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郑版商战：清除荷兰商馆改变柬埔寨外贸局面，只需一中国军官？|明郑版商战|暹罗|柬埔寨|苏诗丁|荷兰|越南

作者｜冷研作者团队-楠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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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1498年葡萄牙人达·伽马开辟了通往东方的海上新航线，人类社会从此进入波澜壮阔的地理大发现时代。欧洲人也在此时开始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殖民活动，欧洲人凭借高出几个世代的科技水平，相继灭亡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但在广大的亚洲地区没有了跨时代的技术领先后，却频频挨锤，明末以来各欧洲国家到中国来，也没有不挨打，甚至在中国本土以外也一度暴打欧洲人，这就是本文将要讲述的内容。

引子

1600年和1602年英国和荷兰两国相继成立自己的东印度公司，期望打破西葡两国对东方香料贸易的垄断，此时只要将东方香料运抵西方就能获取暴利，西方人就相信肉豆蔻可以治疗恐怖的“黑色病”，在香料群岛10磅肉豆蔻购价仅1便士，在伦敦可卖50先令，利润率达到惊人的600%。

有位伟人曾经曰过“当利润达到10%时，便有人蠢蠢欲动；当利润达到50%的时候，有人敢于铤而走险；当利润达到100%时，他们敢于践踏人间一切法律；而当利润达到300%时，甚至连上绞刑架都毫不畏惧。”

在暴利下，英荷两国能做出什么也就不难想象了，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合作，将西葡两国势力逐出香料群岛后，就大打出手，同时双方大量竞购香料，这导致其在欧洲售价下跌，而在亚洲的采购价却大涨。荷兰虽然实力更强，但1609年和西班牙签订的十二年停战条约即将到期，三十年战争已在德国爆发，荷兰深受影响。国际环境恶劣的荷兰于1619年7月和英国在欧洲缔结协议，停止敌对行动，同时两国东印度公司签署合并协约，并规定双方在香料群岛按照2:1的比例收购香料。

一心要垄断香料贸易的荷兰人显然没有打算认真执行协约，特别是荷兰驻东印度群岛的总督扬·皮特松·库恩，一直在用包括诉诸武力在内的各种手段试图将英国东印度公司排挤出香料群岛。

1623年2月10日晚，香料群岛安汶岛维多利亚堡，一名荷兰人雇佣的日本浪人七藏，向一名荷兰哨兵询问巡查情况，又问了几句城堡防御力量的问题。这个信息很快传到了岛上荷兰总督的耳中，浪人立刻被逮捕讯问，七藏表示了解巡查情况是为了知道自己要站岗多久，问防御力量纯属好奇，这显然无法让总督满意，经过长时间大记忆恢复术后，七藏“招供”日本人密谋武力攻占城堡。随后另外29名受雇于荷兰人的日本浪人悉数被捕，经过56小时的酷刑后，日本人只得“承认”他们受岛上英国东印度公司人员唆使准备发起暴乱。

随后岛上的英国东印度公司雇员全部被捕，经过一个多星期的残酷折磨，英国人也都“招供”，但求速死。2月27日，9名日本人、10名英国人、1名葡萄牙人被判预谋夺取荷兰要塞的罪名，全部被斩首，为首的加布里埃尔·托尔森被斩首分尸，并悬首示众，这就是对英荷关系造成深远影响的安汶岛惨案。荷兰人彻底将英国人挤出香料群岛，从此垄断香料贸易。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浪人一直充当荷兰在东南亚侵略扩张的急先锋，期间大肆屠戮土著，现在荷兰人需要借口整治英国人，就被弃之如敝履，也算是一种因果循环了。

“残暴的欢愉，终将以残暴收场。”荷兰人用暴力手段获得的利益，哪一天被还诸彼身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

柬埔寨乱局

1660年代荷兰人在台湾，吃了大瘪，在暹罗和郑氏集团为了鹿皮贸易进行了激烈的斗争。鉴于暹罗政权的强大，以及与荷兰人力量对比，郑氏集团只能在暹罗采取是比较和平的外交和商业手段，最终荷兰人用武力扳回了一局，详见《日本鹿皮生意引发血案？郑成功收复台湾后，为何与荷兰争夺东南亚》一文。郑氏集团的商人不得不将鹿皮贸易的重心转移到临近的柬埔寨，双方的角斗场也转移到了这里。

此时的柬埔寨早已不复当年高棉帝国的风光了，曾经下属的泰人建立起强大的暹罗国，反过来攻击高棉，几度攻陷其都城，高棉被迫称臣纳贡。统治集团为了争夺最高权力，也各自引入外部势力，以致内忧外患，国势衰颓。

到17世纪时，柬埔寨东面的越南分裂成南北两股势力，南方的广南统治者阮主将触角伸到了湄公河流域，在其默许鼓励之下，大批以罪犯和士兵为主的广南移民蜂拥进入柬埔寨东部的湄公河三角洲。为了平衡暹罗势力，柬埔寨也玩起来以夷制夷这一套，引入广南的力量，不料还是前门拒虎后门进狼，各个势力都扶持自己的代理人，柬埔寨彻底沦为各个强权相互角力的竞技场，内讧政变不断。

