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悦悦

编辑｜悦悦侃历史

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派军警闯入北京使馆区，突袭抓捕了李大钊及60余名革命党人。

仅仅过了22天，4月28日，临时拼凑的特别军事法庭即以所谓的“妄图扰害公安、颠覆政府，实犯刑律之内乱罪及陆军刑事条例之叛乱罪”判处李大钊死刑，并于当日秘密施以绞刑杀害。

在张作霖的有意操控下，对李大钊的审讯、宣判、处刑过程均为秘密进行，知情者本就甚少。

接下来又是连年征战，北京城时常变幻大王旗，政府吏员频繁更迭，当年的亲历者起落变迁、飘摇不定。

特别是在蒋家王朝覆灭后，这些曾经站在人民对立面的帮凶爪牙，自知罪行累累，一个个隐姓埋名，潜形匿迹，不敢公开露面。

于是，李大钊先生的遇害经过，除了当时一些报刊的寥寥数语，诸多细节都成了谜………

二十余年索真凶！

李大钊先生是我党的主要创始人，马克思主义的播火者，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怎能牺牲得如此不明不白！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即把李大钊被害列为头号要案，指派中央政法小组组长、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和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大将亲自督办，可见对此案的重视程度和彻查决心。

但此时，距离李大钊先生被害，已经过去了22年。时过境迁，物是人非，要想弄清当年事情真相，查获潜伏逃窜的元凶，谈何容易！

调查工作该从何处着手呢？侦办人员一时间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大家一筹莫展，案件陷入了僵局。

既然没有捷径，侦办人员决定先从历史资料查起。

1927年到1949年，从奉系军阀建立的安国军政府，到国民党上台，再到日伪政权……，摆在大家面前的北京旧政府档案简直是浩如烟海、堆积如山。

侦查员们发挥蚂蚁啃骨头的精神，每天废寝忘食地翻阅着资料，一份份文件被打开，经过认真查看，再原样装好。日复一日，却一无所获。

“反动军阀既然采取秘密手段杀害李大钊，会不会担心留下文字记载，而压根没有档案呢？”

正当人们心中种种猜测时，一份“1927年的京师警察厅授奖文书”突然出现，立即引起一阵欢呼。

大家围拢过来一看，只见上面赫然写着：“京师警察厅侦缉处处长吴郁文、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因调查抓捕李大钊有功，被授予陆军中将及二级文虎勋章。”

文书上还有对警察厅副处长雷恒成、司法处长蒲志中等人的褒奖。

功夫不负有心人，案件终于有了些许眉目。尽管这些当年抓捕杀害李大钊先生的直接凶手，是死是活？现在在哪里？有没有跑到台湾或者国外？

等等疑问，统统都没有答案。但这份“授奖文书”总算是给了大家一个侦查方向，让无从下手的历史谜案有了突破口。

查到具体线索，案件进展就快多了。

公安侦查员根据文书的内容，立即提审了关押的原京师警察厅人员和中统军统特务，辅以档案资料，经过相互印证，终于弄清了1927年杀害李大钊的直接凶手。

他们是：京师警察厅的总监陈兴亚、侦缉处长吴郁文、副处长雷恒成、司法处长蒲志中；京师审判厅的推事（即法官）王振南、何丰林、颜文海。

这些家伙，到底藏在哪里呢？侦查人员开始了大海捞针般的搜寻工作。

不负众望缉拿归案

一转眼，一年时间过去了，查找杀害李大钊先生凶手下落的工作，却一点进展也没有。

这也难怪，新中国刚成立，人口登记不健全，户籍档案缺失，也没有照片资料，如果他们有意隐藏，不再兴风作浪，是很难被发现的。

1950年底，全国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了，这下可给侦查员们帮了大忙。

不仅潜伏在各地的特务、汉奸以及土匪流氓纷纷被揪出，杀害李大钊的凶手也先后浮出水面。

第一个暴露的就是京师警察厅的总监陈兴亚。

根据群众指认，陈兴亚在上海被捕了。

踏进公安局大门，熟知我党政策的陈兴亚，立马交代了自己当年部署抓捕李大钊的罪行，还指证吴郁文是现场的总指挥。

只是吴郁文躲在哪里，自己也不知道。

很快，第二个好消息传来，吴郁文的下落有了。

1951年5月，铁道部公安局抓获一名中统特务阎振郎。

这个阎振郎当年也参与了抓捕李大钊的行动，直接听令于吴郁文。据他供述，吴郁文现化名吴博哉，隐居在北京鼓楼一带。

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冯基平得到这个消息，大喜过望，立即派出经验丰富的侦查员温振海前去探听虚实。

