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长篇小说《红岩》一经问世，在社会上顿时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它以平易近人几乎是写实般的语言，给人民群众们直观的描述了，渣滓洞内共产党人的英勇无畏的气概，江姐宁死不屈的形象更是深入人心。
除此之外，在《红岩》中还描写了一个名叫“严醉”的国民党反派，他用一根一根的竹签，顺着江姐的指甲盖扎进去，再反复抽插，让江姐承受了巨大的痛苦，也让读者们对这个叫“严醉”的反派角色深恶痛绝。
实际上，《红岩》中的这个“严醉”，并不是作者虚构出来的人物，他也确实有着相对应的原型，沈醉。
那么沈醉到底是何许人也？他又是否真的对江姐实施了这般酷刑？
“军统四大杀手之一”
1914年，沈醉出生于湖南湘潭的一个农家大院里，说来也巧，竟然是和毛主席是同乡，但却最终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不过沈醉在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满腔热血的爱国青年，经常参加学生游行，闹学潮，四处演讲。但这样的结果最终是遭到了当局的逮捕，以及被学校给无情的开除。
没了学校可上的沈醉只好去投靠自己在上海的姐夫，余乐醒。余乐醒此时在上海也算是混出来了个名堂，他早些年间是共产党员，还和周恩来一块前往过法国勤工俭学，在回国后还担任了黄埔军校的教官。
但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便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最终加入了军统，进到了军统戴笠的手底下做事，还是戴笠复兴社的特务社中的核心骨干，以及军统特务训练机构的实际管理者，可以说是有身份有地位。
沈醉来到上海后，心中仍是满腔的学生热情，想在上海做出一番自己的革命，在找到自己的姐夫后，沈醉就主动的提出希望自己的姐夫能给他安排一份“革命”的工作。
因此军统身份的余乐醒，便将沈醉安排进了自己的手底下，当一名联络员，一方面能有个照应，另一方面也好保着沈醉这个学生愣头青在上海不会出事。
但沈醉不这么想，他当时的心中就是满腔热情，想要做出一番事业，特别是在自己姐夫余乐醒的手底下，他早就听说了军统领头人戴笠的鼎鼎大名，想要见上一面。
于是他工作十分卖力，再加上自己脑袋灵活以及有姐夫余乐醒的这一层关系，很快就见到了戴笠，并且赢得了戴笠的好感，成为戴笠手底下为数不多的心腹。
当上特务之后的沈醉，在执行任务时“手脚勤快，头脑灵光”，经常是干净利落，毫不拖泥带水，最重要的是十分善于谋划。
当时戴笠复兴社内的特务徐昭俊有叛变的可能，但因为徐昭俊本人习得一身好武艺，枪法奇准，还经常不在复兴社内，并且还对特务抓人的那一套流程十分熟悉，因此可以说抓捕徐昭俊是一次很有难度的行动。
于是戴笠亲自把这次任务交给了沈醉，而沈醉自然清楚徐昭俊的手段，为此他特地设下了一个局，让戴笠把抓捕的对象换成沈醉他自己，而抓捕人的任务就交给徐昭俊来做。
于是徐昭俊以为戴笠认为叛徒是沈醉，便毫不设防的同意了戴笠的命令，将沈醉给抓捕了起来，押回复兴社内，心存侥幸的徐昭俊以为有了沈醉这个“替死鬼”，自己已经安全了。
可当他刚抵达复兴社后，便被一拥而上的特务们给下了抢，再五花大绑了起来，沈醉也是凭借着此事深得戴笠器重，升任为情报组组长。
沈醉可以说是国民党中少有的文武双全，不贪不色的官员，十分的洁身自好，严于律己，每天都会锻炼身体，练习枪法，据说沈醉到七十岁的时候，吃核桃连锤子都不用，只用手就能够捏碎，足见他的身体强健。
可他如此自律严谨的性格，却在当时是站在了我党的对立面，可以说对我党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不少的共产党员都死在了他的手中，是当时我党地下工作者们所要面对的一个强大敌人。
