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马秦山地名考证 ——基于浙东“海上丝绸之路”的推测|中原|于阗|浙东|海上丝绸之路|陶瓷之路|马秦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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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秦山是舟山古代一海岛名，位于今舟山朱家尖岛。马秦一词的原意是西亚、南亚等地对大中国的称呼，也特指“丝绸之路”之重要驿站——新疆于阗。马秦山是浙东“海上丝绸之路”的港口避风泊地，因此从浙东“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和目的港考察宁波在唐宋时期与西亚地区开展经济文化交流的可能性，来推测马秦山的得名与浙东“海上丝绸之路”有关，源于西亚、南亚等地客商对宋的称谓“Machin”。

关键词：地名；马秦；明州；海上丝绸之路

古代舟山史籍上记述了一个叫“马秦山”的地方，最初文史工作者搞不清它究竟是在哪里。直到后来有了宋《宝庆四明志》的《昌国县境图》，才确认马秦山就在目前的朱家尖岛上。现在的朱家尖岛是由大小10多个岛屿相互连接而成，而以马秦山为最大。宋《昌国县境图》上的马秦山，还标注有马秦坊和保宁院（寺院）两个地名。那么，马秦山的得名又是什么含义呢？笔者认为马秦山的得名与浙东“海上丝绸之路”有关，源于西亚、南亚等地客商对宋的称谓“Machin”。

一、古马秦山的地理位置

南宋《乾道四明图经》卷七《昌国县·山》中记载马秦山“在县东南四百里”。马秦山的左侧是乌沙门，右侧就是茫茫的东海。自汉至明清，乌沙水道以及附近的石牛港、莲花洋水道便是东亚“海上丝绸之路”的港口避风泊地。唐至清代，随着北洋航路的不断拓展，浙江与日本、韩国等地的文化交流与贸易活动也更加频繁，由宁波经乌沙水道前往东北亚是一条较为安全便捷的航路。唐代的日本遣唐使船及明代日本国朝贡贸易使船多数走的都是宁波—普陀（乌沙水道）—日本这条航线。明代日本国贡使来华勘合贸易船，大部分也从日本五岛直接开往乌沙水道在莲花洋停泊。明朝李言恭、郝杰同撰的《日本考》云：从日本的五岛历天堂官渡来浙东，乘东北风“多则至乌沙门分踪”。可见，唐宋以来的乌沙水道是中日北洋航线的重要航路无疑。

宋元时期，随着大批商船、渔船在乌沙门往来，官府在乌沙门筲箕湾一带设立“砂岸”（元代又称作“沙岸”），专门管理船舶和税收。南宋《开庆四明续志》卷八中云：砂岸为“濒海细民业渔之地也”，马秦山乌沙门一带就是宋元时期官设的渔业基地了。元《至正四明续志》卷七云：昌国州有“沙岸”，其中“乌沙洋务钞肆锭”。元《大德昌国州图志》又载马秦山附近海中的香火礁大鱼回游规律，说“每岁三月间，大鱼扬鬐鼓鬣从大洋来会于礁之下”。这说明马秦山的渔民，在长期捕捞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已掌握大鱼回游规律，也说明当时马秦山渔业生产之发达。

宋代的马秦山，也是舟山较早的佛教传入之地。宋《宝庆四明志》卷第二十《昌国县志全·寺院》记载：“保宁院，县东南海中，旧名保安。晋[注后晋]天福元年（公元963年）建，皇朝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赐今额。”当时有寺产田149亩，山1229亩。后由院升寺，到元大德年间（1297-1307），该寺已经历350多年历史，这时田增加到732亩，山1505亩，地436亩，总数增加93.9%，其中田增加了5倍。

