻止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和向全球产业价值高端迈进。这些政策中有些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如产业回流；有些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如加征关税和发起贸易战，直接推动了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

（三）拜登的合纵围堵。相对于不按既有规则行事的特朗普，2020年上台的拜登总统似乎回到了二战以来美国领导世界、维护霸权的传统模式，强调重建美国的民主和同盟，让美国再一次领导世界。为此，他主要从三方面着手：一是重塑民主、再领联盟。针对特朗普“背离民主”“抛弃盟友”“放弃领导权”等不靠谱行径，拜登通过结束排斥移民政策等措施，使国内民粹主义气焰有所收敛；通过修复与传统盟友关系、召开全球民主峰会等措施，使原本因受特朗普的要挟而与美国离心离德的西方国家重新纷纷聚集到了美国的旗下，传统以共同意识形态理念为核心的合纵联盟关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在对抗新世纪的“共同威胁”上达成了一定的新共识。

二是重振中产、再塑规则。拜登强调“一个为了中产阶级的外交政策”，力图通过加大基础设施、研究与发展的投资，使美国在清洁能源、量子计算、人工智能、5G等领域的创新上领先于全世界，推动制造业回归和产业重振，促进美国中产阶级发展壮大。在此基础上，团结全球民主国家的强大经济力量，以强大的联合影响力去塑造发展道路上的一切规则，对抗恶意经济行为和减少不平等。2022年5月，拜登在日本正式启动“印太经济框架”，积极拉拢亚太国家加入，以抗衡中国的经济发展。

三是西边平衡、东边围堵。拜登上台之后，迅速从阿富汗撤军，并利用土耳其、伊拉克等国家的力量制衡中东的恐怖主义，力求自身尽快从中东抽身，减少在不可能获胜的冲突中纠缠不清。与欧洲盟友一起强力支持乌克兰，与俄罗斯进行代理人战争。通过战争既割裂了欧盟与俄罗斯的紧密经济联系，又平衡了俄罗斯咄咄逼人的强劲势头，还让美国的军工复合体挣得盆满钵满，可谓一箭多雕。在东边，美国积极拉拢印太国家，牵头组建了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以形成围堵中国的“小北约”。

同时在经济领域，拜登在继承特朗普对中国贸易战成果的基础上，出台《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剑指中国，而且还变本加厉，向西方盟友国家施压，要求相关国家不得再继续和中国进行以先进芯片技术为核心的高技术产业交流和合作，拉拢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组建“芯片四方联盟”以垄断国际芯片产业链，以此对中国在高科技领域上进行封锁。

综合美国三位总统的维护霸权策略，可以看到，三人的策略具有很大不同，也有诸多的相似之处。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奥巴马似乎没有认清美国霸权已经式微的现状，仍然期望凭美国一己影响力，采取一呼百应的方式重点围攻中国。特朗普则彻底放弃了西方盟友和领导全球的责任，利用美国尚存的综合实力，从经济贸易上对所有国家包括盟友进行一对一的敲诈，并将中国作为重点，发起对华贸易战。拜登“谦逊”地认识到美国力量式微的现实，重新集结盟友及各方力量，形成强大的影响力对中国和俄罗斯进行重点围堵。

三位总统策略的相同点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都进行了军事上的战略收缩。都期望从中东地区撤出兵力，采取相关力量进行平衡。二是都放弃原来WTO多边贸易体系。奥巴马期望通过TPP替代WTO。特朗普期望建立“美国优先”的一对一双边贸易体系。拜登期望本国产业壮大后再签订反映民主价值的自由贸易协议。三是都强调重振产业。三位总统都注重工业振兴，强调产业回流，发展壮大制造业，解决产业空心化问题。四是都突出对中国的重点围攻。奥巴马注重发动亚太周边力量进行军事和经济上的围攻。特朗普注重一对一的挑战底线和贸易战。拜登注重发动所有盟友和相关力量进行军事和经济围攻。