就连鲁迅，都曾是沈醉暗杀的对象。
在当时，鲁迅不仅仅是写讽刺性的文章，甚至还会在作品和报纸上投稿来痛骂国民党当局，又因为他在学生中十分有影响力，一度惹得国民党对他恨之入骨，于是戴笠便安排了沈醉来解决掉鲁迅。
虽然鲁迅当时的居住地很少有人知道，但沈醉凭借着自己的能力很快摸清楚了鲁迅的住处，就在法租界内，为此沈醉专门租了一间房就在鲁迅的房间之外，时刻监视着鲁迅，伺机隐蔽的解决掉他。
就这样监视了将近一周，可当沈醉准备执行命令动手时，上面的人又考虑到鲁迅的影响，担心他死后会激起民愤，便取消了这个计划。
沈醉在建国后，便曾找到过鲁迅的儿子，主动对他他提及了此事，来表达自己的忏悔。
而沈醉也是凭借着这些一次次的执行任务，获得了一个“军统四大杀手之一”的恶名。
“洗心革面的沈醉”
1981年，香港的《新晚报》刊登了一则重磅新闻，在最醒目的位置上赫然写着“前军统大员沈醉，携子女自大陆至香港探亲”。这样的一则新闻无疑是十分劲爆的，特别是对于如此特殊身份的沈醉来说。
《新晚报》还特地对沈醉进行了个描述，是这样说道“沈醉将军虽然已经六七十岁了，但身体依然健康，精神饱满，谈笑风生，并不像传说中《红岩》里描写的杀人不眨眼的严醉那么可怕。”
在沈醉和老友碰面后，酒过三巡，朋友说自己有个小外孙女十分崇拜江姐，想看看《红岩》里杀人不眨眼的“严醉”的原型，还希望“严醉”能够接见一下。
沈醉听后，笑着应允了下来，可当朋友的小外孙女见到沈醉后，立马就把他给当做了“沈醉”，战战兢兢的对着沈醉说道：“你为什么要用竹签刺江姐。”
沈醉听后，知道了这姑娘是看了《红岩》的缘故，并没有过多辩解，只是将曾经的这段往事给娓娓道来。
1949年中旬，此时是军统云南站站长的沈醉，奉命前往重庆渣滓洞调取“江姐”江竹筠的口供。
可到了重庆后沈醉才发现，这个三十岁不到的女人，在他来之前，就已经熬过了一轮又一轮的酷刑，老虎凳、辣椒水以及先前提到的竹签刺指等诸多酷刑，都已经受了一遍。
可江姐仍是自始至终没有透露出一句情报，这让沈醉这个站在敌对阵营里的人，都不禁钦佩江姐的精神意志，不过当时的渣滓洞处长徐远举，却对此十分的恼羞成怒。
因为沈醉来是要江姐口供的，可他这么久了仍是迟迟没有审讯出来，自己面子上实在是挂不住，于是徐远举就叫来了一群人，声称要将江姐的衣服一件件的给扒下来，要轮番对她侮辱。
坐在一旁的沈醉见状后用脚踢了踢徐远举，制止了徐远举的这一暴行举动，但因为当时沈醉恰好在场“参与”其中，且因为沈醉的名头要远过于徐远举，因此他就成了《红岩》中凶狠残酷的“严醉”的原型。
但沈醉对此并没有什么怨言，因为他知道，他先前所犯下的恶行是无论如何都难以还清的，他能活下来，还是因为党的不计前嫌。
当时新中国成立后，沈醉作为战犯被关入了秦城监狱，在他刚刚进去的时候，到处都在传着“共产党留着他们是要公开处决”之类的话语，而沈醉也看的很开，知道自己的罪孽深重，便对此也很淡然。
但随着与监狱中的工作人员的多次接触，沈醉逐渐发现了这些“共产党人不同于国民党”的地方，用沈醉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他们执行任务从来不阳奉阴违，我们有不少人杀害的国民党人，甚至是他们的仇人，但他们仍能一视同仁。”
这种宽广的态度感染了沈醉，也让他陷入了十足的惭愧中，很快，沈醉的思想逐渐发生了转变，不仅主动与监狱的工作人员接触，还主动的写下了自己的认罪书，承认了过去的错误。
在出狱之后，沈醉更是找到了先前因为他而受到牵连的人们，或者说是他们的子女等，前去承认自己过去的错误，来为自己曾经的罪行道歉，不求原谅，只求自己能够赎罪。
1996年，沈醉在北京因病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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