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2月，井冈山苏区向上海第二临时党中央紧急支援的“特别经费”——120两黄金——在转运途中，连同负责解运的地下交通员一起神秘消失。

国民党在1927年撕去了联俄联共的伪装，悍然制造了震惊中外的4.12反革命大屠杀，从此，革命工作从公开转入了地下。

1931年9月中旬，由博古、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等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成立。然而，此时上海的中央党组织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在这之前，国民党已经开始了长期的清共政策。

原本，上海党组织在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发展较为顺利，可就在4月，顾顺章被国民党逮捕。被捕之后，顾顺章立即叛变，他供出了中共在上海以及苏区所有的秘密。一时间整个上海的党组织都面临着被毁灭的境地，不幸的事情并没有结束，8月向忠发遭到逮捕，他同样选择了叛变，供出了自己所知道的所有机密。

俩人的叛变，给中央带来了毁灭性打击，尽管在周恩来等人的努力下，很多党员顺利躲过国民党的追捕，还迅速重建了临时中央。可经过这一系列的打击，新成立的临时中央已经无法维持下去了。

谁都清楚，若要恢复临时中央，在上海继续开展工作，就需要大量的经费。

一方面要给党员们提供活动的经费，另一方面大量牺牲党员的家属还需要抚恤，更何况上海处在白色恐怖时期，如果没有更多的经费维系，中央根本无法在敌人眼皮底下工作。

当时处于地下活动中的临时中央，既无法筹款，也不能开展募捐。因此，当时主持临时中央工作的博古起草密电，与瑞金的中华苏维埃政府取得联系，让即予拨款。

苏区政府决定拨给临时中央黄金一百二十两。由主持苏区财政工作的林伯渠指示苏区银行“按额调拨”，最后送来的是一堆各式各样的打土豪没收来的黄金首饰，于是就请金匠把首饰制作成十两一根的金条，装入一口按照金条尺寸专门制作的白铜小盒，盒口用锡焊封。一共12根。

考虑到经费的安全，林伯渠和苏区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制定了一套严格的交接手续。

这个凭证是一个银元大小的汉字，由林伯渠亲笔书写，写后请刻章店用经沸水反复煮过的硬木刻成一枚比象棋子薄些的印章样的东西，刻成后按笔画破解成七件。

七个笔画代表着七个地下交通员，事先将各个笔画和锁具、钥匙各一分寄至（或者送达）预定交接地的地下交通站。上下线交接时，凭暗语相认，以下线钥匙打开上线的锁具确认，交割完成后下线交出笔画，上线则把他掌握的锁具交给下线。上线凭笔画向组织证明他已经完成了使命，已变成上线的原下线交通员则用上线给他的锁具去与下一站交通员接头。

完成使命的交通员返回后把收条凭证——笔画交给组织，组织则按照规定的方式把这一特殊凭证辗转送交苏区汇总。

这个出自林伯渠之手的作为凭证的汉字，是个“快”字。

至于哪七个地方，根据保密规定，林伯渠是不知道的，筹款、拨款是财政部的职责，运送那就是其他部门的事儿了。

特别经费运送线上分七段，由七个地下秘密交通员执行，线路是：瑞金——南平——福州——温州—金华——杭州——松江——上海。

这条路线有些绕，但安全系数大，一个月时间就可以到达上海的。

可是，等米下锅的临时中央从11月底开始发电向苏区询问，一直到12月22日，一共发了五封催询电报，苏区这边才意识到出问题了。

1932年元旦，苏区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拿着业已收到的“快”字的前六个笔画来请林伯渠鉴定是否原件，他方才意识到那笔特别经费出事了，“快”字的最后一笔“捺”，没有送到苏区。

苏区政治保卫局于是启动了调查程序，经林伯渠确认，已经送来的那六个笔画确是原件，刻章匠也确认是由其亲手制作的东西。

于是，苏区政治保卫局断定：特别经费在运送过程中，前几站均无问题，事情出在松江至上海的那一站。

上海的特科情报人员将目光锁定在那位承担最后一站运送特别经费使命的秘密交通员。可是，已经找不到此人了！

特别经费未能送到上海，产生了以下严重后果：因没有资金及时营救，九名被捕的同志遭到杀害；一次预先布置好的为配合“一·二八淞沪抗战”而举行的日资产业大罢工流产；三名伤病的地下机关同志因无医疗费用及时救治而死亡；四名牺牲烈士的家属因未能获得组织及时的经济救助而流落街头，最后失踪，等等。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不久，毛主席要求对于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前，我党在历史上各个阶段尚未侦破的悬案，进行调查。

其中发生在1931年冬天的这场黄金遗失案，更是让毛主席足足挂念18年。一天，毛主席特意找来罗瑞卿，要求他来负责调查这起“120两黄金遗失案”。

11月，中央公安部、社会部向华东局发出秘电，要求对一起涉案金额达120两黄金的中央特别经费失踪案进行调查。按照上级的要求，这起被称为“特费失踪案”就下达给了上海市公安局。

上海市公安局当时为了破获这些历史悬案，专门抽调了一批精英组建了一个悬案侦查办公室的临时办案机构，有六个侦查组。

而黄金遗失案，则由第三组负责，组长蒋文增，组员徐立鼎、胥德深、邬泓。

四个侦查员讨论下来，最后决定去北京向林伯渠当面了解情况。

1949年12月6日，蒋、徐、胥、邬四人登上了北上的列车。抵京后，等了三天，就见到了时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的林伯渠。他给专案组提供了一条线索：第一段行程的那个交通员叫秦朴，江西萍乡人，现在解放军第十三兵团任副师长。十三兵团当时在广西，于是，侦查员调头南下奔赴南宁。

在南宁郊区的一座营房，蒋文增四人见到了秦副师长。

秦朴1931年时作为政治保卫局领导下的一名地下交通员，按照组织纪律，并不知道自己运送的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收货方的真实姓名、身份等信息。因此，他事先事后都不清楚执行的是什么使命，甚至连那东西最后是否送到目的地也毫不知情。

从瑞金到南平二百五十公里，秦朴骑马走了六天，所走的路线都是组织上事先安排好的。秦朴抵达南平时是下午两点多钟，随即前往南门关帝庙，他的下线是关帝庙的庙祝。旧时的庙祝，就是管理庙宇的人。

侦查员经过不懈努力终于找到了当年的庙祝、如今的县委副书记。接着，去福州，下温州，转金华，一路顺藤摸瓜竟然都还顺利，最后抵达杭州。找到了当时负责的交通员刘志纯。

刘志纯那年二十七岁，公开身份是武林门“茂福竹行”的伙计。据他回忆：他携带黄金来到松江“汉源客栈”，与下家交通员接头。对方是一个三十五六岁，身穿黑色棉袍，头戴同样颜色的绒线帽的人，他们对上暗语，核验交割完成后。对方拎着装着120两黄金特费的小皮箱一声不吭地出门而去。

这样，“专案组”终于查摸到了当年运送特费的秘密交通线上的最后一道环节：松江的那个穿黑色棉袍的男子。

那人拿到货后去了哪里？为什么没把特费送到上海，甚至连人也失踪了？要查明这个疑团，得去松江撞运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