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杏语态度

1930年1月11日，苏联的《真理报》发表了题为“把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来消灭提上议事日程”的社论。它对1月5日的中央决议作出了详细解释，明确指出：没有以没收土地和生产资料为形式的对富农的进攻，全盘集体化是不可能顺利发展的。

1月15日，苏联成立以莫洛托夫为首的特别委员会，专门研究如何消灭富农。在此之前，1月5日，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集体化速度和把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来消灭的措施》的决议，并具体规定了全盘集体化的进展速度。

由此，苏联的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席卷全国，各地纷纷建立集体农庄，把富农的土地、牲畜、家禽和生活用品都公有化，揪富农、斗富农、剥夺富农、放逐富农。甚至在一些地区，把消灭和迁移富农就是当作一场战争来进行的。2月6日，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发出“进入战备状态”的通知，称：为了实施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州党委建议各区党委书记亲自负责，在接到本通知后三日内，立即对各个党员支队向目标集结的现实性进行检查。”

结果，短短几个月的全盘集体化运动，就给苏联农村造成了无法补偿的损失：大批富农和准富农及其家属被赶出村庄、迁往他乡，许多中农仅仅是因为不愿加入集体农庄或拒绝反对富农就被划成富农，遭到同样的对待。

事实上，这一切问题都是由于斯大林的“把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消灭”和“全盘推行农业集体化”的不正确决策所造成的。愈来愈快的速度、愈来愈高的百分比、愈来愈大的规模，都是他亲自提出来，并通过中央的决议、指示和法令进行部署和执行的。他在此期间一再要求把消灭富农作为主要的口号，只能前进，不能后退。这种凭主观意志，从上到下用权力强行推动的政策，是所有问题和灾难的总根源。同时，也暴露出斯大林把一切功劳记在自己身上，让一切错误和责任由别人来承担的恶劣作风。

剥夺富农，是农业全盘集体化的主题。1931年12月12日，主持富农放逐工作的亚戈达向斯大林和监察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有关剥夺富农的报告。其中列出1930年剥夺的第一、第二类富农数为115231户，1931年为265795户，共计381026户；第三类约为40万至50万户；还有一定数量的自动剥夺户，即他们悄然离开，去了城市或其他地区。

这场轰轰烈烈的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于1932年结束，因此这一年被宣布为“完成全盘集体化年”。1932年，全国有集体农庄21.11万。在《关于集体农庄的建设》中，强调了多产多得、不生产不得的原则。根据这些章程和决议，苏联集体农庄有下列几个特点：一是土地全民所有，生产资料社会所有；二是在劳动组织上，以工作队为固定形式；三是生产计划由政府制定，各项生产指标统一下达，集体农庄只是完成这些计划，自己没有决定权；四是以劳动日为标准来计算集体农庄庄员的报酬，实行平均主义的分配，不存在特别的奖励；五是集体农庄不拥有大型机械，国家另外建设拖拉机站和工作队，向集体农庄出租农业机械；六是国家对集体农庄的农产品实行计划任务收购制。

在1930年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如火如荼的日子里，高尔基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并提出一句名言：“敌人不投降，就消灭它！”这无疑是在说，农业全盘集体化是一场战争，富农如果不投降，就消灭他们。这句名言被广泛应用于各种场合，于是在文学艺术界，也就有了被推崇的人，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列昂诺夫、卡塔耶夫、别德内依、斯坦尼斯拉夫斯克等等。

然而，事实上，集体农庄非但没能推动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反倒束缚了生产关系，进而阻碍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使粮食的产量逐年下降，年年完不成计划。这是为什么呢？第一，追求集体农庄的建立速度和发展速度，而对于如何利用这种庞大的生产单位来促进农业的发展却缺乏真正的考虑；第二，农民被迫加入集体农庄，对集体农庄的组织形式和生产计划没有热情，而集体农庄又根本不重视个人利益，只一再采取强制和压抑的手段让农民干活；第三，集体农庄本身也没有自主权，生产和分配都受国家控制，这就使集体农庄变相地成为了官僚主义的单位，而不是农业经济发展的企业。

饥荒随之在北高加索、伏尔加河沿岸、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蔓延开来。1932年成了最严重的饥荒年，城里缺粮，农村也缺粮。大饥荒饿死的人数达到2800万。著名作家肖洛霍夫也曾两次给斯大林写信，他说在一个65户的村子里，见到有165人饿死。然而，斯大林和中央却认为这是富农在反抗，破坏全盘集体化运动，破坏国家财产。1932年8月7日，《关于保卫国家企业、集体农庄和合作社财产和巩固社会主义所有制》决议公布执行，把偷盗国家财产的人定为“人民的敌人”，或者枪决并剥夺全部财产，或者判刑十年以上并剥夺全部财产，而且不得大赦。其中，在集体农庄里的偷盗，包括偷地里庄稼，捡拾地里残留麦穗。

由于连年灾荒，粮食短缺，商品供应不足，苏联不得不再次实行凭证供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