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陕西又发现了一座唐时的古墓，墓的规格和建制无不彰显了这是一个王侯的安息之所。可奇怪的是，墓前的石碑却与寻常的石碑大不相同，因为石碑上面记录了许多波斯的文字。
看来，这个墓的主人似乎并不是李唐皇族，也不是功臣勋将，而是一个远离故土、前来大唐做官的外国人。要知道，当时的大唐是当之无愧的超级大国，而这些“老外”自然是以到长安做官为荣了。
在通过考古专家以及相关的专业人士不断地解析石碑上的文字后，我们得知了墓主人是一位波斯的王子。工作人员更是不由得感慨了一句：幸好当时唐朝人不太懂波斯的文字！
唐朝与波斯的关系
波斯，古时候称为“安息国”，早在汉武帝时期便已经和我们中原王朝有了密切的贸易和文化交流。到了唐朝的时候，波斯与我们的关系更是日益的友好亲密起来。
在当时的长安街头，是经常可以见到牵着骆驼的波斯商人涌入市场，而他们的货品大多是我们中原王朝一般见不到的珍奇“玩意儿”，所以，双方的贸易是十分频繁的。
此外，由于波斯商人在我们中原王朝领地上的活动范围是十分大的，这便在客观上促进了城市的进一步发展。从长安到广州，因为波斯商人的贸易活动而兴起的城市不胜枚举。
而就在大唐和波斯的贸易往来日益频繁时，阿拉伯半岛上又崛起了一个新的势力——大食。它不仅是侵入了波斯本土，更是推翻了“萨珊王朝”，成为了新的统治者。
波斯国灭亡后，亡国的卑路斯王子向唐朝派出使者求援。唐高宗李治考虑到一个亲唐的波斯国在丝绸之路上总是百利而无一害的，便派兵支持卑路斯复国，并且在当地成立了波斯都督府。
但是卑路斯在波斯本土似乎是很不得人心，即便有唐军的加入，他的复国势力最终还是被大食的军队完全的击溃了。不得已，卑路斯王子只能流亡到大唐，寻求唐高宗李治的庇护。
而唐高宗还能说什么呢？给了他机会也是不中用啊！最后也只能是把亡国的卑路斯王子和跟随他的一大批波斯贵族安排在长安定居。长安里的波斯人比例也因此而陡然增加了许多。
为了照顾到这些波斯人的宗教信仰，唐高宗还在都城的郊区建了一座“拜火教”的寺庙，供这些“萨珊王朝”的遗老遗少们虔诚朝拜和怀念故国。
不过，这些波斯国的贵族对于大唐来说也不完全是“吃干饭的”。在公元679年的时候，由于西突厥可汗阿史那都支反唐，唐朝中央便下了决定，再次对西突厥势力进行打击。
于是唐高宗便派了吏部尚书裴行俭以护送波斯王子回国继位的名义，进军西域，来掩盖征讨阿史那都支的真正目的。
而事实的发展也并不出所料，裴行俭智勇过人，一举便击溃了阿史那都支的势力，使西突厥各部族重新臣服于大唐。身处长安的“萨珊王朝”的遗老遗少们，也总算是在这次的战争中发挥了一些作用。
波斯墓主人的真实身份
西安出土的波斯古墓无疑就是当年大量流亡到大唐的“萨珊王朝”的波斯人所留下来的。
而通过对波斯碑文的不断解读，我们可以知道，墓主大概率就是当时跟随亡国王子卑路斯到了大唐的波斯贵族。
当时高宗李治为了安抚这些亡国贵族满是伤痛的心，便给他们都封了高官。卑路斯王子被封为了右武卫将军，而墓主与卑路斯王子的血缘关系似乎也不是很远，便也得到了很高的官职。
石碑上写着墓主名为苏谅，而他最后的官职是：左神策军兵马使。要知道神策军在唐朝的地位一直是比较高的。墓主能在最后混到一个神策军的编制，想来一定是因为和卑路斯王子血缘较为亲近的缘故。
此外，墓碑上的其他信息也能为我们了解当时波斯人在长安的生活状况提供历史证据。这群波斯人虽然身处中原王朝的富庶之地，却也是始终无法彻底地融入大唐。
墓碑上写着与苏谅合葬的，是一位名叫“马”的女子。和苏谅一样，他们的名字都是波斯语的音译，这个“马”也是波斯贵族的一员。
而这也说明了这群波斯人在长安是自成一个团体的，并没有与本地的汉族人有过多的交流。
因为，判断外族人到底有没有汉化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便是通婚。历史上的南匈奴内附和北魏孝文帝改革都是有通婚的说法的。而“萨珊王朝”的波斯贵族们在定居长安后，却是拒绝和汉族人通婚的。
