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23日下午4点57分，我大姐去世了，51岁，乳腺癌。她的一生颠沛流离。
我怕有一天我会彻底忘记她，便把自己能够记住的事，先写下来。到了我这个年纪，已经送走了很多亲人，也明白了一个道理：时间能够抹灭一切存在的痕迹，无论多么亲密难忘的人，一旦离去，终有一天，你会把他（她）彻底忘记。
我们一家人，这一生聚在一起，似乎就是为了互相爱着，又互相折磨着。我大姐和全家就是这样。
1、
我们一家五口，父母，大姐二姐，还有我。其实我上面应该还有个哥哥，只是流产了，那是另外一个故事。
我爸爸来自江苏，妈妈来自河南，至于我们姐弟三人，都出生在新疆，似乎生下来就注定了漂泊。
我大姐1970年出生在新疆阿克苏。那时候的新疆，条件很苦，我爸爸在空军机场，妈妈在农场，都是距离阿克苏几十公里的荒郊野外。
许多人总觉得六七十年代是个淳朴的火热时代，每个人都活得健康，阳光，奋进。我只能说：太天真！事实上，那个年代，就一个字：穷！
爷爷家是扬州，号称江南富庶地，其实，我爸爸在当兵之前，就没穿过鞋子！我妈妈在河南南部，一个亦南亦北、产大米和小麦的粮仓，结果外婆家饿死了3个孩子！
爸爸妈妈在新疆站住了脚，结果扬州的爷爷、大伯、二叔、大姑姑都跟着去了，显然，他们可不是去支援边疆，而是为了找碗饭吃。父母那点微薄的工资，要补贴在江苏的奶奶小叔叔小姑姑，还要接济河南的外公外婆舅舅们，过得捉襟见肘。
姐姐出生那天，爷爷兴奋地赶往医院，结果半路上听到生了个女孩，掉头就回家了。
不过这一切没有妨碍父母对大姐的爱。爸爸白天在机场工作，晚上还偷偷地出去给农场卸货，赚点钱。妈妈月子都没坐满，就赶着去农场上班。赚了钱，给大姐买新鲜马奶羊奶。姐姐长大了，阿克苏市区有什么上海过来的新衣服，总是第一时间穿在姐姐身上。甚至从小，妈妈就用火钳子给大姐烫卷发。大姐从小就很漂亮，大眼睛，双眼皮，皮肤白皙，再配上卷发，花裙子，看起来就像是个洋娃娃一样。她是整个农场、空军机场里最漂亮的孩子，谁都喜欢她，直到二姐出现，才取代她的位置。
可能从出生到7岁上学之间的这段时间，是姐姐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候，以至于在我们姐弟三人中，她对新疆的感情最深，一有机会，就想着“回”新疆。
小学的时候，爸爸妈妈觉得在农场对大姐的教育不利，就把她送到了阿克苏市区的大伯家，在那里生活、上学，每周周末再接回来，每个月给大伯一点生活费。
爸爸妈妈想得很美好，可对于大姐来说，这段日子却很压抑。虽然大伯不是什么吝啬的人，但大妈却总是嘀嘀咕咕，嫌弃大姐是个累赘，尤其是在二姐也上学了之后，大妈的态度尤其恶劣。堂兄弟姐妹对大姐也有点排斥，毕竟他们过得也不宽裕，住宿条件很紧张，还要接纳一个外人，怎么可能开心呢？有时，大姐吃个饭都能被人说吃得太多，堂妹一吵架，就让姐姐滚出他们家。
大姐在那段时间，总是能感觉到有意无意地排挤，她小心翼翼，唯恐说错话，做错事。每一天，都要想着怎么揣测别人的想法，和一切人搞好关系。每一天，都是折磨，算着日子，等着周末父母去接她回家。只有回到在机场附近的家里，她才感觉踏实。
后来，二姐出生，大姐的地位马上降低了几分。再到我出生，大姐二姐一起往后站了。我们姐弟三人，从小就互相玩心眼。
