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一条“

华裔女星被刻上25美分硬币

”的消息，让一个女人重新出现在众人的视线中。

她，就是黄柳霜，活跃在上世纪好莱坞黄金时代（1930-1940）唯一一位华裔女星。

硬币浮雕中，大眼睛、柳叶眉的黄柳霜梳着标志性的齐刘海，细长的手伸展开来，衬着下颌——

她的手曾被誉为好莱坞最美的手。

作为最早出现在大银幕上的华人面孔，本该风光无限的她，却一生都生活在非议、辛酸和泪水之中：她不甘于好莱坞对华人女性形象的侮辱，闯荡欧洲，投资电影，却步履艰难。

61年后，她得以跻身20个对美国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美国女性铸币项目”，被刻在25美分硬币上。

入选理由，则是对她勇敢的奖励： “她是一位勇敢的倡导者……她在一生中克服了许多挑战和障碍。”

黄柳霜是第一位在好莱坞星光大道留名的华裔演员

被刘玉玲奉为偶像，被世界遗忘的女人，这一次，她令人绝倒的神韵、始终无法被压制的才华，以及一生所遭受的累累污名，终于被重新想起。

黄柳霜（1905-1961）

近些年，随着美国华人历史研究快速而深入地推进，黄柳霜的人生也逐渐为更多美国人所熟知。然而，对国人来说，“黄柳霜”仍是一个相对陌生的名字，以至于近日有在美国的学友感叹说，黄柳霜作为风靡一时的华人，在美国颇为知名，曾被美国国家肖像馆（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誉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美籍华人影星”；而在其母国，知晓她者却为数不多。美国作家郝吉思（Graham Russell Gao Hodges）也说，一代传奇黄柳霜“已被中国所遗忘”（郝吉思：《黄柳霜：从洗衣工女儿到好莱坞传奇》）。

事实上，黄柳霜也是徐国琦所言的中美“共享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她的经历所承载的厚重跨国历史，实应引起国人的注意。

黄柳霜于一九〇五年出生在美国洛杉矶，其祖父早在一八五五年以前就随华人淘金大军自广东台山移民美国。与当时绝大多数华人淘金者或归国，或孤独终老异域的境遇不同，黄柳霜的祖父得以幸运地在美国成家定居，繁衍生息。其父黄善兴，同十九世纪末的很多美国华人一样，开了一家洗衣店（Paul C. P. Siu, The Chinese Laundryman），虽然工作单调辛苦，却也能过上温饱有余的生活。

黄柳霜的出生地是距洛杉矶中国城（Chinatown）一个街区之遥的混合居住区，其中容纳了华人、爱尔兰人、德国人、日本人。由于她当时年纪尚小，再加上这一社区东方面孔颇多，因而并未感受到强烈的种族歧视与东西间的文化冲突。黄柳霜在这里度过了也许是她人生中最无忧无虑的五年。

一九一〇年，黄柳霜的家庭搬到菲格罗亚街（Figueroa Street），这里的居民几乎都是墨西哥人和东欧人，黄柳霜一家是其中仅有的华人家庭。街区的两座小山将黄柳霜的新家同中国城分隔开来，尽管其家庭努力维持中华传统，这种居住环境仍加速了她的美国化进程，逐渐拉开她与中华传统文化间的距离。黄柳霜同父母之间不同的美国化进度，导致彼此在诸多事物与认知上的观念冲突，同时也改变了她对妇女角色的期许，她意识到自己的生活目标和机会，与其专注于家务的母亲会有云泥之异。

不过，黄柳霜的同化进程因其东方肤色而受阻。她先后在公立学校和长老会学校就读，在那里她成了其他学生逗趣嘲弄和种族歧视的对象。由于排华的敌意、经济的限制，以及住房的制约，绝大多数华人生活在中国城之中，华人小孩也集中于专门的华人学校。华人在经济与社会上的边缘地位，使得中国城也无可避免地滑向美国社会的边缘，成为贫穷人、罪犯的聚集地。然而，对于绝大多数华人而言，同其他华人生活在一起，有一种群体的心灵归属与聚集的安全感，“这使得同化到其他群体和从其他群体同化进来是困难的”（戴维·米勒：《论民族性》）。即便那些没有生活在中国城的华人，仍会经常参与到中国城的事务当中，来听听乡音，品尝乡味，倾诉乡情，一起庆祝中国的传统节日。黄柳霜后来回忆，其童年并不愉快，一直生活在“家庭的传统世界和白人种族主义的双重挤压之下”。这大概与她少年时代没有生活在中国城所导致的“美国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紧张有关。

