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正处于共和国建立初期，南京城西城的一处安逸的小巷之中，突然鸣起的警笛声划破了南京城这片小巷的安逸生活，沿街的百姓无不围观，讨论着，据说是抓到敌特了。还是个中特大特务。
而被警车带走的人，却是一名，相貌和蔼，少言寡语的六旬老翁。周围观看之人无不惊奇，老翁平时很少与人接触，而且待人和善谦谨，想不到竟然是敌特份子。
当老翁被带走之后，在审问之时，他竟然说出：“让陈赓来，他知道我的身份。”
在陈赓得知后更是高度重视此事，并对下属说道“本人有重大贡献”。
老翁究竟是身份，此事为何会让陈赓说出“他有大贡献”，是另有隐情，还是其他原因？
青年时代的革命热血
鲍君甫，1893年生人，出生于广东珠海前山。清末时期的广东，作为东南临海省份，与海外交流贸易颇多，因此当地的进步思想浓郁，由于年代的久远，鲍君甫的早年生活已经很难得知。
在鲍君甫16岁的时候，为了能更好的提升自身修为，怀揣着对外界的求知，他跟随家乡的一些人前往日本留学深造。
在日本的他就读于著名的早稻田大学，我国著名的思想家陈独秀，李大钊都曾在此学习。而作为当时维新后的日本，也出现了很多进步思想家，比如日本马克思主义先驱河上肇，而在日本的留学的鲍君甫便深受其影响，这也是他对革命思想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
日本马克思主义先驱河上肇
回国之后的鲍君甫，选择在上海生活，不久北京爆发了著名的五四运动，运动的规模很快就覆盖中国大部分城市，怀揣着革命思想的鲍君甫义无反顾的入了他们的行列，并在运动期间结识了霍秋白等进步人士。
1924年，鲍君甫正式决定加入孙中山先生改组后的新中国国民党，并将自己取了一个新名字“杨登瀛”，以此作为投身革命事业的标志，从此他将坚定的在革命的道路上走下去。
由于自己在日本留学的基础，在上海的杨登瀛（鲍君甫），以熟练的日文能力日企选中，并在之后参加了上海的日本基督教青年会的工作。
1925年，上海与青岛两地的日资工厂发生了工人罢工运动，在上海内的外棉涤七厂的日本资本家残忍的枪杀了工人顾正红，并造成多名工人受伤，青岛工人率先响应，很快就遭到了日本帝国主义与北洋军阀的血腥镇压。此举让中国各界哗然，30日2000名大学生游行抗议，遭到租界警察抓捕，在混乱之余，帝国主义与军阀对游行学生进行开枪捕杀，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当时身在上海的杨登瀛，急的焦急万分，他对帝国主义与军阀政府毫无人性的举动所气愤，又为革命运动中牺牲了烈士所悲愤，最终怀揣着革命，怀揣着大义的他以加入游行来宣泄自己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不满。
在运动期间，杨登瀛也不忘了阅读书籍来丰富自己的学识，在一次买书的途中，他认识了广大的青帮份子与洋务工会的负责人，杨剑虹。
由于杨剑红与国民党骨干陈立夫有所来往，这也为日后杨登瀛在党内人事任命提供了基础。
1927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势力突然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清除党内破坏份子为由，对共产党人进行了大肆捕杀，上海接通宛若地狱，尸体堆叠如山，鲜血如河水一般染红了上海的大街小巷。而杨登瀛对蒋介石的行为表达了反对态度，因此被逮捕入狱，而不久因蔡元培的保释，从而出狱。出狱后的杨登瀛选择在上海隐居。
传奇的双面人生
随着蒋介石为首的右派力量对左派的大肆镇压，为了继续我党的革命事业，确保我党人员与革命安全，中共中央于11月决定成立新的隐蔽斗争战线指挥部。
而刚领导结束南昌起义的周恩来同志，从香港抵达上海，组织并领导筹建隐秘斗争战线的工作。1927年周恩来同志向党中央建议成立中央特科，同时提出了中央特科的主要任务。
（1）选派忠诚，坚定，机智，果敢的同志打入敌人内部，及时了解敌情，侦查得知敌人的行动计划，以保卫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和地下工作同志的安全；
（2）组织营救被捕人员；
（3）打击叛徒与敌特，反革命人士；
1928年4月，宣布成立有陈赓（化名往庸）同志领导的，第二(情报科），主要任务是采集情报，掌握敌方动向，针对敌人的特务机关的作战计划而设置的部门。周总理认为，扎起隐蔽战线工作中，情报是最具有决定性的，想要保护自身，对敌人出其不意，就必须先了解敌情。所谓的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而陈赓将军更是和其他同志一起，依靠党的组织，与各种社会关系，掌握了上海与租界内巡捕与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时刻动向，甚至还潜伏到了蒋介石左右，而这里就有陈登瀛。
而与此同时的国民党，蒋介石为了巩固自身独裁地位，铲除威胁自己势力的政敌，决定成立一个特务情报组织，即“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也就是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统局的前身。
