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国家第二次地名普查已经启动，其中一项工作是调查地名文化。发掘地名文化有6种功能，其中之一是“展现历史时期聚落空间格局”。文章的第一个目的是分析一系列地名与城市整体空间格局的关系，而以往的研究多聚焦于地名与所在地的自然环境、聚落功能的关系；第二个目的是，基于历史文献恢复城市历史空间格局的主体性，意在指出所有基于文献分析得出的城市空间结构均带有主体性，这种主体性恰恰可以部分反映出城市的社会文化空间。文章以《鲁迅日记》为研究对象，统计鲁迅1912—1926年在北京居住的时期内，他所光顾过的地方。用这一系列地名，将那个时期北京城市的空间结构呈现出来。文章采用文人日记作为研究材料分析地名，这与采用城市历史地图中的地名分析城市空间结构的差异是，强调了个体视角中的城市空间结构。这个结构折射出那个时期文人心中的城市空间结构意象。文章的结论有二：第一，鲁迅在京足迹地图串联的那些貌似无意义的地名，可以构成一个地名集合遗产，它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情怀。第二，鲁迅对北京的空间感知的首要对象是区域，而他将林奇提出的其余4个空间要素列为次要感知层次。
关键词：地名；北京；鲁迅；城市空间结构
国家第二次地名普查已经启动，其中一项工作是调查地名文化。以往地名文化的发掘主要是发掘地名的故事、起源及流变。本文认为地名文化可以体现更为丰富的文化信息。第一，地名体现人地关系理念；第二，地名体现了一个地方的空间秩序；第三，地名体现地方的民俗文化；第四，地名是国家领土主权的标志；第五，地名是历史的见证；第六，地名蕴含丰富的语言文化。第五、第六条在过去比较受重视。鉴于在城市中，空间秩序表现为城市功能区结构，本文主要针对第二条，通过《鲁迅日记》中所记录的鲁迅足迹所至的地名，揭示20世纪20年代文人生活与北京城市空间的关系。
发掘地名文化可以提升区域软实力。具体表现为：第一，可以作为历史文化的活化石；第二，可以以地名作为区域的文化认同对象；第三，可以加强区域的凝聚力；第四，可以作为地方营销的名片。本文研究的结果，既可以作为展现北京城市历史空间秩序的“化石地图”，也可以作为营销北京历史古都风貌的名片。最为重要的是，将一些看似没有重要文化意义的地名整合在一起，成为地名文化的遗产。
1 相关研究
1.1 关于《鲁迅日记》的地名研究很少
《鲁迅日记》收录了鲁迅先生从1912-05-05—1936-10-17的日记。其内容丰富，包含作者起居饮食、书信来往、亲友往来、文稿记录、旅行游历、书帐等，是研究鲁迅生平的重要第一手文献。其中包含 1912—1926年鲁迅在北京生活居住时期的日记。
目前对于《鲁迅日记》的研究，尚未有围绕地名展开的文章，更没有通过老地名，呈现城市空间结构的文章。我们在CNKI期刊源上用《鲁迅日记》作为检索词，发现共有93篇研究《鲁迅日记》的文章。其中，标题上提及《鲁迅日记》中地名的只有2篇，一篇是“从《鲁迅日记》看他与北京图书馆的关系”，另一篇是“《鲁迅日记》中的几处衙署”。后一篇文章勾画了当时北京居住区与警察局的空间配置关系。鲁迅先生在北京时，曾分别于1919、1923年购置八道弯和西三条住屋。因此他在日记中提到14次去警察总厅、分驻所、派出所办理检验房契的手续。1903年（光绪二十八年），清朝政府学习日本明治维新，在北京设置警察厅（分内外城），并将内、外城各分为10个区，各区设警察署，每区下设分驻所二、三处，其下再辖派出所若干处。这篇文章没有地图，因此不利于理解居住空间与警署代表的市政管理空间之间的关系。所以本文将绘制地图，以呈现当时的城市居住空间与城市其他空间之间的关系。
1.2 中国关于地名与城市空间格局关系的研究
我国现有关于地名文化的研究主要是考据地名的由来，以及其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只有少部分地名研究涉及到地名与城市空间的关系。我们使用“地名”和“城市空间结构”进行组合，在CNKI上检索到560篇文章，但经仔细筛选，只有3篇文章符合这2个关键词的组合。一篇是吴俊范对上海老棚户区的区片地名保护问题的分析。另外2篇是王茂军等合作的文章，他们从人们对北京地名的认知度，分析人们对北京城市空间结构的感知。还有2篇接近本组合的文章，一是朱竑等发表的关于广州城市空间演化与地名景观的关系；二是周尚意等发表的城市实体空间变化过程中的地名保护。这些文章都没有强调主体性与城市空间结构之间的关系。