有一次，家里做菜盒子，我和二姐合伙作弄大姐，在她的菜盒子里吐唾沫，然后骗她吃。二姐很淡定，一直不露声色，可是我那时年纪小，看见大姐吃菜盒子，就一个劲地笑。大姐马上感觉到其中有诈，便对我威逼利诱，我当然不会说。大姐便去跟爸爸告状，爸爸一听，眉头一皱，声音提高几度，我和二姐立刻怂了，马上招供。爸爸也不打我们，也不骂我们，只让我们把吐过唾沫的菜盒子吃掉。慑于老爸的威压，我和二姐只能硬着头皮吃掉，一边吃，一边“呃呃”地反胃想吐。
多年以后，这件事成了我们姐弟三人聚在一起必会提及的趣事。也许，那段时间，对我们全家人来说，都是一生之中难得的暖色记忆，剩余的，全是灰暗，动荡，哭泣，怨恨，颠沛流离，直至对这个世界的失望。
2、
在她上了初中之后，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全家搬到了河南的一个小县城。
其实，大姐很舍不得离开新疆，也对这个县城没有一丝一毫的好感。
一进学校，大姐马上就感觉到了各种排挤和恶意。因为她是新疆来的，说普通话，被县城里的人当成外地蛮子（全中国每个地方对外地人的称呼都是蛮子，好像只有自己是文明人，迷之自信）。她在学校里，语言不习惯，就被孤立，课程也跟不上，原本就不太灵光的学习成绩更差了。姐姐的漂亮在初中里都很有名，校花，据说当年很多男生追她，她都置之不理。也许得罪了太多人，各种各样的诋毁攻击总是围绕着她，以至于她读了几年书，一个要好的同学也没有。
有一年，姐姐在学校受了气，就一个人拿了钱，买了火车票，跑了。爸妈急疯了，到处寻找，却找不到人。就在他们几乎快要绝望的时候，新疆的姑姑发来电报，说姐姐跑到新疆去了。爸爸都快气炸了，跑到新疆，把人接回来，一顿暴打。
初中毕业后，姐姐就找了个工作上班了。也不是什么正经工作，工厂里的临时工而已，工资低，地位低，朝不保夕，她也根本不喜欢，只是不得不去，否则，在这个小县城还能怎么样呢？
依旧很多人追求她，她却和一个初中老师谈起了恋爱。那个老师长得一般，脸上有块青斑，也没钱，谁都感觉姐姐和他谈恋爱，就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不过，别人眼中的牛粪，对于姐姐来说，却是个能够谈得来的知心人。这个老师懂流行歌曲，知道外面的世界，性格很好，对姐姐也很好，两个人真是很有共同语言。
只是，这段感情很不受父母待见，姐姐为此和家里反复吵架，挨打。那时候，我经常能听到爸妈狠揍大姐的声音，以及大姐的哭声。那时，我们姐弟三人的关系也很奇怪。互相关心，却又互相怨恨。大姐怨恨我们和父母一起站在她的对立面，二姐怨恨大姐把家里搞得鸡犬不宁，我讨厌这个家，这个小县城，以及身边的那些人！
我记得有一次，大姐二姐打架，二姐把大姐的头打破了，流了好多血。那种悲惨的哭声，烙印在我心里，永生难忘。但大姐也不是省油的灯，和二姐吵架，骂得二姐喝农药自杀，家里又是一番天翻地覆。
终于，大姐辞职不干了，又跑了。这一次，她跑回了江苏老家。爸爸不得不在过年的时候，回到扬州，在那里过了个年，再把她接回来。这以后，大姐就和老师停止了来往。
一年后，1991年，大姐匆匆结婚了，和县城里一个号称大款的人，没办婚礼，只是领个证，大姐就搬出去了。她终于自由了，过上了自己的生活，再不用被人指指点点，被父母家人抱怨谴责。有一次，大姐还拉着我去她家吃饭。所谓的家，其实就是租了个破筒子楼，一个大房间，既是卧室，又是厨房，还没厕所，过得很苦。没错，所谓的大款，是伪装的。