由于海上交通及渔业生产的良好条件，宋代的马秦山也是昌国县经济发展较早的地区，当地还设有专司酿酒的“马秦坊”，这说明马秦山当时户口数量与诸大岛相匹敌。酿酒不但工艺较为复杂，原料、设备都有一定的要求，如果酒缸、酒坛当地不能生产，而要到外地采购的话，也须具备较好海运条件，所以，酿酒绝不是有粮、有粬、有水就行的。因此，酒坊的建立，也说明古马秦山当时的农业、手工业生产水平较高，海运业初具规模。

综上所述，宋代的马秦山，已经是浙东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也是渔业基地，舟山较早的佛教传播地，且有良好的经济发展基础。

二、马秦的原意

马秦，应该是一个专有名词。在中国地理上称之为“马秦”的，多是一种外来语，是西域、南亚地区对“中国”的称谓。

（一）马秦即大秦之意，是古代西方诸民族对中国的称谓

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秦国，地处西北，很早就与我国北方、西域各民族频繁交往，并逐渐成为战国七雄中版图最大的国家。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扫六合而一统天下，建立中央集权制封建王朝——秦朝。这一历史进程极大地促进了中原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也进一步强化了中原与西域各民族之间的经济联系。“秦”在西域乃至西方人中的威望和知名度很高，因此自秦汉以来，欧亚各国便以秦、马秦来指称我国历代各朝，至少中亚、西域等地就是这样使用。秦、马秦，秦人之称就广泛流传于中亚、西域，变成了表示中国、中央大国、中国（汉）人的专用通名。如《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列传第六十三·大宛》：“闻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这里的“秦人”指的就是中国（汉）人。

11世纪的维吾尔族语言学家马合木提·喀什噶尔（又译作“默罕默德·喀什噶尔”）著有《突厥语词典》。书中是这样介绍宋朝时期大中国：“秦本来分为三部：上秦在东，是为桃花石（可能是译文，原文为Tavghaq）；中秦为契丹；下秦为八儿罕。而八儿罕就是喀什噶尔。但在今日，桃花石被称为摩秦，契丹被称为秦。”

以回鹘人为主体民族的中亚，西域广大领域内，秦或马秦一词，不仅表示中原王朝的指称，也包括回鹘人本身所活动的西域以及其先祖生息繁衍的我国北方广大区域，以这样一个广意的表示来指称中国。《突厥语词典》所述正值辽宋对峙时期，黄河以南为宋朝，黄河以北为契丹建立的辽朝。西域系以喀什噶尔为都的东部喀喇汗王朝及于阗地区。这样，秦（中国）其实分为：上秦（摩秦）为桃花石（宋朝），中秦为契丹（辽朝），下秦为喀什噶尔（东部喀喇汗王朝及于阗）。

1074年马合木提·喀什噶尔所著的《突厥语词典》中有马秦的概念，而当时的南宋尚未形成，所以对马秦的解释，只能是以开封为首都的北宋。而这一概念可能一直延续到南宋，在南宋时形成新的马秦地域，即割除中原地区，单指中国南方。《突厥语词典》中，还附有圆形地图，“马秦”被划在东方，与日本隔海相望。因此北京大学历史系张广达教授直接将“马秦”译为“宋”。张广达教授考证说，“至于摩秦（注：即马秦），考其原委，实由印度及穆斯林对中国的又一称呼——摩诃支那/莫诃支那演变而来”，“这一演变在不少文献中有明确记载。例如十三世纪波斯史家剌失德丁（注：又译作拉施特）就在他的《史集》（注：即《史记·契丹国传》）中说到‘在印度人的语言中，南部中国被称为摩诃支那/摩诃秦，意为大中国，摩秦一词，即由此产生’”。