凭借地利之便，洛杉矶的中国城便成了各电影公司经常取景之地。常出没于其间的黄柳霜，对电影这一新生物充满好奇。她开始用节省学校午餐的钱去尼克罗顿（Nickelodeon）影院观影，并很快为之着迷。其父对她的这一兴趣并不认可，觉得电影妨碍了她的学业，但黄柳霜稚嫩的生命里已经种下了一颗电影的种子。九岁时，她不断地恳求电影制作人给她角色扮演的机会，并因之赢得“好奇的中国娃”的绰号。

黄柳霜的机会终于在一九一九年降临。意识到中国主题的电影对美国人具有吸引力，米特罗电影公司（Metro Pictures）摄制了《红灯笼》，黄柳霜在其中扮演了一个无关紧要的角色。尽管黄柳霜在这部颇受好评的影片中只是惊鸿一瞥，但已足以令她对电影如痴如醉，近乎疯狂。彼时，黄柳霜不过十四岁。

此时黄柳霜的表演天赋已经引起了电影公司的注意，可以说，她的一只脚已经踏进好莱坞演艺界。十九岁时，黄柳霜出演的《月宫宝盒》使世界为之惊艳，但其扮演的衣装裸露的蒙古女奴让黄家蒙羞，演员职业本身也是对美国华人女性约定俗成的角色身份的挑战（Karen J. Leong,

The China Mystique

黄柳霜在《月宫宝盒》中的剧照

黄柳霜虽为华人，但她的美国化经历以及她倔强的性格，预示着她绝不会逆来顺受，听从父亲的支配。这反映的也是美国华人不同代际间的巨大价值鸿沟。尽管华人生活相对封闭，但华人后代的美国化历程仍在有意或无心地进行。

黄柳霜精通英语，却基本不会读写汉文，对当时中国正在普及的国语也不能言说，在家庭的熏陶下，只能操持一口还算流利的广东话。同普通的华人妇女相比，黄柳霜身上多了一根“自由”的神经。她不顾家人的激烈反对，决然地投身到电影事业当中，并很快成为好莱坞一时风靡的“摩登女郎”。

在《龙的女儿》中，她所着的由拉维斯?巴顿设计的绣龙旗袍，现在被看作20世纪最美的女性服装之一。她在1965年把它捐给了布鲁克林博物馆，随后此衣又被送给大都会博物馆

1922年，年方十七的黄柳霜在踏入好莱坞整整三年后迎来了自己人生中第一部扛鼎之作——《海逝》（

The Toll of Sea

不过，国人很快发现，黄柳霜在电影中所扮演的角色让华人难堪，令中国蒙羞。原因在于这些影片中刻板的角色设定与强烈的种族主义色彩。黄柳霜只能饰演东方人或混血儿，且无法担纲主角，这些角色不仅阴险狡诈，还对白人存有肉欲贪念。类似角色的塑造，反映的是白人对东方人的恐惧与污蔑。国人认为它“侮辱中国的情形令人发指”。

《上海快车》中黄柳霜的妓女角色所反映的东方人性的堕落，以及对革命力量的丑化，使得该片在中国遭遇抵制，并被国民政府列入禁片名单。这些电影惯于以中国人的“丑陋”与“落后”来反衬白人的“高贵”和“文明”。因此，中国媒体将黄柳霜斥为“借洋人的鼻穴讨吸氧气”的“卖国者”也就不足为怪了。

《上海快车》 海报

黄柳霜在《上海快车》的剧照。她的一双纤手，在好莱坞被公认为“第一美手”