两个人的婚姻没有持续多久，争吵，打架，闹得沸沸扬扬，很快就以离婚收场。在那个年代，离婚是不得了的大事，丢人现眼，离过婚的女人好像就是坏女人，过街老鼠。
我记得那是1993年夏天，放暑假，我在家里做作业，姐姐远远地在院子门口喊我。我出去一看，大姐背着行李，穿得崭新，哭得双眼通红。她塞给我20块钱，让我零花，照顾好自己，说自己要走了。我问她去哪，她也不肯说。那是个中午，阳光很毒，她就拖着行李，离开了这个县城。
从此，大姐的漂泊人生就开始了。那年，她才20出头而已。
3、
家里人只知道大姐又跑了，却不知道她到底去了哪里。
一年后，1994年，秋天的时候，大姐回来了，带回来一个男朋友小马。二人背着大包小包，什么鲳鱼，带鱼，点心，糖果，秋衣秋裤，全都是些不值钱的日用品。这时，全家人才知道这一年多大姐究竟去哪了。
她一个人买了汽车票，去了最近的大城市，西安。
她孤身一人，带着仅有的几百块，在那个城市流浪。按照她的说法，她先在西安打工，没多久，就认识了小马。小马长得很帅，性格也很好，对她很关心。大姐人生地不熟，有这么个人关心她，自然一下子认定了这个人。她没地方住，就住在小马家，二人谈起了恋爱。
小马也没工作，两个人就到处找活儿，什么能赚钱就干什么，摆地摊，贩水果，各种苦活儿累活儿都干过。
大姐曾经得意地跟我说：那年夏天，我和小马在街边卖西瓜，可赚钱了！
就算那时我年纪小，却也知道大热天在摆摊卖西瓜，绝对不是什么轻松的活儿。酷热，辛苦，担惊受怕，早出晚归，一切的苦，都要他们两个人承担。看大姐带回来的东西，也知道她过得并不好，很拮据，但回一趟家，她努力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回馈家人，撑起脸面。
爸妈其实对小马这个没正式工作的外地男一点都不满意，但还能怎么样呢？大姐已经是个离过婚的女人了，能找个差不多的小伙子，就算是万幸了。他们只能默认。
在家里待了几天，大姐就跟着小马又回到西安，继续打零工摆地摊的生活。
接下来的一年，大姐已经和小马准备谈婚论嫁了，却突然又回来了，似乎身体不太好，在家住了有好一段时间。当时，大姐什么都不肯说，只说是想家了。妈妈和二姐很疑惑，总觉得有问题，那一阵子，三人总是吵架，没一刻安宁。
许多年以后，我们才知道，那时大姐流产了，无处可去，只能回家休养身体，可没想到，家里也这么不安宁。
大姐在家待了几个月，又不辞而别。回到西安没多久，大姐和小马就分了。因为小马家的人看不上大姐，觉得她一个外地女人，没工作，要啥没啥，还赖在马家白吃白住，就是个累赘，完全没给大姐好脸色。小马是个妈宝男，什么都听妈妈的，况且口袋里没几个钱，在家里说话不硬气，根本不敢违抗他妈妈的旨意，所以，大姐被扫地出门了。
又是流浪街头，无处可去，还好，大姐已经有了些积蓄，就自己租了个房子，还找了个纺织品外贸公司的工作，做外贸。
那年冬天，大姐回家过年了，又是背着大包小包，就连公司的样品袜子啥的都带回来。她要面子，又顾家，买不起什么礼物，就有什么拿什么。
那几年，父母和大姐的关系一直不好。父母觉得大姐就在外面混，没有正经工作，希望她赶紧回来，找个人嫁了，找个工作过日子。大姐却觉得这个县城没有一丁点能吸引她，也觉得这个家太压抑，真是一分钟都待不下去。年都没过完，她就走了。
4、
从1993年一直到2002年，大姐一直在西安，换了好多工作，都是些基层岗位，赚钱不多，希望不大。毕竟，她这样没有关系，没有学历的女人，能闯出什么名堂家呢？
这中间，她也谈过几次恋爱。
