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在中国人民眼中是一个举国欢庆的日子,人们甚至不惜万里跑来北京参加开国大典。
但,唯独有一个人被毛主席明令禁止参加。这个人的名字叫做任弼时,下达这样一个看起来不近人情的命令究竟是何缘故?任弼时到底是什么来头?
任弼时为党为国,不顾身体受到的伤害
任弼时,原名任培国,他于1904年4月30日出生在湖南省的一个普通家庭。1920年8月,年仅十六岁的任弼时便为了能为国家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义无反顾地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当然,他深知仅仅靠一腔热血是远远不够的,于是,在1921年,任弼时与刘少奇一起,克服种种困难,来到了莫斯科想要探索一条适合自己的求知之路。
经过了一年的努力学习,1922年年初,任弼时一回到中国便主动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坚信,这个党派便是能够让他一展抱负的地方。凭借着出色的能力和过人的胆识,他很快便受到了党组织的重用。
1927年7月,年纪轻轻的任弼时已经担任了第四任共青团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并在同年的中共五大会议上成功当选中央委员。随后,国共合作破裂,任弼时冒着枪林弹雨参与了汉口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
在会议上,任弼时坚持己见,要求大力推动土地革命,在各领导赞赏与支持的目光中被任命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同时,他也是当时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
1928年9月,任弼时在前往芜湖开会的路上因叛徒的出卖被逮捕,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任弼时仍坚称自己是来此做生意,顺便游览参观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拷问,敌人仍无法获得什么有效信息,于是决定将其转送到安庆。在押送的路途中,任弼时凭借自己的智慧将妻子的信息传递给了自己的朋友。
妻子听说了任弼时的情况立马联系的党组织寻求解救办法,终于在1929年2月任弼时被释放。可前脚刚释放,后脚又被送回了监狱。
原来,在同年年末他受命去上海开会时被上海租界的巡捕房盯上了,在混乱之中,任弼时只有将身上的文件生生吞入腹中,最后只被搜到了一张月票。但敌人并不甘心,他们试图通过严刑逼供其说出实情,但任弼时即使被电的皮肤发黑也不曾吐露一点。
幸运的是,在周总理得知此事之后,便立即采取行动,最终成功解救出了任弼时。在经过两次监狱逼问之后,任弼时虽然保住了性命,但也因此落下病根。
自那以后,任弼时经常感到力不从心,还会不时头晕眼花。在跟随军队进行长征时,四十岁的他却已经被认为早已超过五十岁了。即使身体欠佳,任弼时也并没有抱怨过一丝一毫,反而比普通人更加努力、更加勤奋。
1940年,任弼时回到延安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职务。不论是人事安排还是后勤保障,都属于他所管理的范畴,事情可谓是又杂又多,好不辛苦。同时,任弼时在如此繁重的任务下,仍能做到关爱每一个同事,体察民众的意见,没有架子,任劳任怨。
因此,许多同志都十分愿意找他帮忙,这也给他的生活又增加了一道重任,但他却依旧乐在其中。
“禁止任弼时参加开国大典”
而面对这样一位不辞辛劳的“骆驼”形象,毛主席究竟为什么不允许他参加开国大典呢?
眼看着即将迎来新中国成立的日子,每日在党中央担任重任工作的任弼时身体情况却愈发地糟糕了。为了能让任弼时得到应有的照顾和休息,党组织决定送他到玉泉山调养身体。
原本应当出现在开国大典名单上的任弼时这一姓名,面对如此之情况不得不做出调整。在玉泉山修养期间,任弼时也并没有完全放松下来,而是时时刻刻关注着国家的动向。
1949年,新中国即将成立并要举办开国大典的消息传到了玉泉山,任弼时听见这样的消息瞬间感到自己的病好了一大半。在极度激动的情绪下,任弼时强烈要求党组织能够允许自己回国参加开国大典。
毛主席在听说任弼时的病好了大半时十分激动,但在仔细询问过医生的看法之后,果断拒绝了任弼时了请求,且亲自下达了命令,禁止任弼时参加开国大典。
在听说这样的命令时,不少人感到有些困惑,毕竟这样的命令看起来有些不近人情了。可是,大家在知道了这道命令背后的真正原因时都纷纷为之感动。
若不是因为实在关心任弼时的健康问题,毛主席又怎会忍心让一个为中国奋斗一辈子的人错过如此重要的庆典呢。当时,任弼时的身体情况属实不适合长途跋涉,加之参加开国大典时过于激动的情绪也可能会让任弼时的身体无法消受,此道命令的下达也实在是无奈之举。
虽然任弼时无法亲身体验到开国大典的盛况,但他的内心与灵魂却一直紧紧跟随着新中国成立的呼声,在万里之外的任弼时能够与中国人民一起见证这样一个伟大的时刻。
放不下工作的任弼时
任弼时同志因身体原因被迫错过了新中国开国大典,令人遗憾,但更令人动容。当然,任弼时的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在开国大典之后,他仍在为新中国燃烧着自己的生命。
1949年11月底,任弼时的身体状况愈发地糟糕了,经过党中央的批准,他准备出发前往莫斯科疗养治病。
1949年12月,任弼时因身体原因不得不前往莫斯科就医。本以为在这样糟糕的情况下,为这样一个功勋累累的“英雄”任弼时提供良好的政策和服务也实属情理之中,但任弼时却提出了出乎人们意料的要求。
他有两点要求,一是希望随行的人员尽可能的少,家属也不必跟随自己一起,其他工作人员更是不需要;
二是国家为自己提供的衣服物料等尽量节省。任弼时认为,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所有事情都在起步阶段,需要大量的人力财力,自己不应该为国家增添负担。并且当时国家还没来得及制定有关出国制装规定的标准,他不希望多花费了国家的钱。
在此期间,他仍然心系祖国,共产国际会议上,是任弼时让原本不了解中国国内情况的党员们知道了中国的真实情况,是维护党内团结的大功臣。
任弼时心系国家的同时,也在关爱着自己的小家。在莫斯科养病的半年时光中,他给生活在北京的家人们写了整整八封书信,给在苏联学习的小女儿写了两封信。
每一次收信,他都高兴得像个孩子。每一封书信,他都要反反复复地读上好几遍,希望在这一字一句中感受到家人之间弄弄的亲情。
任弼时时常在家信中督促孩子多多陪伴妈妈,也会在信中询问妻子的身体状况,关心她会不会失眠。有时,他还会喃喃道要买点什么给妻儿比较好。
1950年,任弼时修养结束后,他第一时间便回到了延安继续工作。凭借着任弼时勤奋的精神以及不辞辛苦付出的形象,被党内的同志们都亲切地称呼为“党内的老妈妈”。进入了领导层的任弼时仍坚持认真仔细地完成每一份工作,不论事情大小繁琐都做到尽善尽美。
10月1日,任弼时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之上,参加了新中国成立一周年的庆典活动。此次活动,也算是弥补了他在一年前的遗憾。然而,好景不长,身体上的病根和长期的高强度工作早已让任弼时的身体眼中透支了。
25日凌晨七点,任弼时突发脑溢血被送往医院抢救。27日十二点三十六分,任弼时同志逝世,享年四十六岁。任弼时去世后没过多久,他的妻子就把斯大林送任弼时的轿车和任弼时生前用的钢琴、软床,甚至是女儿的自行车等物资统统交给了国家。
他的妻子陈琮英和任弼时一样,一生都奋斗在党的工作之中,拥有着同样的无私奉献精神。毛主席曾也对陈琮英赞不绝口,称她不求名利,是革命事业的贤妻良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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