吊诡的是，让黄柳霜声名鹊起的恰恰是她的东方面孔，以及她身上流淌的中国血液和中华传统文化所熏陶的东方气质。尽管世人视黄柳霜为中国人，但她实则为土生美国人。黄柳霜对东方的粗浅理解甚至也都不是直接的。由于种族身份，尽管演技超群，身处好莱坞的黄柳霜却怀才不遇，很多自己明显更适合的角色被白人占据。她在电影角色中所饰演的东方形象，不过是白人所想象建构的东方形象，且在好莱坞种族主义的阴霾下，只能演绎一些悲剧性的边缘及负面角色，并长期在这种角色对她造成的声誉损害与精神痛苦中煎熬。正因为如此，黄柳霜的表演越来越不被中国观众接受，反而触痛了当时国人脆弱而敏感的神经。白人的不接受，家人与母国的不理解，致使黄柳霜在这种夹缝中苦苦挣扎。

作为电影明星，黄柳霜深谙浮华如梦之理。为了摆脱好莱坞对自己的限制，一九二八年，她前往欧洲，一时在欧洲惊起不小波澜。很多欧洲观众争相呼应，只为一睹黄柳霜的东方异国风情。是时，好莱坞已经占据了世界电影业的龙头，而黄柳霜的赴欧，在某种程度上象征崛起的欧洲电影对美国影视公司霸权的挑战，她不仅提升了欧洲电影的声誉，也让欧洲人更多地了解中国，尽管这种了解是间接的，甚至是失真的。

黄柳霜在欧洲并非一帆风顺，一时浮华过后，她的热度也渐渐消退。也许是因为思念家人，也许是为了自己的职业前程，黄柳霜于一九三〇年返回美国。当时她已经二十五岁，意识到演艺事业的脆弱性，同时也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好莱坞已牢牢占据世界电影的鳌头，深知这里才是她的用武地。

黄柳霜欧洲之行的最大收获，是感受到了在美国所无法体会的“自由”。回到美国后，她不愿再任人摆布，而是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作为一名华裔女性，黄柳霜多年来思考自己的身份。欧洲的影评人经常把她标识为中国人。黄柳霜也有意凸显自己的中国认同，至少在欧洲，她以身为中国人而非华裔美国人自豪。她注意到，西方对华人的误解始自电影中华人的负面形象。

黄柳霜不厌其烦地告诉众人，现实中的中国人善思想、本性善良、热爱生活。一九三一年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后，黄柳霜所表现出来的愤慨，再一次证明了她日趋强化的中国认同。

而一九三五年底，米高梅公司在影片《大地》的选角中，拒绝黄柳霜参演阿兰一角的决定给她带来了很大的打击。随后，黄柳霜鼓起勇气，决定到中国去呼吸“新鲜空气”。此行，赫斯特报团还派出了专职摄影师黄海升一路随行，为黄柳霜拍摄照片和纪录片。作为回报，黄柳霜答应为赫斯特旗下报纸写一些中国见闻稿件。

没有获得《大地》片约的黄柳霜，乘着胡佛号邮轮，乘风破浪前往中国，开始了她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返乡之旅。

某种程度上，这更是一次疗伤之旅。她作为一个在洛杉矶出生的第三代华人，关于自己从何而来的问题，每每无法解答。她本人流淌着中华血脉，却在美利坚深受歧视。这一切是为什么？黄柳霜试图找到答案。故而，在从美国去中国之前，她阅读了林语堂的名作《吾国与吾民》，以便增加对中国的了解。

他乡遇故知

原本，在先到香港、广东还是上海这一问题上，黄柳霜一直举棋不定。毕竟，广东是她的祖籍，上海又是那么富有魔力的一座都市。而外交家顾维钧发电报建议她先到上海。

“当我在德国受到影迷欢迎时，作为在场的唯一的一个中国人，我被一股强烈的孤独感所淹没!能与广大上海同胞在一起，是我盼望已久的一天！”

这是黄柳霜初到上海时，对媒体所言。

1936年2月9日，胡佛号到达上海。当船开进黄浦江时，还没等靠岸，一群记者已经坐着舢板抢先到达船上进行采访。采访的地点是轮船上的舞厅。坐着舢板到达船上的，不仅有众多记者，还有黄柳霜的弟弟黄经材。在舞厅内，黄柳霜对弟弟经材和一众记者，道出自己身着一袭黑衣的原委——她认为这身装束是对上海特别的尊重与礼仪。而自己所戴的黑色帽子，也是亲自设计，取名为“兽王帽”。