温振海先赶到鼓楼派出所，查询吴博哉的户籍信息。

可查来查去，没有这个名字。这下可奇怪了，难道这线索是假的？

温振海猜测，也许是阎振郎交代的名字并不是吴博哉，说不定是记录的同志写错了。

于是，他开始翻找与“吴博哉”发音相近的名字。

终于，有一个叫“吴博斋”的独居老人引起了他的注意。

“今年69岁。嗯嗯，年纪对得上。”

另外，吴博斋的户籍卡片上除了住址和姓名，个人经历一片空白，什么都没填。这点，也令侦查员非常怀疑。

温振海决定实地探访一下。

于是，他换上便装，骑上自行车来到鼓楼大街4号院。放下车子，温振海假装找人，向路边大妈打听起了附近住户的情况。

只言片语中，温振海了解到，这个院子住着一个吴老头，听说解放前当过宪兵队的头头，平时不爱和人打交道。

听了这些，温振海心里有了底，“应该是他！”

告别了大妈，温振海迈步进了院子，只见一个病恹恹的瘦弱老头躺在摇椅上，警惕地盯着自己。

“你找谁呀？”

“我给朋友送封信，他在家吗？”温振海随口编了一个名字。老头不耐烦地说，“没这个人，快走吧！”，有些着急赶温振海走。

凭着职业敏感，温振海断定，这老头就是吴郁文。出了院子，他立即返回局里汇报。市委书记彭真接到报告，当机立断，下令逮捕吴郁文。

这里北京市公安局部署抓捕吴郁文，那边三里屯派出所又接到了一封举报信。

“数年以前，曾在北京西北角寺庙露面的了明禅师，实系认贼作父的汉奸、特务分子，民国十六年，就是他率领军警搜查苏联大使馆，致大钊和先烈数十人惨受绞刑而殉难……”

顺着这条线索，侦查员很快在上海抓获了化名赵志安的“了明禅师”。

在这位“禅师”的住处，公安干警翻出了他的日本宪兵警察所毕业证书和日伪委任状等证件，原来这位“了明禅师”就是京师警察厅侦缉处副处长雷恒生。

这个雷恒生，可谓是十足败类。他本是清皇室远亲，从日本留学回国后进入京师警察厅。宣统退位后，他转而投向了北洋军阀。

1912年，袁世凯窃取了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以北京形势不稳为借口，拒绝赴南京就职。

沦为袁世凯走狗的雷恒生，心领神会，率领军警在四九城烧杀抢掠。

几天下来，上千市民惨死街头，无数房屋焚毁倒塌，无辜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只为达成袁大总统的心意。

蒋介石上台后，他又成了反共急先锋，因审讯时残暴嗜血，被称为“雷锤子”。东北抗日英雄赵尚志就不幸落入他手，遭受酷刑虐待。

日军占领华北后，他又毫无廉耻地做了汉奸，为虎作伥，双手沾满抗日义士鲜血，在河北山东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

1927年李大钊先生被捕，正是雷恒生带队闯入大使馆抓人；就连李大钊随身携带的手枪，也被他据为己有。

吴郁文、雷恒生被抓的消息传出，隐居北京的蒲志忠惶惶不可终日，主动到公安局自首了。

他不仅坦白了自己的罪行，还检举了另一主凶王振南的行踪。

按照蒲志忠提供的线索，侦查人员很快在上海抓获了王振南。

当年，这个“热心利禄，不明正义”的京师审判厅推事，投张作霖所好，罗织罪名加于李大钊。

后来，凭借杀害李大钊的功劳，他获得蒋介石的赏识，平步青云当上了上海第一特区的首席检察官。尝到甜头的王振南，从此大肆挥动屠刀，用共产党员的鲜血染红官帽，一路高升做到了军法司司长的位置。

1931年2月英勇就义的“龙华24烈士”就死于他手，鲁迅为此悲愤地写下了著名的《为了忘却的纪念》。

几个月后，王振南又下令枪毙了我党青年运动领导人恽代英，可谓血债累累、怙恶不悛。

至此，7名主犯有5人落网。另外两名凶手的下落也查清了，何丰林于1939年在北京病死，顔文海在上海解放前夕畏罪自杀。

杀害李大钊的刽子手抓到了，党和人民对他们进行了正义的审判，以告慰先生在天英灵。

罪大恶极的吴郁文（病死狱中）、雷恒生、王振南被判处死刑。

陈兴亚被判处无期徒刑，1959年死于狱中。

主动自首，且检举有功的蒲志忠，根据相关政策，被释放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