一个是西安电影制片厂的电影人，长得帅，有才华，某部在网络上封了神的港片，就是他参与制作的。那人对她也好，但就是烂赌鬼。有戏开工赚了钱，就赌！赌完了，浑身精光，又去找戏拍。这好像还是西影厂的传统风气。三十多岁的人，还住在西影厂宿舍，啥都没有。姐姐喜欢他，二人很恩爱，但再恩爱，也架不住赌博这个坑，姐姐几经反复，还是忍痛和她分手了。
姐姐曾经说，好多年以后，电影人曾经找她借钱，说实在没钱了。姐姐当然知道电影人为啥没钱，又不忍心拒绝，就给了他点钱，也没打算要回来，只是事后拉黑了电话。
另一个是西安某个银行的人，算是事业成功。那人喜欢姐姐，姐姐甚至把爸妈都接到西安，和对方见面。但对方的家庭查了姐姐的底细，坚决不同意。这桩婚事也黄了。
姐姐说，银行人对她其实还不错，后来她遇到经济困难，还是银行人帮她渡过了最艰难的时刻。
一段段感情，都无疾而终，说到底，还是因为大姐自己的条件不够好。也就是这个原因，她对赚钱充满了无穷的动力，也对男人，无比失望。她觉得谁都靠不住，只能靠自己。她那个所谓做外贸的工作，其实就是前台兼行政兼助理兼文员，反正就是打杂的，不需要学历，不需要专业，只需要漂亮，站在领导旁边，端茶倒水，干杂活。她硬是把这个干杂活的工作，做成了客户主管。只是，她依旧租房，换房，不停地搬家，漂泊无依。
从纺织品外贸公司，做到大宗贸易，2003年，她终于还是离开了西安，去了太原，做煤炭外贸。
那些年的太原，煤炭生意极度红火，造就了大大小小黑黑白白形形色色的富豪，大姐又选择了这里做她的外贸生意，其实，还是文员，只不过工资高了点。从太原煤炭公司，到青岛港口，到北京对口管理单位，她四处奔波，打交道的都是各种头面人物，好像混得很不错。
那些年，大姐每次过年都回来，背着大包小包，回到小城，穿着名牌大衣，和二姐走到小城的街道，成了这个小地方的一道风景线。各种羡慕，嘲讽，县城里的人什么情绪都有。他们没想到，当年那个嫁了个假大款、离过婚、说话蛮子的女人，居然混出了名堂。各种酸话都有，很多当年的初中同学和大姐联系，她一概拒绝了。
只是，在外地的时候，只要听说是县城出来的人遇到麻烦，让她知道，她能帮就一定帮，甚至给钱，帮忙找关系，不辞辛劳。
一切都是为了面子。
挣了面子，可大姐还是单身一身。
她在北京曾经有过两段感情。
第一段，其实都不算感情。她认识一个很优秀的男人，德语翻译，事业有成，风度翩翩，大姐非常喜欢，那个人对大姐也很照顾。就在大姐打算主动表白的时候，那人自己出柜了。原来他有个德国男朋友，已经准备移民了。
第二段，是个很成功的男人，可惜有家庭。大姐几经挣扎，最后还是放弃了。直到2005年。
5、
2006年，煤炭生意似乎开始不好做了，各种小煤矿开始关停并转，许多煤炭外贸企业纷纷关张。大姐的工作没了，又回到西安。
她在这个熟悉的城市里，依然是外来务工人员，没有户口，没有养老保险，没有医疗保险，毫无保障，看起来也是上班下班，吃饭睡觉，公交社交，好像是这个城市的一员，其实一遇到事情，她就成了这个城市待清理的对象。租房，吃饭，穿衣，交际，各种开销压得她喘不过来气。更重要的是，她已经36岁了，没有多少时间可以蹉跎了。就在这一年，经人介绍，她遇到了现在的姐夫，老安。
老安出身于一个体制内家庭，本身也是体制内人员，但性格比较墨迹，没啥大志，唯一的爱好是收藏各种奇奇怪怪的石头，离过婚，没孩子，一直单身。
大姐觉得老安不错，老安觉得大姐很漂亮很有气质。二人都老大不小了，急需寻找感情的第二春，一拍即合，很快就谈婚论嫁了。