媒体的问题当然不仅仅在于衣着如何之类泛泛之谈。更犀利的问题接踵而来。有记者问道：“你为何在好莱坞演出伤害华人形象的电影？”黄柳霜答道，若不由自己接片，势必由白人演员或者日本、朝鲜人来饰演，那效果更可怕，华人更没有机会维护自身起码的形象。

郝吉思记叙了黄柳霜初到上海的一刻：“挑剔的记者注意到尽管柳霜化了妆，她已青春不再。言谈中，柳霜叫经材来与自己拍张合影。记者们很快意识到，她既不会说国语，也不会写汉字。”

黄柳霜登岸时合影

《玲珑》第225期（1936年02月26日）对黄柳霜到访上海的报道

黄柳霜被誉为全球最美中国女性。后来的张曼玉等都走了她引领的时尚之路。

黄柳霜和梅兰芳合影

下船之后，黄柳霜看到了自己的姐姐露露。据香港媒体当时的报道称，京剧大师梅兰芳也到场迎候。这一点也不奇怪。某种程度上，梅兰芳和黄柳霜的这次会面，是故人相见。1930年梅兰芳访美期间，黄柳霜曾经热情款待。而当她准备到中国来之前，亦曾向友人诉说，希望有机会在北平与梅兰芳一起看戏。

早在1932年的时候，首部以上海为背景的好莱坞影片《大饭店》就曾在上海公映过，黄柳霜出演片中女二号。但在片尾的演员表中，却没有出现黄柳霜的名字，她的剧照也未能在海报上出现。但无论如何，这一次来沪，黄柳霜真正下榻在了上海著名的国际饭店里。这一于1934年新落成的远东第一高楼，是当时上海最时尚的地标。

整本默片纪录下多个上海1936年5月场景，我们截图，慢慢看点细节，85年前的上海风土人情因为视频显得很有活力，截图只是抓取了动态中一瞬间。

第一段，黄柳霜在甲板上接受记者采访；第二段，黄柳霜入住国际饭店，我们发现当年跟踪拍摄的是双机，两位摄影师忙前忙后。

一阵小快步，黄柳霜进了国际饭店，小门僮给她推了门。

另一组镜头，第三段，还是那台车，但看到车头的车牌左右换了位置，双车牌，可以左右换来换去。

拍摄到一位工友举着一个红木雕花椅路过，他好奇摄影机，不关心身后走过来的黄柳霜。

第四段，我们看到黄柳霜从国际饭店走出，这一段相对于进入那一段，时间长一些，让我们看到了国际饭店店名在墙面上，字不大，蛮低调，有个男子陪同黄柳霜一同走出，有说有笑。

第五段，换了一台高级轿车，黄柳霜下了车，此时，她来到了明星电影公司和中国同行见面、交流并参观摄影棚。

胡蝶夫妇陪同黄柳霜参观明星影片公司一事的记录。明星公司最初设立在贵州路，但摄影棚大多并不在此。1936年春，恰逢明星公司位于枫林桥的摄影棚竣工。我不知道胡蝶夫妇带黄柳霜去的是否枫林桥摄影棚。如今的徐汇区枫林路一带，已经很难找到与电影摄影有关的痕迹了，倒是向西去至徐家汇的上海电影制片厂，从20世纪中期至今，都是上海电影摄制的重要场所。

黄柳霜和胡蝶一同步下楼梯，蝴蝶本是广东人，和黄柳霜见面交流无障碍，胡蝶大概在介绍明星电影公司周围的景物，如徐家汇大教堂，因为那尖尖的教堂顶在当地很耀眼。

就像如今一般女孩子旅游时疯狂购物一样，黄柳霜的上海之行，也花了不少钱。当然，从旧金山登船时，她已带上了能带的所有现金，作为好莱坞明星的她，囊中并不羞涩。

当时位于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的鸿翔时装店，力邀她前来做衣服。黄柳霜应邀定做了一件旗袍。由于刚过完年天气还比较寒冷，鸿翔特意在本已十分精致的旗袍上又加了裘皮装点，由此，旗袍加皮草的穿法，一度风行沪上。

上好的裘皮价值不菲，比如当时流行的小貂皮，一张就要一两黄金，做一件大衣需60张左右，如此，鸿翔时装店日进斗金。老板金鸿翔也鼓励员工多推销，以利润的4.5%作为奖励提成。托黄柳霜的福，鸿翔着实赚了一把。

