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氚

探索人工智能背后的社会逻辑

作者 | 陈氚

作者单位 |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

原文 |

拙作《人工智能的决策替代与社会缓冲》能够在《社会学研究》上发表，我倍感荣幸，同时也感谢《社会学研究》编辑部和匿名评审老师的耐心和包容，感谢二作李晓曼老师及其团队的辛苦努力和付出，感谢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以及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关系学院各位老师的帮助和指导。

这篇文章的故事要从2021年初说起，彼时我正沉浸在对信息行动理论的思考与想象之中，期望能将那些在我看来对于理解数字社会和人工智能非常重要，而在一些人看来可能很枯燥的社会学理论发展下去。最好的办法，无疑是将这些枯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结合起来。恰在此时，李晓曼老师发来的信息，犹如黑夜中的一道光闪现。李老师开始询问我是否有兴趣参与一项关于人工智能的实证研究，她所在的经济学小团队已经开展了部分前期工作，正在试图从社会学视角找到一些新的研究思路和增长点。我不由分说，第一时间“强行”地“推销”了一整套信息行动理论，并宣称这必将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原创性理论。或许是因为经济学学者们对社会学并不太了解，她终于被我的一套说辞所打动，立即敲定了合作的框架。于是，最终大家看到了我们这次跨学科合作的第一篇论文。

以往的学习经历，尤其是对于经济社会学的研究经历，或许使我在潜移默化间拥有了对经济学的本能批判思维。这也几乎是我第一次参加与经济学团队的合作研究，同时还作为第一篇合作论文的主要写作人。因此，不难想象，整个合作过程中充满了学科之间的友好争论。好在李老师和团队足够宽容，让合作得以持续。

除了经济学与社会学之间的“相互成见”之外，我与李老师在这一研究的核心观点和可能拥有的原创性贡献上早早达成了共识。我们都看到了国内外社会科学中的多数人工智能研究仍然将人工智能的研究等同于算法的研究，人工智能社会学在过去似乎等于算法社会学。诚然，算法研究是人工智能的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关键点，它可以透过现象将人工智能引发的诸多社会问题还原到算法的设计和所有者那里，对于揭示人工智能与社会不平等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但是，如果考虑到人工智能的高速发展，尤其是其替代人的博弈能力的逐渐增强，有必要尝试将人工智能视为行动者，并考虑人工智能本身而非算法设计者对社会的冲击和影响。也就是说，对于人类社会的重大变迁而言，新的变量（行动者）出现了，如同房间中的大象，我们不能对其视而不见，简单地以人类的产物对其进行还原和概括。而作为劳动经济学领域的研究者，李晓曼老师则特别敏锐地提出，人工智能对人类劳动的替代已经从替代底层劳动者转变为替代中层技术管理人员，这是一种新的历史现象，并将会产生新的深远影响。

另一项促使研究达成内部共识的因素是，这一研究团队的成员大都是科幻小说爱好者，大多拥有悲天悯人的人类乃至宇宙情怀。无论是小说《三体》中的宏大想象，还是诺兰电影中关于时间空间的探讨，以及粒子穿越和电子云的具体意象，都启发了团队成员对论文观点的争论，只可惜论文中关于大过滤器、费米悖论的比喻在第一版后即被删除。出于个人的兴趣，我本人一直关注人工智能领域的持续进展。这篇论文部分观点的萌发，一直可以追溯到阿尔法围棋第一次战胜李世石时所带给我的震撼。同时，作为人工智能辅助驾驶的用户，我也在使用人工辅助驾驶时拥有诸多直观体悟。而论文的核心理论模型的构建，还因为整个研究穿插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当时铺天盖地的关于冠状病毒—免疫—有机体保护的诸多信息，在有意无意间让我联想到人工智能技术遭遇人类社会的免疫系统时一定会发生有意思的社会现象，可以称之为社会保护抑或是社会缓冲。虽然是天马行空的联想和比喻，但自己冥冥中感觉这一切都是原理相通的，这也算是作者对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理论的致敬吧。

毕竟作为一项严肃的社会科学研究，在论文涉及人工智能部分的科学性问题上，我本人诚惶诚恐，深怕触及太多自己的科学知识盲区。而李老师团队则找到了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院的高级研究员王烁老师，以及专业人工智能公司的工程师，请他们对论文人工智能部分的科学性进行指导。尽管如此，我们也知道难免会有疏漏，期望大家谅解。

在调研、写作和修改期间，这项研究得到了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青年学术共同体的大力支持，得到了吴忠民、丁元竹、褚松燕、赖德胜、王道勇、蒲长春、马秀莲、胡颖廉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温莹莹老师等的点评和指导，得到了李晓曼老师团队成员陈丽和杨欣馨的协助。同时，文中对马克思理论的应用，受益于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青年研读活动，以及刘少杰教授主持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出版项目写作活动。论文最终能够顺利发表，要特别感谢匿名评审专家的精心指导和批评，感谢《社会学研究》编辑部老师的辛苦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