又是对方家庭不同意，不同的时间段，相同的剧本。只是这一次，两个当事人，一个奔四，一个四十，已经过了听妈妈的话的年纪了，他们不顾周围人的反对，还是结婚了。只是结婚前，大姐约定，不要孩子。因为她年纪大了，高龄孕妇，对身体的损伤太大了，并且大姐流产过，身体又没好好恢复，其实真的不适合生孩子。
老安答应了。
这场婚姻，一边是火焰，一边是冰山。
我家这边，对于他们二人的婚姻，简直感觉是天上掉下一个馅饼，居然有这样的好事。老安这人，除了没有什么上进心，没有生活计划，其他简直完美。性格好，几句话就能把爸妈逗得直乐。做人不小家子气，在钱财一事上从不计较。尤其重要的是，老安对大姐的坏脾气，十分包容。
天生的急脾气，又经历过多年的漂泊磨难，大姐这个人的性子越来越急，越来越强势，经常是一言不合，就发脾气。再加上要面子，喜欢强撑场面，她认定的事，没人能够更改，必须按照她说的做，就算错，也要错到底。不撞南墙不回头。老安总是迁就她，就算偶有拌嘴，也是老安妥协，随她去了。就算有时候大姐说了些过分的话，老安也都是置之一笑，从不计较。
大姐颠簸了三十多年，就需要这么个安稳的家。这一点，我们全家对老安，对二人的婚姻充满期待。
可对方家庭去始终不大看得起大姐，再加上大姐那种一点就炸的性格，和婆家人闹得水火不容，除了过年，几乎没什么往来。
不过，日子是两个人过的，大姐和姐夫的关系处得还不错。在漂泊了十几年后，大姐总算过上了安稳的生活。
2007年，大姐怀孕了。两家人都十分高兴，老安也喜出望外，可大姐始终心情不佳。原来，当初他们预定不要孩子，可老安有点不甘心，耍了小手段，这才有了这个孩子。
起初，大姐一直不想要孩子，因为她的身体状况并不好，年纪又大了，实在不适合生孩子。争吵了好多次，拖拖拉拉，终于到了不得不要的地步。2008年初，孩子出世了，是个女孩。
孩子出生后的几年，大姐终于安安稳稳地过了几年。过年回老家，也一副幸福的模样，一切似乎都变好了。大姐和二姐的关系也特别好，大姐只要自己有什么东西，也一定会给二姐一份，衣服鞋子化妆品，二姐的衣柜几乎都被大姐承包了。大姐对家人很大方，她就是那种有100块，可以为家人花90块的人，无论对父母，还是对兄弟姐妹，甚至亲戚，都掏心掏肺。
但谁也不知道，她，乃至我们这个家，开始了不断的磨难。
6、
2010年冬天，我调动到山东工作。12月，大雪纷飞的一天，我接到大姐的电话。
在电话里，她哭着说，自己得了乳腺癌，医生说晚期，需要做手术，但是她没有医保，花费太大了，问我借钱。
当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感觉全身都冰冷，发抖。挂了电话，二话不说，赶往银行给她汇款。
手术后，便是化疗。她的头发都掉光了，脾气也变得越来越差，动不动就发火。那段时间，老安肉眼可见地衰老下去。
不过，熬了一年，她的病灶得到了控制，恢复得不错，只是需要一直服用药物，并且每年都要体检。医生说，如果能够存活5年，就是很理想的了。
身体的病痛，经济的困顿，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也就是这个时候，大姐接触了教会，成了一个虔诚的信徒。
2011年，因为我结婚，全家聚在了一起。大姐留了个短头发，人也稍微胖了些，看起来精神很好，一点都不像癌症患者，有时，我们都忘了她是个病人。那次的阖家团圆，大家难得地没有吵，过得很开心。这也是全家五口人最后一次团圆。