而根据郝吉思的考证，黄柳霜“收集了大量的中国旗袍，在电影中多次使用。到20世纪30年代末，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有所改善，黄柳霜也能够在银幕上展示正面的中国女性角色了。”

黄柳霜访沪纪录片还记录下了黄柳霜的一些生活情况，如去城隍庙和买花买水果。

最终回到了美国，在中国抗战期间，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去支持中国，募捐也好，慈善也好。

在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三年冬春之际，宋美龄访美，其间宴请美国各界支援母国抗战的华人名流，却唯独拒绝邀请黄柳霜。

这一有意的遗漏，暴露了宋美龄狭隘的一面。她自幼接受美国教育，却缺乏民主包容与平等精神。

我们仔细看看她的人生，她的人生包含了

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女权

等等放到今天每一个都可以戳中我们G点的关键字。

所以那个时候的美国，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是什么样的呢？

With the passage of the Page Law in 1875, Chinese women with even a hint of “immoral character or suspect virtue” were banned from entering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resulted in even more gender imbalance.

简单说就是，中国女性但凡有意思的道德上的不端正或者一些可疑的品质，她们都会被禁止进入美国。

事实上，从十九世纪末开始这样的政策，美国人对于亚洲的所有了解几乎为0，她的出现满足了美国人对于中国女人的想象，但是她的形象却是由好莱坞包装过的，是被塑造成符合他们想象的形象。

什么形象？

被西方男人抛弃的少妇，复仇女，杀手等等一系列被扭曲的中国人形象。

但是黄柳霜并不喜欢这样。事实上是很不喜欢。

但是生活大抵总是身不由己吧。

黄柳霜为什么吸引我？因为她演得好，不是说在电影里演得好，而是她在努力诠释自己作为个体而非符号的特殊性。她首先是一个人，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不是美国人，也不是中国人。是一个人。

她的很多行为在我看来是矛盾的，但是那只是我，一个台下的哈姆雷特的理解。她不需要向任何一个观众解释任何事。

抛开所有的偏见，抛开所有的枷锁。

黄柳霜在浦江畔留影

黄柳霜不喜欢好莱坞为自己打造的形象，所以去了德国。

黄柳霜的祖辈生活在中国，所以她要回去寻根。

黄柳霜出生在美国，但并不代表她对中国没有感情。

所以她会在抗战的时候支持中国。

她用自己的方式去诠释一个东方的女人是怎样。

黄柳霜是一个坚持自我并以自身韧性，为几代在好莱坞打拼的亚裔演员树立了榜样。

有关黄柳霜的时尚品位，是一个值得探究的话题。安迪·沃霍尔对黄柳霜就崇拜有加，在其艺术生涯早期曾设计过一款拼贴艺术品《镀金的鞋》，来表达对黄柳霜的敬意。沃霍尔设计的其他鞋子，大多空灵轻幻，唯独这双《镀金的鞋》，弧度极高，必须弓脚才能穿。在郝吉思看来，尽管出生在美国的黄柳霜没有过缠足的历史，但好莱坞给予她的，大多是限制性的卑微角色，“束缚”了她的才华。“这类角色凸显了西方式的、被邪恶的肉欲化了的中国妇女形象。”郝吉思说。沃霍尔的作品中，被这双鞋束缚住的双腿，呈现土黄色，布满发黑的静脉，向人们诉说着黄柳霜在演艺生涯中遭受的痛苦。

沃霍尔的合伙人雷·约翰逊（Ray Johnson）曾于1972年发起“黄柳霜影迷俱乐部”，参加者在纽约文化中心礼堂会面。其中纳奥米·西姆斯（Naomi Sims）扮演黄柳霜。值得一提的是，西姆斯是个性感撩人的非洲裔模特。恰恰符合黄柳霜在约翰逊心中那股诡异的美。

1980至1990年代，画家马丁·黄（Martin Wong）分别创作了梅兰芳和黄柳霜的肖像画，以期重振属于沃霍尔的波普艺术。

尽管有一位诗人曾作诗《无人试吻黄柳霜》，但另一位诗人杰西卡·哈格多恩（Jessica Hagedorn）又称黄柳霜为“亚裔美国女性之母”。

最后来看一组黄柳霜的美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