古代波斯、西域等地也将中国人称为Machin（马秦人）。15世纪明朝派往伊朗的一些使者，他们除了记载姓名外，名字也都被写成Machin。如波斯史家阿伯特拉柴克1419年（明朝永乐17年）记称：“阿儿戴细儿归自中国，有详细报告，并言中国新使节已在途中，不久即至也。1419年10月，中国使节必马清（Bimachin）、杨马清（janmachin）抵哈烈，······献呈沙哈鲁珍物及中国皇帝国书。”以上这些史实都充分说明古代西域乃至阿拉伯国家常称中国为秦和马秦，尽管有时指的区域稍有不同，但却是以汉人住居区域为主的地区作为泛称的。“秦和马秦间并不存在明确的界限，在英文中Machin，Masin，Mahachin，Mahachina，Machin等都只是同音的不同的拚法，和汉人所译秦、马秦、巴清、马清等不同译音一样。秦一名，系起源于秦国之名远扬于西方而得，马秦则系大秦的意思。”

宋辽对抗之时，西域等地国家常常把北宋称之为马秦；至金国与南宋对峙之时，又特指南宋为“马秦”。中世纪以来的波斯文献中亦有记载。中国元朝同时代的波斯首相拉施特曾经写过《史记·契丹国传》，介绍宋元时代的中国：“中国之工程师及科学家，皆报告由契丹各省、马秦（Machin）都城、兴绥（Khingsai，注即杭州）、刺桐（Zaitun，注即泉州）诸城来之船舶，皆已不能直抵大都。故大汗下命，开凿大运河，引上方所言河水，以及他数河之水入运河，运河甚长。由汗八里至兴绥及刺桐，须航行四十日。兴绥、刺桐乃滨海大埠。由印度及马秦都城航来之船舰，替至此停泊。”文中的马秦指的就是南宋，其都城为临安（即兴绥）。

（二）马秦，也指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于阗

新疆和田，古称于阗，是吐蕃—于阗道的终点，它既是我国古代丝绸贸易的重要集散地，又是西域较早的蚕桑种植基地和丝绸生产重镇。自秦汉以来，随着丝路南道的开拓，于阗成为连结东西方经济文化传播联系的纽带。

于阗被称为“马秦”，与其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纽带作用有关。于阗是汉代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是西域最早与中原相通的区域之一。汉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于阗臣属西汉，纳入中国版图，以此便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佛教从印度传入西域，于阗也是佛教传播的第一站。因为于阗土著居民和中原人相貌的相似以及汉文化被广泛地接受使用，因此古代印度及西方各地在称中国为秦/马秦的同时，亦以此指称于阗。尽管在汉文史籍里还没有发现“马秦”这样专有地名的记载，而在波斯文献和10世纪以后记述喀喇汗王朝的文献里都有类似Machin的记载，“甚至至今在和田地区仍流传着秦或马秦这个名称”。

三、马秦山地名的来源，可能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西域、印度客商有关

于阗，被西亚、南亚各国称为Machin，与其在丝绸之路上的交通地位有关。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于阗也是印度佛教东传进入中国的第一站，成了佛教流播的桥梁，成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交织口、集散地和转运站。因为是连接南亚、西亚与中原地区的陆上要塞，于阗因而被西亚、南亚各国称为“马秦”。

马秦山，则是浙东“海上丝绸之路”的港口避风泊地，其兴起与唐宋宁波港的发展有关。笔者认为，马秦得名，是由于唐宋时期，一些西亚、南亚的商人及宗教僧侣前来明州（今宁波），而乌沙门畔的马秦山是明州口岸的第一站，因此西亚、南亚的客商至此认为大宋已到，而大宋被西亚、南亚人称为Machin，于是此地也就称为“马秦”，并逐渐被当地居民认可。马秦山的繁荣源于宋朝，马秦山的得名也始于宋朝。南宋的马秦山已经形成一定的村落规模，成为从海上登陆大宋疆土的桥头堡。

舟山境内带有外来文化信息特征的地名，还有普陀山，古称梅岑，后称为“补陀落迦山”，这与普陀山的佛教传播有关；普陀山附近的“新罗礁”，则与宁波、舟山的宋代东北亚航线的发展、新罗客商的“放洋”有关。这些地名都出现在舟山东侧海域，都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相关。

