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阅读的过程中，人们会发现很多史料并不是那么可靠。尤其是情景与语境的困境，无法突破。

史料本身并不是那么可靠。很多史料经过当时意识形态的改写，已经不是原原本本还原当时历史的记录了。即便自认为认真的史学家记录史料也不是那么客观，就更别提很多受到意识形态左右的历史学家了。毕竟人生活在社会中，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干扰。史学家也不例外，会受到当时意识形态的影响，受到自身认知的影响，受到史料缺乏的影响，受到前人研究的影响，受到权力和资本的影响等等。如此影响之下，很难说史学家可以做到客观公正地记录，也很难说史学家可以把握史料的精准度。

史料支撑历史，往往会渗透权力的影响，会成为统治阶级主导下的记录工具，用以美化政权，美化统治阶级，贬低被统治阶级，以此实现一定程度上的“合理性”。历朝历代的史料都有这样的毛病，也都会成为统治阶级利用的工具。哪怕对统治阶级做神化处理，也是可以被接受的。从《史记》到《清史稿》都有这方面的倾向，却被统治阶级默许，也成为愚民的工具。当代史料尤其是八九十年代之后，格外强调把史料与文本放到“历史语境”与“历史情境”中去解读。情景化是任何历史系研究生必然要学习的思维方法。但这些“情景”与“语境”不是史料本身就能够完整提供的，它们依然是史料与外部理论结合的产物。

史料要想做到客观公正，非常困难。前人研究的理论已经形成了一种外部套用的成型的理论模式，不容易被突破。而后代史料研究者并不会搞大的创新，一般不会形成新的理论模式。即便有所谓新的理论模式，也只是借用了前人研究的结果，甚至从外国研究者那里直接借用过来，改头换面，变成自己的理论，根底不扎实，也不是那么客观公正。即便是前人研究的结果也大多有些偏颇，毕竟个人的学术认知能力有限，只有依赖一代一代的学术继承和群体性合作，才能不断接近外部真实。况且，史料的研究要和考古研究结合在一起，考古发现新的事物，会轻易推翻很多现有的理论，让人耳目一新。当然，被改写的史料需要还原，需要纠偏，需要注重历史细节问题。

全球史的写作者会关注大层面的史料，却很难在史料搜集上超过某一具体地方的研究者。但全球史强调的不是各个地方史的叠加，而是找到地方之间的联结。不管是全球史还是地方史，都具备一定的价值，但很容易形成某种理论框架，也形成了框架下的研究思想。长时间运用这些研究思想，就会故步自封，看不到更多的可能。史料被某种指导思想统归在一起，是不是有些偏颇？搜集史料的时候，史学家只是搜集符合自己理论的史料，而对于违反自己理论的史料视而不见，岂不是走向了偏颇？史料本身带有一定的片面性，再加上史学家理论偏颇的影响，就更加偏颇，难以发挥真正的作用。对于一段历史的论述，史学家往往会“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他们除了史料研究层面上的不同之外，就是自身认知经验的不同，立场的不同，会造成很大的偏颇。同样论述太平天国运动，外国人的研究和国人的研究竟然大相径庭，是不是存在很大的矛盾？多看看不同的研究，反而会增长知识，只看自己的研究，抱定了某种观念，也就成了井底之蛙。

史料研究是长时段的事情，除了有时间线索，还有空间线索。也就是说，史料研究是非量化的质性研究，而不是边缘化的研究，也不是一蹴而就的研究。不满足于原来的叙事和理论框架是好的，起码可以多看一些人的研究理论，多看到新的阐释。无论是从时间线索分析史料，前后对比，还是从空间方面分析、对比，都能看出很多不同来。对于传教士的评价，无论是从时间角度看，还是对比国外的研究，做空间上的对比，都可以看出很大的不同。对于历史功过问题的研究也是如此，从不同的角度入手，还原当时的历史情境和语境，似乎可以看到更多可能。但要警惕的是，史料本身的偏颇问题。

史学不是史料学，因为一旦主动建立一个解释史料的框架，开始叙述和解释了，就抽离出原始史料了。但叙事搭建不起来，仅仅让史料堆积在那里，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史料不能自己解释自己。研究者必须要对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得出一定的结论。如此的悖论，似乎并不是研究者们喜欢看到的。而史料在使用过程中会引出不同的阐释方式，引出不同的结论，虽然可以看成是“百家争鸣”，但没有形成统一意见的史料本身就成了悬案。应该容许不同领域、多元学科之间的对话，把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等学科引入其中，会看到更多的可能。 不过，史料本身仍然具备一定的困境，需要警惕，更需要不断探索，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