《民国时期北京的城市功能与城市空间》一文从北京在民国不同时期城市功能转变的角度分析了北京空间格局的变化；《近代北京城市空间形态演变研究（1900—1949）》一文描述了近代不同阶段北京城市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其中关于民国初期至迁都南京（1911—1928 年）这一时间段的分析对本研究而言有较大的参考价值。也有研究用一系列地名反映城市整体空间结构。如《广州‘十三行’地名文化的考究与利用》一文，将地名分为10个空间功能组，其中包括码头区、军事要塞、仓库区、外国商馆（行）区、交税区、外商居住区、水手居住区、外商休闲区、教堂、墓葬区，这些区域构成了一个开埠城市的整体空间格局。但是像这样的研究尚不多见。特别地，中国地名文化研究多集中在那些具有深厚文化底蕴、能成为地方文化认同对象的地名上。然而，许多地名是没有丰富文化内涵的。正如费瑟斯通指出，日常生活中许多碎片与秩序井然的、条理清晰的思想没有呼应。但是，当我们将这些貌似没有意义的地名与城市空间结合在一起，就会发现其重要性。正如席美尔主张的研究方法论，用偶然且粗鄙的事物揭示社会的一般性。因此，从个体视角探究地名系列呈现的城市空间结构整体性是本文的着重点。
1.3 关于地图地名信息的主体性嵌入问题
任何地图都具有主体性。地名是人们认知城市空间结构的基本要素。研究主体性，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为不同类型的使用者服务。在本文的研究中，以20世纪20年代的地名呈现北京当时的城市空间结构地图，是为了今天人们更好地理解过去的某类人群与城市空间结构的关系。将主体性与地图中的地名联系起来的方法有两类。
第一类是基于问卷或访谈将主体对地名的认知联系起来。有学者用调查问卷的方式，获得人们对北京主要地名的认知空间差异。其结论是人们对北京中心城区和中心城区西部认知率高；人们对离居住地近的地名认知率高。该研究与基于凯文∙林奇城市意象构成五类要素的北京城市空间意象研究有异曲同工之处。后者实际上也是人们对地名的感知。
第二类是从文本信息中获得人们对城市主要地名的认知空间差异。这是因为创作文本的人是有主体性的。有一种地名空间定位（NameSet）的软件，它可以将一个区域内文本化的地名变为一个地名空间关系图。用户借助此软件，可以将网站上的文字信息中的地名生成用户可能需要的电子地图。国外学者用新型电子地图，将地名背后的故事与地图空间联系起来。传统的地图在呈现地名故事的形式上有缺陷；新的电子地图技术可以让使用者点击某个地名时，屏幕相应位置出现该地名的故事。而赛博制图方法（Cybercartographic approach）的功能则更强，它创设一个数字环境，以整合使用者对一个地名的各种信息。用户可以建立自己对一个地名的叙事框架，从而满足用户的特殊使用目的和使用习惯。这种方法就是现象学的方法，即反对简化（anti-reductionistic），力争将更为复杂的文本与地名建立联系。本文是在这种方法的框架之下，将《鲁迅日记》的故事与北京地名联系起来。
2 研究方法及统计结果
2.1 研究方法
本研究首先采用经验主义的空间刻画方法，客观地展现鲁迅在京生活的空间轨迹图。具体步骤见图1。其次采用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分析方法，见图1中最后一步。人文主义地理学强调从个体的角度看待空间，凡是具有主体经验和情感投射的空间，就成为了“地方”。人文主义地理学者质疑客观的、自然主义的方法（objectivist/naturalistic approach），其方法论是现象学的，即从直接观察的和先验的本质中提取知识。在本文中，我们采用《鲁迅日记》作为地名空间结构的文本基础，其目的不是发掘鲁迅足迹所至的每个地名的由来，而是从鲁迅的足迹中提取他对城市结构的理解。鲁迅对城市空间结构的理解，指导着他选择就医、就餐、购物等活动的空间轨迹。鲁迅对城市空间的理解一定与一个生活在当时北京城市中的小商贩不同。对于人们而言，展示一个绝对“客观”的城市空间结构，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每个人对城市的理解都是从个体的角度出发的。仅从行为效率的角度出发，我们就不难理解，每个人在一个城市中实现最有效率的空间移动的路线与他人是不同的。
2.2 统计结果
我们将《鲁迅日记》中记载的地名进行了分类，并标注每个地名出现的频次（表1）。我们将主要地名的分布标在图2中。在图3中，我们将地名出现的密度呈现出来。从图中可以看出鲁迅活动的主要范围在今天的北京市西城区。
2.3 鲁迅足迹空间与城市空间结构的对比结果
2.3.1 陶冶情趣的场所《鲁迅日记》提及最多的北京地名是“琉璃厂”（见表1）。那里是文房四宝和文玩字画的制作和营销区域。鲁迅还喜爱光顾的地方是“小市”。所谓小市是北京文玩交易的地摊式集市。当时宫中的一些文玩流失出来，其中来路不明的只能在“小市”中交易，故文人也愿意在小市上“捡漏”。当时主要的小市有天桥小市、西小市（宣武门）、东小市（崇文门）、北小市（德胜门）、高粱桥、朝阳门外等。鲁迅光顾的可能是西小市，因为那里离鲁迅上班和居住的地方比较近。