然而，由于美国霸权因自身的悖论而已经不可逆转地式微，很难再靠自身实力在世界上为所欲为。这注定奥巴马凭一己之力胜敌的策略必然失败。再则，由于世界经济已经深度融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产业空心化问题，都需要后发展国家生产的中低端产品来满足本国的日常消费需求，都需要将自己生产的高技术产品销售到新兴国家的广阔市场。因此，发达国家抛弃WTO这个组织是可以做到的，但要逆经济全球化浪潮，将全球经济进行切割，实施新的冷战是不太可能的。甚至力图通过发起贸易战而迅速消除贸易逆差也变得不太可能做到。美国财政部部长耶伦质疑对华加征关税损害了美国利益，就在于此。

更为重要的是，在分配性国家矛盾主导的当代社会，各个国家都必然以实现本国利益为重。这决定了美国与其盟友也并非铁板一块。西方一些发达国家也许一时受到美国民主意识形态（实质是阶级矛盾）的鼓动而联合起来与相关国家进行对抗，但只要与相关国家并没有实质矛盾（比如中国与欧洲各国），而对抗只会损害自身国家利益时，最终都将摆脱美国意识形态的蛊惑，回到以国家利益为重的正确道路上来，与相关国家进行优势互补的贸易联系。比如美国发动欧洲盟友，共同支持乌克兰与俄罗斯对抗，虽然成功地削弱了俄罗斯的实力，但欧盟实力也受到大大的削弱。得到利益最大的则是美国。

可以说，通过俄乌战争，美国既削弱了俄罗斯，也削弱了欧盟。当欧盟认清这一点之后，德国、法国等欧盟主要国家再也不肯紧跟美国步伐与中国进行经济脱钩。德国总理朔尔茨甚至等不及法国总统马克龙，就独自先行来到中国进行访问。从中可以看到，美国要想联合欧盟国家迅速对中国进行政治经济军事的全面围堵，是很难做到的。

虽然三任总统的大部分策略都很可能会以失败而告终，但有一点极有可能会获得成功。只要这一点成功，美国霸权地位就极有可能得到延续。这就是重振美国产业，解决产业空心化问题。奥巴马先后推出“购买美国货”、制造业促进法案、税收优惠政策等多项措施，来提振美国制造业。特朗普先后启动“制造业就业计划”，签署《税收减免与就业法案》，发布《确保美国先进制造业领先地位的战略》，吸引美国公司重新回到美国本土投资，实现制造业回流。拜登签署《芯片和科学法案》，鼓励企业在美国研发和制造芯片。出台《通货膨胀削减法案》，规定汽车企业使用北美制造或组装零部件的比例必须达到一定程度才能获得国家补贴。

在三任总统的积极努力下，在诱人的招商政策、廉价的能源和辽阔的消费市场的吸引下，以及在美国政治“大棒”的胁迫下，从奥巴马开始就止住了工业萎缩的状态；到特朗普上台，福特汽车、丰田汽车、沃尔玛、通用汽车等企业纷纷宣布取消海外投资，计划在美设厂、增加在美投资；到拜登上台后，就形成了制造业回归美国的洪流，特斯拉、英特尔等美企回到美国设厂，德国的宝马、大众、巴斯夫，韩国LG、现代汽车、SK海力士，以及中国台湾的台积电等企业纷纷“跑路”到美国。制造业的回归，将大量制造业工作带回了美国，甚至出现了因本土人力短缺而掀起了机器进厂的运动。

随着美国制造业实现回归，因产业空心化而导致的国内经济不平等、民粹主义、政治极化等问题都有可能得到缓解，美国经济实力将因之变得更加强大。经济的强大又将进一步提升美国分化制衡、军事肢解、打压挑战者和进行新冷战的能力。这些情况的改善必将有利于扭转美国霸权式微的态势。

然而，不论美国如何强调制造业回归，那都只能是高端制造业回归。对于密集型中低端商品，美国因人力成本高昂而不可能进行生产。仍然需要依赖商品贸易获得中低端商品，仍然需要新兴国家的广阔市场出售美国的高端产品。这决定了美国难以发起新的冷战。而且，即便美国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世界经济总量快速增长也将稀释美国领导世界经济的能力。更何况，华尔街的金融贪婪将可能会随着制造业的回归而再次引发新的金融危机，可能会再次沉重打击制造业，美国霸权要想重回巅峰已经不可能。

——摘录自《变局·谋节——新制胜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