（一）马秦山地名的形成，与宋代宁波港的发展有关

宋代的明州，无论是造船业还是港口海运、对外贸易都发展到较高的程度。

唐宋明州港的发展主要是面向高丽、新罗、日本的东北亚航线，关于唐宋时代明州的西亚、南亚的航线开辟，史上记录不多。但是并非没有可能。海上丝绸之路，又称海上陶瓷之路。文物考古发现，西亚、南亚乃至欧洲、非洲都有大量的唐宋五代越窑青瓷发现，从日本学者三上次男的《陶瓷之路》（李锡经译，文物出版社，1984年）、我国陶瓷史学者冯先铭《元以前我国瓷器销行亚洲的考察》（《文物》1981年第6期）等研究成果中可以发现唐宋时期越窑青瓷广泛分布于西亚、南亚、东南亚乃至非洲等地。越窑青瓷产于浙东，刘恒武在《宁波古代对外文化交流——以历史文化遗存为中心》一书中认为越窑青瓷通过海路的对外输出，在晚唐、五代达到巅峰。尽管明州港早期对南洋的贸易活动，文献中无线索可循，但是“越窑青瓷向中国南海及印度洋沿岸各地的输出，应是由明州港与泉州、广州等华南港口联合完成的”。明州港是越窑青瓷外销的始发港，而古代舟山则是这一航路的必经之地，尤其马秦山，是中外船舶驶离明州的重要补给港和避风港。

（二）马秦山地名的形成，与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到中国的西亚客商有关

自汉代起，中国对外航线已经延伸到了中国南海及北印度洋沿岸，尽管这条涉外航线以合浦（广西北海）等南海各地港口为始发地和目的地，但是西亚、南亚各地的客商、货物以及文化信息可以通过中国国内航路流散至浙江等沿海其他各个地区。

例如，《搜神记》卷二记有西晋时期印度人航抵江南的记载：“晋永嘉中，有天竺胡人，来渡江南。其人有数术，能断舌复续、吐火。”这说明在西晋（307-313）年间，从印度东部沿海到中国北方沿海的航海活动已经出现。东晋时期，公元399年，高僧法显等从长安出发，经西域至天竺，游历20多个国家，收集了大批梵文经典，前后历时14年，于义熙九年（413）归国。当时法显乃取海路单身回国。他由东天竺著名海港多摩梨帝（今加尔各答西南之德姆卢克）乘商船到狮子国（今斯里兰卡），滞留2年，续得经本，再乘商船东归，中途经耶婆提（今苏门答腊岛或爪哇岛），换船北航。在今山东半岛南部的崂山附近登陆，转取陆路，于义熙九年到达建康（今南京）。这说明东晋时期印度到中国的航路已经延伸到山东半岛，那么西亚、南亚的文化当然也可以自海路输入浙东。

从文物考古发现，浙东地区也发现大量唐宋以前许多具有西域、西亚风格的陶瓷品。刘恒武在《宁波古代对外文化交流——以历史文化遗存为中心》一书中收集了大量有关宁波、绍兴各地考古发现的汉晋时期越窑器物上有胡人形象的信息，发现这些堆塑罐及堆塑壶等早期越窑制品上的人物塑像表现出明显的异域特征，如头戴尖顶帽，高鼻，深目，多作欢庆弹琴吹奏的姿态，不少胡人塑像还与佛像配置在一起，似乎也说明佛教信仰的传播来源与胡人有关。汉晋之际“高鼻深目”的胡人多来自罗马、安息、天竺及中亚各个地区，胡人塑像在浙东陶器制品中的出现，说明“域外文化已经渗透到了该地区的社会生活、精神信仰之中”。宁波地区出现的带胡人形象的各种陶器文物作为中西方海路交流的物证，说明自汉晋时代宁波已经是“海上陶瓷之路”的始发港。

