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之公服，乃夷狄之戎服，自五胡之末流入中国。”

宋代大儒，朱熹对中国服装有过这样的点评，其中“今之公服”有意为当时日常中大众所穿的衣服，而来源则是“五胡之末”流入中国。

五胡之末就是中国朝代更迭最为严重的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中的“晋”，而后南北朝时期中国的服装和行为受之前的影响，发生了重大的变革与改革。

特别是在服装方面，魏晋南北朝时期很有特点。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动荡变革最频繁的时期，政局动荡导致社会思想和文化风尚也在不断变迁。

在衣着方面，这一时期既有传统汉装的继承，也有来自北方少数民族的外来元素的大量涌入。

衣着在这一时期呈现出空前的开放与包容。

首先在“废弃”方面，在魏初开始束发礼，取代了以往的帽子。

这个时期中原人的发型开始多种多样起来，造型规制上没有严格要求，头巾样式层出不穷。

发型头饰五花八门

而随着衣着礼制上的宽容，服饰也逐渐开始“僭越”。

特别是在动乱的年代，反对朝廷、反对战争、反对压迫的思想浓厚，但百姓势微力薄，只能通过其他方式来进行精神寄托。

首当其冲的必为读书人，读书人的发型和穿衣风格开始“放荡不羁”，比初唐的更加的狂野。

在男子衣着方面，大袖襦裙这一汉族传统服饰在魏晋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衣袖更加宽大，可“断为两半”，裳裤也更为宽松。

“袒胸露臂”成为时尚，寓意着归于自然，远离纷争，与世无争的思想。

男子不穿中衣，只穿里衣和外褂，袖子很大，同上衣一样，随意一撸就能露出身体。

其中代表作当属“竹林七贤”，虽身着布衫，但在山林之中生活似仙好不快活。

我们可以看出他们不修边幅，但发型头巾仍旧各异，这种反差就在于有主观思想但对于礼法、世道的不屑，从而隐居深林。

据史传闻，魏晋士大夫阶层中还流行一种叫“五石散”的药物，这种药物是用来麻痹神经，药性燥热服后必须穿宽松衣物散热。

而这竹林七贤正是其狂热粉丝，他们常常聚会饮酒，而且还“嗑药”，来发泄心中的不满。

对于下身着装，《晋记》中称“上俭下丰”，上身布料少且宽大，而下身则博大宽广，整体类似于影视之中活佛的装扮，袖子和裤腿都能拖地。

裤子也受到了游牧民族的影响，来自北方的褶裤也在这一时期流行开来，其短身左衽的特点与汉服不同。

在长期的民族融合中，褶裤吸收了汉服宽大袖口和右衽的元素，成为普通人常见的服饰。

女子的服饰在这一时期也呈现出“上紧下松”的特点，上衣贴身，长飘带飞舞，下裙宽大，垂地，显得十分的奢华。

这种服饰和画中的形象十分经典，一眼就能想到唐代，这正是因为唐朝女性服饰是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大量继承和少量改动。

女性也不再层层叠穿，魏晋开始对襟，衣袖宽大，半身裙或者长袍，用帛带束腰，下裙托在地上，装饰如飞襦垂髾增加了动态美感。

《洛神赋图》中妇女的广绣襦裙和“杂裾垂髾”就是这一风格的典型代表。

这种风格显示出女性柔美优雅的体态。高跟履让服饰的流动性与女性的步态和谐统一。

梁简文帝有诗描写“画屧重高墙，罗裙宜细简”，生动地反映了这一时代女性着装与妆饰的风尚。

同样，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女子服饰也接受了少数民族的民族特色，由于鲜卑族是游牧民族，男女都要参加放牧和狩猎，为了便于劳作，服装紧身短小，农民妇女等会如此着装。

在头饰方面，这一时期北方民族的帽子也传入汉地，金缕合欢帽、突骑帽、面帽等多种帽式出现，这些轻便的帽饰取代了笨重的汉族冠冕。

胡服的盛行也使北朝时期脱胎于鲜卑帽的幞头首次出现，开创了汉族特有的头饰样式。

北魏孝文帝全面推行汉化，强制穿着汉装，但百姓仍习惯胡服，许多汉人也穿起了鲜卑服饰，实现了民族之间在衣着上的融合。

在纹样方面，佛教艺术的传入也影响了这一时期织锦的样式，与汉代不同，更多融合了印度风格的纹样出现，如天王化生纹就是佛教与汉文化的结合。

卷草花纹、三角形花纹等线条流畅的图案与汉代的云纹、动物图案形成鲜明对比。

另外，魏晋南北朝男子的衣着宽松潇洒，而历史上的传统汉礼服深衣也传承了下来，只不过被男子嗤之以鼻，广泛的被女子所接受。

妇女日常中也流行杂裾垂髾服，她们将传统汉服的下摆进行了修改，剪成了数个三角形，上宽下尖，层层相叠。

然后在此基础上，将两条“襳”系于腰间，拖拽在地，这样的搭配走起路来有着独特的运动感，裙子结构分明飘然，两条丝带随风摆动，迷倒一众男子，直呼：“褒衣博带、华袿飞髾”。

结语

汉服在历朝历代都有着独自的特点，之间相差不大，而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分水岭，也是汉服基本样式发展的巅峰。

服装展现着一个时代的文化和审美，而背后其实也展现着时代的动乱、太平、贫困又或者是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