鲁迅日记中记载的商业购物地点与北京的商业空间格局存在差异。民国初年，北京的商业区主要分布在一西（西单）一东（王府井）和前门。但是鲁迅日记基本上很少提到这3处。可能的原因是：第一，鲁迅的家人买生活用品，只是偶尔提到买西点、鞋之类，而他自己只买文具、书画、拓片这些与文人爱好相关的物品。第二，鲁迅在京期间，北京东部商业区不景气。1912、1920和1924年位于王府井的东安市场以及毗邻的商铺失火，造成那里的商业不景气。尤其是前两次，只有少数店铺在火灾中幸免。
鲁迅日记中记录在京期间去剧场、戏院和影楼的次数寥寥（见表1）。剧场戏院是文人陶冶情怀的另一个地方。当时许多京城的文人都喜好看戏，如鲁迅的朋友钱玄同。后者在1917年挑起了对中国传统戏曲的一场论争。这场争论以胡适、钱玄同、傅斯年、刘半农、陈独秀等为一阵营，以张厚载、天鬻子等为另一阵营。但是鲁迅并未成为参与讨论的核心人物。尽管有学者指出鲁迅关心戏剧发展，例如1919年他观看了胡适的《终身大事》和南开新剧团的《新村正》，在京期间还观看过北大、女师大学生剧团的演出。但尚不能说鲁迅对到剧场看戏有很高的热情。由此可以看出，文化精英们陶冶性情的空间也不完全一致。
2.3.2 居住地点鲁迅在北京的居住地有4处。虽然在日记中没有直接提到地名，但是“家”是每日外出活动的起点和终点。鲁迅在北京最早的居住地是宣武门外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藤花馆，这显然与鲁迅是绍兴人有直接关系。后迁居到新街口公用库八道湾11号、西四砖塔胡同61号和阜成门内宫门口西三条21号。这些地点（图4）都在城市的西侧，从新街口到宣武门的道路，是当时北京最重要的2条南北交通道路之一，它也是鲁迅上下班的主要通勤线路。明清时期，北京形成了“西贵东富”的居住格局。鲁迅在京选择的居住地主要在城市的西部（见图4），这也暗合了当时北京居住的社会文化空间格局。
2.3.3 为国效力的场所1912—1926 年鲁迅在北京的教育部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后任佥事。同期兼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世界语专门学校的讲师。除北大外，这些工作地点都在宣武门附近。
鲁迅工作的地点与20世纪10—20年代北京的学校空间分布继承了清代的格局。清代北京不仅有全国最高学府国子监，还有各类宗学、官学以及私塾、义学等。京府顺天府号称“为天下府州县学之冠，顺天之学治，则天下之学无不治”。清末京师八所八旗小学、十六所蒙学分布相对均匀，但是培训在职教师的机构分布在南城。例如，“普通教育研究会”每月在虎坊桥师范传习所举办一次讲演会，每次3小时，60小时为1期，听讲者都是小学堂的教师、管理人员和私塾塾师。
2.3.4 追寻真理、心怀天下的场所“北京大学”在《鲁迅日记》（1912—1926年）中出现的频次高达147次（见表1）。当时的北京大学位于今五四大街南北（有3个地点），鲁迅在那里与五四运动的主将之一陈独秀有学术交集。陈独秀是《新青年》的主编，钱玄同向陈独秀推荐鲁迅写白话文稿，陈独秀欣然同意，鲁迅《狂人日记》便是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上发表的。
3 结论与讨论
结论一：虽然《鲁迅日记》涉及的北京地名并非每个都承载着深厚的历史价值，但是这些地名联系起来构成的“鲁迅在京足迹图”却是一个地名遗产。这个地名遗产的核心是，由“琉璃厂―后宫门等―教育部―北大”构成的地名系列，体现出鲁迅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情怀。鲁迅在这4 组地名构成的空间场所中，实践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中国文人价值。希望这个研究为当下地名文化研究提供一个新的分析思路。《鲁迅日记》中的北京地名虽然只覆盖了城市总体空间结构的一部分，但是它们所构成的地名序列，体现了精英个人的空间轨迹。
结论二：一些学者以林奇的节点、线、区域、景观划分空间认知对象。一些人做的研究指出，人们主要感知线状要素。然而我们发现，鲁迅对北京的空间感知主要是按区域展开的。其实，人们在认知一个区域时，往往首先是大的区域，然后在大的区域中选择具体的地点。例如本文提到的鲁迅对住房地点的选择首先是大区域。
本文延伸出来的讨论问题是，本研究是否可以给出一种启发，即利用大数据可以发掘个体的空间价值意义。《鲁迅日记》可以算作准意义上的“大数据”，这个数据展现出来的个体行为空间与群体行为空间的差异，可能恰恰是个体在城市空间中有限地行使主动性的结果。
作者：周尚意，张乐怡
来源：《热带地理》2015年第4期
选稿：宋炳燃
编辑：欧阳莉艳
校对：刘 言
审订：杜佳玲
责编：黎淑琪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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