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主权和领土的完整都是最为根本的利益要求，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领土争端如果解决不好，往往会造成严重的军事或政治冲突。
中国在这方面可以算是“经验丰富”了，因为特殊的区位条件，我国是世界上陆地边界线最长的国家，总长达到了2.2万公里，同时也是陆上邻国最多的国家，共有14个。
如此复杂的边界情况，再加上半殖半封时期的众多遗留问题，使得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着非常严峻的谈判划线工作。
这个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争议或矛盾，比如1963年，耿飚大使曾坚持，将一块名为“坎巨提”的飞地划给巴基斯坦，当时就引发了众多讨论，这背后究竟有什么原因？
坎巨提的丢失
坎巨提位于帕米尔高原的西南部，是洪扎河上游的一条峡谷地带，东西跨度10公里，从南到北全长大概300公里。
在历史上，坎巨提有过各种名字，可以叫“乾竺特”，还可以叫“棍杂”，在清朝的时宪书中，也曾被称为“喀楚特”。
早在元朝时期，蒙古铁骑就曾经到访过这片土地，一直到清朝晚期，在中国的史书中都能找到有关于坎巨提的记载。
在当地居住生活的也只是一支少数民族部落，到十九世纪时，人数也不过6000人左右。
即使了解如此详细，但坎巨提的地位却一直模模糊糊，他们虽然始终处在清王朝的管辖之下，可各种行为举动都像是类似锡金、琉球那样的藩属。
根据记载，乾隆二十六年的时候，坎巨提首领就曾向清廷进奉贡品，请求能够得到清王朝的庇护和关照，
再之后的历史中，只要坎巨提政局发生重大变动，或者是部落首领有更替，他们都会向喀什的衙署汇报。
哪怕到了近代，两次鸦片战争已经把清朝打出原形了，坎巨提仍然和清王朝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1878年，当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消息传到坎巨提后，坎巨提首领还派专人前往北京赠送贺礼，但清朝对坎巨提的态度却始终不温不火，不知是无暇顾及还是看不上。
根据1891年，洋务运动主要领导者薛福成的记述，坎巨提在“中国回疆之外”，可见当时的人们始终就没有认为坎巨提是清朝领土，而是有着自主权的藩属。
所以当英国、俄国在干涉到克什米尔和中印边界的时候，清政府既没有表示反对，也没有情绪的波动。
1914年，在英国的一手炮制下，臭名昭著的“麦克马洪线”诞生，直接将坎巨提变为了英国控制，也成为了中印边界至今悬而未决的元凶。
后来虽然坎巨提领导者的立场多有变化，甚至在1947年“印巴分治”后，还曾提出过恢复与中国的宗藩关系，但实际控制者早已不是中国。
第一次印巴战争结束后，两国在克什米尔地区筹划停火线，坎巨提被并入了巴基斯坦，而中国因为正处于解放战争，根本没有空闲顾及，也很少有人还会想起中国和坎巨提的纠葛。
成人之美，利大于弊
新中国成立后，无论是国内建设还是国际交往，各项事务都亟待展开和推进，但是人才难得，一些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也不得不脱离部队，到全新的“战场”上运筹帷幄。
耿飚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为从红军时期一路走来的老革命，耿飚曾经带领队伍抢渡乌江，首夺娄山关，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同样做出了突出贡献。
1950年，时任第十九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的耿飚，听从党中央的安排，毅然脱下日夜相伴的军装，前往外交部任职，从此开始了其20多年的外交生涯。
八十年代初，耿飚重回老本行，担任中国国防部长一职，但因为早就脱离了军队工作，他当年并没有参与55年的授勋仪式，所以耿飚成为了我国唯一一位没有军衔的国防部长。
言归正传，耿飚在接受了周总理的悉心指导后，便启程前往了瑞典担任大使，后来又转任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
从寒带国家转向热带，从北欧又直接回到南亚，这种转变需要从零开始适应和了解，耿飚在回忆录中风趣的称其为“冷热互换”。
也正是因为这样，耿飚不得不对巴基斯坦做了更加深入的研究，这不看不知道，一看就发现了个“大惊喜”：曾经受到各方殖民者争抢的坎巨提，如今竟然被划到了巴基斯坦那边。
涉及到国家主权的问题，耿飚瞬间变得敏感谨慎起来，在任期间，他和使馆同志做了大量的工作。
他们最终认为，坎巨提原本也只能称为中国名义上的领土，当地始终有着极大的自主权，并且已经脱离中国控制将近半个世纪，如今收回已经不太现实。
经过深思熟虑后，耿飚在回国述职时，向周总理提出了自己想法：在勘定两国边界的时候，将坎巨提直接划入巴基斯坦一方。
周总理听后也非常惊讶，身为外交官，无论何时都要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即使有争议，也不应该直接做出拱手相让的行为。
事关重大，周总理马上把报告提交给了毛主席，然后组织会议进行商讨。
终于，在对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外交状况进行分析后，大家普遍认为，坚持收回坎巨提的意义不大。
首先，当地人民早已习惯巴方的管辖，无论是生活还是语言；其次，新中国刚成立不久，正是广交朋友的阶段，采用强硬手段收复这块拥有自主权的领地，由此产生的争端必然会影响深远。
众人分析来分析去，都认为放弃坎巨提是一颗利大于弊的选择。最终，国务院接受了耿飚的建议，在1963年中巴划线工作中，直接将坎巨提并入了巴方一侧。
而这一刻小小的让步，也让中巴两国的“铁杆情谊”有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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