而时任科长的正是陈立夫，为了控制中统，陈立夫大肆重用自己的党羽，陈剑虹因此得到提拔。为了扩张自身势力，招揽人才，杨剑虹受命在上海组建情报机关。而杨在组建期间多次拜访杨登瀛，希望将其拉为自己的副手，并利用自身权力为杨登瀛提供各种便利，以拉拢杨登瀛加入中特。
而此时的杨登瀛正处于，夹缝之中，思想的旋涡中心，他一开始就看透了蒋介石政府虚伪的本质，他不愿与反革命者一起共事，但在陈立夫的威逼利诱之下，他也很难全身而退。最终在矛盾与纠结中，他不得不选择加入中特，陈杨二人为了庆祝杨登瀛的加入，随即将他任命为特务骨干，以表示对其的赏识。
但他所不知的是，真正的使命已经来临。
在一次从杨剑虹的家中返回的路上，他与我党成员陈养山（程仰山）所结识。虽然两人曾都是在上海大学居住，并很早就要来往，并在闲暇之余一起分享探讨过一些进步思想，但是二人并没有过多的深入了解彼此的身份。
就在结识之后的不久，陈养山与陈登瀛再次联系，将更多的进步书籍交给了陈登瀛，并向他传递了共产主义与马克思思想，在不断的了解之中，陈登瀛对自己的的未来与革命事业，进行了考量，为了自己的远大志向，为了进一步的投身革命，他狠下决心，选择跟着共产党走下去。
1926年，陈养山给党写去了入党介绍信，他作为介绍人，介绍了陈登瀛入党，陈登瀛正式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陈养山
1928年，陈养山在浙江带领农民起义，但是被当地政府镇压，失败后的陈养山被陈登瀛保护并收留，在此期间陈养山与陈登瀛进行了多次的沟通与交流，逐渐的陈登瀛选择作为一名打入敌方情报网中心的红色钢钉，为我党提供情报支持。
而陈养山得知后，立即将此事上报给了陈赓将军，陈赓将军认为，此事不可亲率行事，需要与陈登瀛进行当面商议。
最终在当面商议过后，陈赓将军肯定了陈登瀛的革命倾向，以为党工作的积极态度，并在周总理的肯定下，陈登瀛与双面间谍的身份成为了打入敌方内部的红色钢钉。
隐蔽战线的传奇
为了支持陈登瀛，我党对其提供了大量的财力支持，在当时的环境下，为了能让陈登瀛更好的工作，为其配备了一辆汽车，以帮助其更好的出入上层场所。其次为了让陈登瀛能够深的敌人信任，陈赓将军更是将我党的一些机密情报与一些假的情报交给陈登瀛，以便让其在中统内部更好的潜伏。
由于蒋介石政府的混乱，上海的特务机关时不时就多次大清洗，但是陈登瀛永远都能站稳脚跟，并且还一路高升。
1930年，中统核心领导人之一的杨剑虹因贪污案畏罪自杀，为了寻找可靠的接班人，并且能够快速的稳定上海局势，决定让陈登瀛作为上海地区中统负责人。至此陈登瀛一跃成为了在上海的特务机关最高负责人。
不得不惊叹的是，本来是为了反共反革命的上海最大特务组织，实际上却是共产党控制的保护共产党安全的组织。可见我党当时的隐蔽战线的战斗能力是多么的强大。也正是在陈登瀛的保护之下，更多的红色钢钉被打入敌人内部，其中就有著名的“龙潭三杰”。
作为上海地区最有权势的人之一，陈登瀛利用自己的地位与能力保护了大量我党位于上海与租界的革命党员，并且也结交了大量的国际友人。面对权力，钱财的诱惑，陈登瀛也没有忘记自己的革命理想，他选择用外表麻痹敌人的监视，从而能更好的隐藏自己，为革命做出贡献。
之后陈登瀛还通过自己的卓越的判断力，多次查到了潜伏在我党的叛徒与敌人特务，并组织和掩护我党行动，其中就有保护任弼时，并多次将我党从灾难的边缘救出，于是陈登瀛在我党内部也有了“叛徒克星”的称号。
1931年4月25日我党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顾顺章，同时也是中特第二科科长，意外被捕，在被捕期间，顾顺章选择交出我党隐藏在上海特务机关内部的秘密党员与地下党同志的名单，并叛变革命。就在上海大局看似要被一锅端的时候，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党员及时将情报传达给了中央，中央得知后立即转移，并立即通知陈登瀛撤离。
但是陈登瀛却告诉陈赓将军，他不愿就此放弃，他要赌一把，利用自己在上海铺设的大网与顾顺章展开决斗“只要顾顺章咬我，我就反咬顾顺章。”在临别之际，陈赓将军对陈登瀛感动万分，此一去是生死难料，党存亡的命运在这一刻交给了陈登瀛。
事情正如所料，顾顺章一口就咬死了陈登瀛，并说出了他是共产党党员的身份，而被捕的陈登瀛更是一口反咬顾顺章，声称他是诬告，是为了打击我们国民党内部团结的奸细。在1937年，陈登瀛通过运作被保释处于，随即彻底脱离了国民党特务机构，同时也与我党失去了联系。
解放战争期间，陈登瀛虽然在国民党内部继续任职，但是仍然在苦苦的寻找与我党联系的方式，最终苏子和国民党逃亡大陆，陈登瀛选择留在南京，沦落在当地卖茶为生。
1951年，我党位于南京的公安局通过调查发现，南京的六旬老翁竟然是前上海中统最高负责人陈登瀛。于是立即对其展开抓捕，被抓捕后的陈登瀛，押运到了南京是人民法庭审判，在被一重罪审判之际，陈登瀛却说出了自己真名“鲍君甫”，并道出了自己1926年就被陈养山举荐入党，并以潜入中统的身份为我党提供情报，而且他要求陈赓将军为他出面作证。
最终此时被高度重视，很快就传达到了位于云南工作的成功将军的手中，陈赓将军得知后，立即写信告知了陈登瀛的真相，陈登瀛的传奇故事才逐渐被大众所知。
时至今日，一提到我党在革命时期的隐蔽作战，鲍君甫（陈登瀛）的故事仍然是最被人不断的反复提起的传奇，而我们更要为这些曾经为了革命，为了远大理想而奋斗而牺牲自己的的革命战士献上最真诚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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