但临分别的时候，却发生了一件事。二姐家里有个石头摆件，老安特别喜欢，大姐知道后，就想问二姐要。二姐有点犹豫，爸爸知道了，就跟二姐说，这个东西留在家里镇宅，不要给别人。
结果这话刚好让大姐听到了。她气坏了，觉得自己对家人这么好，可现在就这么个石头都不给，她和父亲吵了起来，骂了一句很难听的话，走了。父亲那一次哭了。
至此，大姐和家里人赌气，好一阵子都没联系。
2012年初，父亲查出了胃癌，做了手术，妈妈、我和二姐，三人轮流照顾。谁都没有告诉大姐，因为爸爸对大姐还有怨气，并且大姐自己就是癌症患者，也不想让她知道了难受。当然，我们的想法是如果父亲手术成功，也没必要急着告诉她。
谁知，手术之后，爸爸的情况急剧恶化。2012年7月，病危。我赶回老家，照顾父亲。
大姐通过新疆的姑姑，得知了父亲病危的事，立刻打电话给我，歇斯底里地大哭大喊，咒骂自己，她觉得是那一次争吵把父亲气坏的，自责，痛苦。当天，她和老安就带着外甥女回来了。在病房见了几次爸爸，爸爸也没什么，只是淡淡的，大姐也不敢多去病房，只能在家做饭打扫卫生，努力坐好后勤。爸爸弥留的时候，只让妈妈和我在病房照顾，其他人，一律不想见。他一辈子也太苦太累，被儿女折磨得太久了，只想安安静静地离开。
2012年7月17日下午四点多，父亲去世了。
大姐忍耐着，和往常一样，其实心里比谁都痛苦。
7、
外甥女该上幼儿园了，先是在西安读了一年，大姐觉得要给孩子最好的教育，就托了以往做煤炭外贸时的关系，联系了北京的一个国际学校，想把孩子送到北京读书。
老安反对，但是没用。大姐发誓要给孩子最好的条件，要面子的她，既然做了决定，就绝对不肯回头。
到了北京，经济压力大得让他们喘不过来气。孩子学费，一年12万，还要租房，吃饭，各种开销。其实，老安的亲姐姐就在北京的部队机关工作，却根本不理睬我大姐。大姐以前在北京的熟人，也对她不冷不热。还是在当年那个结了婚的男人帮助下，大姐才勉强站稳了脚跟。
大姐接触到了韩国代购。她跟了一个旅行团去了首尔，发现了一条路。
首尔东大门是个服装批发集散地，那里的服装，和国内同样品质的，价格比北京便宜很多，款式却更时髦。她算了算，如果在东大门进货，然后在北京卖，应该能赚到钱。
于是，她果断地在北京找了个10平米不到的小店面，开了个服装店。每个月，都要背上两个巨大的行李箱，跟旅行团去首尔，白天跟团逛，晚上去东大门挑货。开始很不顺利，因为她要的货少，很多批发户不愿意给她。她就一家家找，一个个磨。晚上两点多回到酒店，第二天还要强撑着跟团。三日团结束，她就拖着两个满满的行李箱回北京。然后要整理衣服，上架，守店。平时周末还要接外甥女回家，照顾孩子。
这种生活非常累。
但意外的是，服装店生意很好。每个月的净利从一两万，越来越多，最高峰的时候，一个月能赚五六万块。
老安每隔两个月，就会请假来北京，陪老婆孩子，然后和大姐一起去首尔，陪她拿货。半夜的时候，一大包一大包的货物，老安一下子就扛起来，搬到酒店，然后在房间一起把衣服整理好。
后来，中韩之间开通了自由行，他们就甩开旅行团，自己去，既省钱，还自由，不用跟团强制消费。东大门的商户们渐渐都认识了大姐，就算她要的货不多，也尽量帮她留着，有时候还会主动给她买咖啡。白天，东大门关门，她就和老安在首尔转悠，走遍了附近的每个地方，尤其喜欢去东大门的一个圣母教堂，坐着祷告。她真心地感恩，觉得自己今天的一切都是神的恩赐。
两个人的经济状况好了，亲戚朋友也就来了。老安的亲姐在北京，以前从不和大姐联系，现在也联系上了，很热情。还有其他一些人，都围着她，说尽好听话。
