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文 | 黄宗智

2018年偶然看到周黎安先生的《“官场 + 市场”与中国增长故事》，引起我诸多共鸣，遂继而看了他许多著作，觉得他的论析和我的“第三领域”与“集权的简约治理”概括有众多亲和的方面。

同时，也因此想起十多年前他导师(长期执教于斯坦福大学经济系的)青木昌彦(Masahiko Aoki)教授曾经来信表示希望和我建立交流，但我当时全神贯注于在中国看到的一系列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和伴之而来的巨大研究动力，无意与“别人”交流。事后思之，颇感遗憾。

但如今机缘巧合，结识了周黎安先生，自然觉得这是个难得的弥补之前遗憾的机会。因此，积极与黎安先生联系。

见面之后，又惊讶地发现他思路和表达的清晰度之强烈，使我联想起自己的导师萧公权先生，倍感亲切。遂建议我们进行一次学术界罕见的亲和性对话，之后发表于《开放时代》和我主编四十多年的《近代中国》(Modern China)，吸引了许多读者。

那次对话之后，我们两人分别发现，自己还有许多后续的思考，既有进一步的赞同或推进，也有批判性的反思，便很自然地继续撰文与对方进行对话。

在两年之中，形成了后续的(等于是)两轮新对话，并且，最终都是朝向建立一种新型的、依据中国的实践经验来建构的“实践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进路。

虽然，里面也包含众多与对方不同的见解，但结合起来却成为一个既有亲和性也有批评和不同见解及不同前瞻倾向的“二元合一”体。

我们分别认识到，这是一桩学术界罕见的美事，值得汇集成书，作为我们围绕“建立新型的实践政治经济学”的既有分别又有合作的思考成果。

是为序。

序二

文 | 周黎安

上世纪80年代我还在北大经济学院读本科的时候，一次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中华书局出版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爱不释手。至今仍然清晰记得华北小农被置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新古典经济学和俄国恰亚诺夫(当时好像翻译为“蔡雅诺夫”)的实体经济学三大理论体系之中，小农经济的现实与西方经典理论“激情碰撞”，精彩纷呈。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够做得如此精妙有趣，融理论、实证、历史于一体，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这是我与黄宗智先生的第一次神交。

我后来因为投身于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就没有再跟踪黄先生的后续著作了。直到2018年10月的某一天，突然收到黄先生的邮件，谈及我们研究进路的“亲和性”；后来就是希望我加入学术对话的邀请。

在惶恐地表达同意之后，我找来了黄先生几乎所有的重要著述，仔细研读之后深感相见恨晚。黄先生和我属于两代人，人生阅历、学术训练及研究领域各异，但奇妙的是，似乎有一条“暗河”将我们各自的学术之路联通起来。

第一次正式对话之后，我们都感到有必要继续对话，进一步挖掘我们之间“和而不同”的学术潜能，于是就有了现在这本书。

我们各自沿着国家治理、国家能力等论题，在西方理论的“话语丛林”中穿梭往来，既与之对话，又面向实际，试图还中国一个真实的面目。

我们的对话并非一问一答，也不是直接对应，而是在各自独立的探索中遥相呼应、相映成趣，中间也不乏争论碰撞。我们的旨趣是一致的，就是为建立实践性新型政治经济学添砖加瓦。

我有幸借助对话的机会向黄先生讨教学习，同时也在交稿期限的催促下不断开拓新的研究疆域。

应该说，如果没有事先关于对话的承诺，以及黄先生比年轻人还高产的速度给我的无形压力，我的这些文章可能永远写不出来。所以，特别感谢黄先生不吝赐教(包括三十多年前的“神遇”)，让我在学术上重获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