柬埔寨这时的政局一片混乱，老国王驾崩后，王弟乌迭亲王出任摄政王。执掌大权12年先后弄死一任国王，熬死一任国王，后来索性不装了，让自己的儿子当了国王。老国王的儿子匿翁禛在1642年联合国内的马来人和占婆人发起政变刺杀了摄政王，处死国王，登上了国王宝座，他皈依伊斯兰教，史称苏丹易卜拉欣一世，上位后在国内大力推进伊斯兰化。

苏丹在位期间一度还驱逐国内的荷兰人，并击退荷兰报复，迫使荷兰人求和。但激进的伊斯兰化，在以佛教徒为主的国家激起了众怒，以乌迭亲王侥幸逃脱的儿子安索在1658年起兵反叛。借得3000广南军随其攻入柬埔寨，俘虏了苏丹，被拥立为新国王，史称巴龙列谢八世。不料请神容易送神难，广南军赖着不走，还在境内大肆劫掠，逼得新国王不得不带着宫廷逃到都城附近的山区躲避。

广南军在湄公河口劫掠了一艘从日本到暹罗的商船，这等于直接抢了暹罗那莱王的钱，大为光火的那莱王，宣称要亲率10万大军驱逐广南人。在迫使新王向广南称臣进贡，承认广南人在柬埔寨的土地所有权后，广南军在1659年满意地撤退了。

柬埔寨的郑荷商业纷争

柬埔寨政局终于恢复了稳定，包括郑氏商人在内的华商纷纷来柬埔寨贸易。到1663年经济开始复苏，当年仅一位名为魏九官的华商，就从柬埔寨运出39350张鹿皮。此时新的情况开始出现，一位有继承权的柬埔寨王子在广南阮主的暗中资助开始崛起，在柬埔寨的广南移民都聚集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股独立势力，这对巴龙列谢八世的地位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但实力孱弱的国王，暂时没法采取强硬措施，只得先想方设法壮大自身实力，乃至引进新的力量来平衡广南人的势力。为此国王主动邀请被苏丹驱逐的荷兰人再到柬埔寨贸易，双方于1665年展开贸易谈判，荷兰人提出要垄断柬埔寨的鹿皮贸易，同时可以在柬埔寨所属的海域自由地攻击郑氏集团旗下的船只。这让国王非常为难，毕竟郑氏商人带来的税收对王国非常宝贵。参照日本幕府和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先例，国王提出在关键的湄公河三角洲外海设置一个安全水域，在这里所有的船只受国王权威保护，荷兰人不得攻击，作为补偿，荷兰人获得了为期20年鹿皮贸易垄断权，双方于当年2月达成协议。

当年3月8日，VOC和柬埔寨官员宣布:国王已经授予VOC鹿皮贸易的垄断权，皮货商们不得将鹿皮售予华商，否则将会被没收。这立刻引发了在柬华商的强烈抗议，他们在给国王的请愿书中争辩到他们已经为今年的贸易投入了相当数量的定金，至少要允许他们获得今年鹿皮贸易额的三分之一，同时商人们主张应该将荷兰人20年的贸易垄断权缩短到10年。结果，国王确实准许将每年鹿皮贸易额的三分之一交由中国人输出。荷兰商人当时并未表示反对，因为柬埔寨官方告诉他们，这道命令只是权宜之计，专为在那一年安抚中国商人。

当年3-4月间有两艘满载白银、铜和瓷器的中国船从日本到柬埔寨，4月底又从郑氏地盘开来另一艘船在柬埔寨大肆收购鹿皮。荷兰人立刻行动起来捍卫自己的贸易垄断权，VOC的商务员觐见国王，要求国王强迫华商将手中的鹿皮卖给荷兰人，国王则含糊其辞地答复：由于铜钱短缺，华商没有买到几张鹿皮。这样的搪塞，荷兰人当然不买账，再次强烈要求国王下令华商不管手中有多少鹿皮，都要立即送到荷兰商馆，国王不得不下令发布一份布告，华商必须满足荷兰人的要求，将持有的鹿皮交出。

到6月一艘中国船即将从金边出航，得信的荷兰人商务员和几名柬埔寨稽查官前去调查。不过中国人拒不受检，稽查官还放任船只离开了，荷兰人大为恼怒，但随行的柬方官员告知荷兰人稽查官此举是明智地，因为国王另外颁布了一道命令，不得伤害该船。后来才知道国王向那艘船购铜以供铸炮，并用鹿皮付账。东印度公司在柬埔寨竭尽全力查禁华商的鹿皮，在纸面上垄断了鹿皮贸易，而华商则在柬埔寨官方的偏袒下仍能大量获取鹿皮，那年稍晚的西南风季节里，又有三艘华商的船满载着鹿皮离开柬埔寨前往日本。与此同时，荷兰在国王划定的安全区外，肆意攻击攻击前往柬埔寨的郑氏船只。