大姐对人从不抠门，衣服，鞋子，化妆品，都给这些人带，不要钱。我们一家的小电器，也都是大姐买的。至于逢年过节，更是出手大方。
妈妈、二姐和我每次劝她存钱，她都说自己有钱，存了几十万，甚至把外甥女将来出去留学的钱都存了下来，让我们不用担心。但家里人不太相信，毕竟大姐吹牛的次数太多了，我们对她说的每句话，都要打个折扣。
如果妈妈劝得多了，大姐还发脾气，说家里人不相信她。为了这事，母女之间，姐妹之间，不知道吵过多少次。每次吵架都说以后再也不联系了，断绝关系，可每隔一两个月，就又开始联系。
2015年春节，我在杭州买的房子装修好了，全家约定都来我家过年。妈妈和我，二姐和外甥，大姐一家三口，热热闹闹，聚在一起，过了个开心的新年。我们约定，以后只要有机会，就聚在一起过年。
但是，当时我怎么也没想到，这次，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大姐。
也许，这就是互相爱着，却又互相折磨的一家人吧。
8、
这些年来，她每年都要回西安体检，体检的结果也显示一切正常。我们一直以为，日子就能这么过下去，却忘了大姐其实是一个癌症病人。
从2015年到2019年，全家人几次说要一起过年，却总是因为各种原因耽搁，没能聚到一起。
2019年底，新冠爆发，过年没回家。大姐也没法去韩国了，生意极差。没办法，她只能托韩国那边给她发快递。可是运费一次就要四五千块，选货的人是台湾去首尔打工的女孩，每次给她的货，要么是错的，要么就是过时的。要命的是，反复的疫情，根本就没法正常做生意。
我和二姐好多次问她情况怎么样，她都说受了点影响，但问题不大，每个月赚个两万多块没问题，让我们不要担心。
2020年夏天，大姐突然和老安、外甥女一起回到老家。家里只有妈妈在，妈妈看到大姐那么瘦，就担心她的癌症病情。母女二人为了这个话题，一下子又吵了起来，闹崩了，当天不欢而散。
后来，我们才知道，就在这年夏天，大姐回西安体检，发现癌细胞扩散到了骨头和其他脏器，医生觉得没办法做手术，只能保守治疗。大姐自己感觉时间不多了，就赶回老家看看妈妈。妈妈毕竟有照顾癌症病人的经验，一下子就发觉了姐姐的不对劲，结果触动了姐姐的敏感神经，所以才有了那次争吵。
一年的时间，母女都没联系。
当时，我们全家谁都不知道大姐已经快不行了。
直到2021年9月下旬，我永远都记得那个晚上。我从杭州临平南站下车，准备出站。高铁站顶棚的一盏白炽灯坏了，一闪一闪，光芒幽暗。我接到了姐姐的电话。
她说，她的癌症复发了，医生说，最多半年的时间，让我不要太难过，她已经做好了准备，这些年，她过得很开心，很知足……
她说了好多，我当时整个人都傻了，这时，我才知道这一年的时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了治病，她这些年赚的钱全都搭进去了，现在已经没什么积蓄了。库存还有将近二十万块钱的货，卖不掉。大姐已经放弃治疗了，只能靠着止疼片维持。要命的是，外甥女的学费生活费还要交，房租也要交，她的经济情况已经极度艰难了。
我和二姐二话不说，又给她打了钱。
也许是母女连心吧，有天妈妈突然打电话给我，问我最近怎么样，是不是出事了。原来，前两天晚上，她在家，明明白白地听到我们姐弟三人中的一个在门口“妈，妈”地喊她，她开了门，却没人。妈妈怕我们姐弟三人出事，就打电话问我，我当然说她是胡思乱想，可心里却感觉这事很蹊跷。