这也是很奇怪的了。为什么波斯人一边仰慕中原王朝的文化，以留在长安做官为荣，一边又始终是是与本地的汉族人维持着有限的交流，拒绝通婚呢？
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还是要从苏谅墓前的碑文中寻找答案。
在进一步解析墓碑上的波斯文字之后，考古人员惊奇地发现，这个“马”在苏谅的家庭中竟然同时拥有两个身份，她不仅仅是苏谅的妻子，还是他的女儿！
虽说大唐在当时的确是吸收了许多部族的文化，对他们的传统更是采取包容的态度。但是唐人的主流文化仍旧是遵循儒家的教化，大家对礼义廉耻还是很顾忌的。
而波斯人这种与自己的女儿结合的婚俗显然是不能够被唐朝的社会舆论所接受的，并且这种违背伦常的行为也是会被官府依律治罪的，苏谅作为神策军的一员自然是知道这一点的。
于是，苏谅不得不把自己的秘密“严防死守”，甚至于几乎不与汉族官员有过多的来往，以免暴露自己的“家事”。而在波斯人群体中，苏谅显然也不是个例，这也能解释为什么波斯人不愿意和汉人通婚了。
其实，苏谅的这种行为在波斯的文化传统中也是可以得到解释的。因为他们信仰以“阿胡拉·马兹达”为主神的拜火教，而拜火教的教义中是允许苏谅与“马”的结合的。
关于拜火教，大家可能会有些许陌生，但是要一提到“明教”我们便是耳熟能详的了。这个“拜火教”其实就是明教的起源。
在金庸的笔下，明教总坛的光明顶有不灭的圣火，这便是源自于拜火教对“圣火”的崇拜。拜火教的教义中把火看作是善良与光明的象征，信仰圣火的教众自然也就是善良和光明的。
而为了维护教徒们的纯正和善良，拜火教便在有意和无意之间引导它的教众们通过近亲结合来维持自身以及家庭的纯洁。
在以拜火教为国教的“萨珊王朝”里，上自王室的贵族，下到普通百姓都在不同程度上遵循着国教的教义，通过近亲的结合来维护自己的纯洁性。
所以，苏谅作为波斯的贵族遵循自己故国的宗教信仰，也是情有可原的。只不过他在身处大唐后，便也不得不顾忌到舆论的压力。所以，最后他选择了把秘密一直带到了棺材里。
这也很好的解释了为什么墓碑上除了他的官职和名字是用汉字书写的之外，其他的生平履历都是用波斯的文字书写，为的就是掩盖这一特殊的习俗，来减小对社会舆论的影响。
在完全解读了苏谅碑文的秘密后，我们终于是得知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就连工作人员也不得不感慨一句：幸好当年的唐朝人不是很懂波斯的文字，不然这座墓碑大概率是要被修改了。
其实，我们是完全没有必要担心唐朝人会因为不理解波斯人的婚俗习惯而对苏谅的碑文有所修改的。因为汉唐的盛世，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他的开放和包容。
要知道，唐朝虽然处于盛世，但周边仍是有许多外族的势力虎视眈眈。吐蕃和突厥都是强大的对手。而与这些外族人交流，就需要宽广的胸怀和包容力了。
李世民曾经论及与外族人相处时说道：“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这既是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也是给后世的君主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后来的高宗李治在继承了父亲“天可汗”的称号后，也是沿袭了尊重突厥、吐蕃等外族人的文化思想和传统习俗的民族政策。
所以，即便是波斯人的婚俗习惯不会被大唐的社会舆论所接受，但是唐朝的皇帝和政府官员是一定会尊重这样的习俗的。
也正是这种气魄，才有“万邦来朝”的壮观，才有盛唐之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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