明州自唐中晚期起就有大食、波斯商人进入港口贸易，明州是西亚客商循着“海上丝绸之路”来中国的目的港。宋时，随着与东南亚、西亚等国交往的日趋频繁，众多的阿拉伯、波斯商人来明州从事商贸与文化交流，宁波成为西亚客商的主要聚集地，其中有不少长期留居明州。为此，明州特地在市舶司西首波斯商人聚居地设置波斯馆用以专门接待，阿拉伯（波斯）人聚居的街巷则被称为波斯巷。宋《开庆四明续志》卷七《楼店务地》中记载：“北取泥桥下，自波斯团止酒务营前，转取丘家桥，直取石版巷。”《鄞县志》卷三《街巷》称：“东南隅有波斯巷”，该地驻有“波斯团"。随着阿拉伯（波斯）商人的前来，伊斯兰教也传入明州，宋真宗咸平年间（998-1003）在狮子桥北建造起清真寺。

宋代舟山也曾有西域僧侣出现。元《大德昌国州图志》卷七记载唐大中年间（847-859），普陀山“西域僧来，燔尽十指，顶礼洞前，亲感菩萨现大人相为说法，授以七色宝石，神通变化已显于此”。西域僧人如何来舟山，是陆路还是海陆，已难以考证，但西域佛教文化交流还是存在的。

当唐宋之际已经出现西亚、南亚与浙东的远程航线，宁波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目的港，那么马秦山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驿站，作为宁波的外围港，西亚、南亚客商在此驻留还是非常有可能的，他们认为到了马秦山一带，就是到了他们心目中的“马秦”，因此唤此岛名为“马秦”。

（三）元代的马秦山，官方曾设置海船千户所，这是海上国门的象征

元朝初期，官方曾在昌国县的马秦设立海船千户所，这是保护海上运输、对外贸易的一个管理机构，马秦山俨然成为当时庆元路（即今宁波）的门户，海上国门的象征。

元初在马秦山设立海船千户所，出自元朝邓文原的《巴西集》，其《故建昌路南城县尹王君墓志铭》一文中介绍元朝昌国县的第一任知县王元善，曾在昌国升州后任职马秦海船千户所副千长，“在任凡三考，县升州，就除马秦等处海船副千长，会盗发，台州宁海主帅倚君掩捕余党，悉平”。昌国州建立是在至元十五年（1278年）。元朝初期，元政府组建一套完整的海上贸易机构，在沿海各大城市设立“行泉府司”专掌海运，下辖镇抚司、海船千户所、市舶提举司，“统海船万五千艘”，同时还建立了海上驿站，专门为宫廷运送“番夷贡物及商贩奇货”，并组建“海船水军”保护船舶航道的安全。庆元府下设立马秦海船千户所，就是为对外贸易保驾护航，打击海盗势力也是其一项职责。马秦山设立海船千户所，具有非常大的历史意义，说明元代甚至宋代，乌沙门航道边的马秦山一直是“海上国门”，边防重镇。

（四）马秦地名为什么没有在广州、泉州等沿海地区出现，而特指明州近海的海岛村落

首先，这可能与明州的地理位置有关。西亚各民族先后将北宋、南宋分别称之为马秦，一般是以首都所在地为主要区域。广州、泉州等地远离中原，而明州则相对来说更靠近北宋的中原地带，离“马秦”更近。而至南宋时代，明州更是紧紧挨着“马秦”首都临安，因此西亚、南亚客商将即将跨入的“海上国门”称之为马秦山，也就顺理成章。其次，广州、泉州之地，自古就有州名，也无需另行更名。而边陲海岛则往往没有正式定名，故而采用西亚、南亚远道而来的客商所取之名，亦有可能。

当然，本文关于马秦山地名的探源，仅仅是基于浙东“海上丝绸之路”历史的一种猜测，这一论点是否正确最终还需要更多的史籍、文物来佐证、检验，笔者只是抛砖引玉，以期对古代朱家尖乃至舟山历史做更深入的研究，也为浙东“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研究提供更多的可能设想。

作者：孙峰

来源：《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15年第1期

选稿：宋柄燃

编辑：汪鸿琴

校对：计梦菲

审订：耿曈

责编：黎淑琪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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