2021年10月2日，外婆去世了，我回老家奔丧，也没敢把外婆的死讯告诉她。当然，我们也没把她癌症复发的事告诉妈妈，因为妈妈一个人生活，我们怕妈妈受不了这个打击。
当时，我和二姐都心存幻想，总觉得当年也说是癌症晚期，这不是过了十年吗？也许这一次，也是折腾一次，然后又峰回路转呢？
9、
接下来的两个月，大姐一直在北京，安排着店里的事，还有就是外甥女上学的事。
外甥女读的是国际学校，已经初三了，大姐想提前把她送到新加坡读书。可是，无论老安，还是我和二姐，都坚决反对。因为我们都没这个经济能力，更何况，初三的小女孩，一个人去异国他乡读书，谁来照顾她，万一走歪了，那怎么办？
大姐的倔脾气又来了，坚持己见。
店铺的货，能甩卖的就甩卖了，卖不掉，就给了二姐和一些亲戚。
店铺退租。
住房的房租续费到了1月底。
给外甥女留了生活费。
她筹够了外甥女留学的钱。
那些日子，大姐拖着极度瘦弱和疼痛的身体，在北京奔波，忙碌。我至今都无法想象她那样的情况，是怎么在北京寒冷的冬季，东奔西跑，办完这些事情的。她疼痛的时候，她站不起身的时候，她孤苦无助的时候，谁在她身边？
我和二姐要去看她，她断然拒绝，说自己能行。
2021年12月，大姐回到了西安。回去没几天，就住院了，身边只有老安陪着她。不再化疗，也不再服用昂贵的靶向药，只靠着输液和止痛药维持着。我们要去西安，她不肯，她说最后的日子只想安安静静地和老安在一起。她用了很多年的QQ空间关闭了，解散了家庭群，QQ也把我们删除了，只是在微信上疯狂地给我发过去的照片，她说她在整理老照片。发完照片，她的微信就停止更新了。
我明白，她是自尊心强，不愿让我们看到她临终前的样子，不愿我们伤心。
我觉得这样不行，我们必须陪在她身边，正要去西安，西安疫情爆发，封城，去不了。
2012年12月22日，姐夫和视频连线，我看到了病床上的大姐。如果不是事先知道，我怎么也没办法把镜头前那个干枯的形象，和我的大姐联系在一起。她的头发已经基本没有了，瘦极了，头骨的轮廓都清晰可见，眼窝深陷，脸色发黄，嘴巴向前凸着，那是脸上的皮肤和肌肉全部萎缩的结果。这既不是当年那个校花，也不是2015年春节我见到的大姐，而是一个油尽灯枯的病人，没有一丝丝生机。
姐夫喊了一声：“你弟弟看你呢，喊你，醒醒！”
大姐睁开了眼，茫然地看着镜头，艰难地张着嘴，呼吸着，感觉每吸一口气，都用尽了力气。我在镜头这边喊她，她看到了我，艰难地说了几句话。
“不要难过，我这样也好。”
“照顾好自己。”
“闹闹呢？”（闹闹是我养的小土狗，大姐只看过照片，很喜欢）
很快，她就没力气了。
我把闹闹的照片发给了她，她笑了。挂掉视频之前，我叮嘱她好好治疗，坚强点，我们都等着她。
第二天，12月23日，下午5点出头，姐夫发来消息，大姐在下午4点47分去世了。
那时，我正在地铁站，独自一人在无人的地方站了好久，才慢慢平复心情。
51岁，颠簸了一辈子，折腾了一辈子，和命运搏斗，艰难求生，她终于可以歇歇了。
至今妈妈还不知道这件事。她也曾经感觉到情况不对劲，可我们都在敷衍她。只有等到春天，我们去西安看望她的墓地，再想办法告诉妈妈吧。
如果无法选择，那就希望我们来生不要再相遇，彼此两忘，都能过上平庸的生活，享受平淡的幸福。
（全文完）
作者：许许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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