柬埔寨国王成功同时获得了华商的税收，以及和郑荷双方贸易的利益。郑氏海商集团和东印度公司虽然都对现状不满，但都不能鹿皮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只有柬埔寨国王从中得利，一点点的壮大自己的实力，柬埔寨的局势就保持了这样一种危险而微妙的三角平衡，不过这种默契仅仅保持了两年。

摆脱军事威胁的明郑政权

1664年清郑双方连连大战，虽然清军福建提督马得功都被逼投水自尽，但在荷兰人的帮助下还是将明郑集团驱逐到了台湾。又授福建水师提督施琅为靖海将军，大肆招降纳叛，连郑军督理五军戎务的周全斌都降清了，一时间清军水上力量的实力大大压过郑军，开始筹划攻击台湾，打算一举剿灭明郑政权。当年12月25日施琅统带大军汇合VOC海军，总计大小战舰400余艘从金门料罗湾出发攻台。舰队航行到澎湖外海时，海面起了风暴，尽管荷兰人强烈反对，施琅还是命令舰队返航，气得荷兰人转头回了巴达维亚。

在清廷的一再严令下，1665年5月10日，施琅再次率领舰队出发攻台，舰队在海上航行3昼夜后，因风向不利，只能返回料罗湾。不过有严令在前施琅不敢糊弄，待风向转变后，在30日再次率军出发。31日中午在澎湖群岛，突然狂风大作，暴雨倾盆，海面上波涛汹涌，居然还起了一片茫茫白雾，施琅急忙下令返航。但为时已晚，狂风卷过，清军瞬间人仰马翻，庞大的舰队被吹得七零八落，连施琅自己的坐船在海面挣扎一昼夜，到第二天时已被吹到潮州潮阳附近，到6月9日才回到厦门。

这场灾难清军虽然没有损失多少船只，不过船只损坏极其严重，直到第二年7月才修好。福建水师绝大部分船是包括靖南王在内，福建地方高官的私人财产。清廷实行迁界禁海，又将明郑政权驱逐到台湾，中国对日的丝银贸易几乎断绝，福建高官们利用这个机会，疯狂走私生丝到日本，大发横财。原以为集中舰队能轻易消灭郑氏集团，现在接连为风暴所阻，一时间根本奈何不了对方，还耽误了生意，纷纷转成了主和派。清廷中央以鳌拜为首的保守派也因战事不利，和不信任南人，也力主招抚。

一意主战的施琅则在1668年裁撤水师提督，福建水师也一道被裁撤，战舰焚毁，降清郑军被安置内地屯垦，本人被召到北京，改任内大臣，隶属镶黄旗汉军，进攻台湾的战略就此被搁置。

明郑政权撤退至台湾之后，因为台湾 “远隔汪洋 ,货物难周 ,以致兴贩维艰”加之清廷迁界禁海政策 ,以致“外给不至 ;而军需迫切 ,民苦征役”，对郑氏的打击极大。接连两次“神风”后，清军的一系列变化，特别是清廷内部主和派系占据上风的关键情报都被郑军的细作一一侦知，明郑政权摆脱了清廷的直接军事威胁，军队和船只也得以从无利可图的守岛任务中解放出来。

于是明郑政权迅速调整政策，一方面采取“勿得骚扰沿边百姓 ,善与内地边将交”的方式，到厦门大搞走私贸易，另一方面全力投入到海上贸易，确保日本市场的需求，同时加大对东南亚地区的力量投入，特别是要驱逐荷兰人在中南半岛的势力，保证前往这里贸易的航路安全。

冼彪的“奋斗”

1666年2月，柬埔寨海域来了一只由8-9艘船组成船队，为首者叫冼彪郑军军官，冼彪的身份很复杂，据地方志记载，此公是今湛江吴川人，早年经历已不可考。1650年代清军南下广东，激起了大规模的抗清运动，冼彪可能是此时走私商人杨彦迪、邓耀的下属，他们在雷州半岛，依托沿海的岛屿起兵抗清，不久遭到清军的残酷镇压，不得不越过边境逃到越南，托庇于越南北部的权臣—郑主政权，并在越南将旧部和逃来的中国难民收拢成军队。为了供养队伍，就在北部湾海域干起来走私商兼海盗的勾当，还在海南岛上攻占了几个据点。

明末福建、两广海面一直都存在大股的海上势力，这些人商人、海盗、渔民兼而有之，有时还会摇身一变成为官军，视情况的变化，在几种身份间灵活切换。清军南下后，收降了相当一部分，随后又通过剃发易服、迁界禁海等一系列神操作，成功地将大部分逼到了对立面，明郑政权主要组成力量就是福建的海上力量。广东反清的海上力量在郑成功时间就和郑氏有一定的合作，郑经主政后，就大力整合广东地区的海上力量，广东地区还在坚持抗清的势力纷纷聚集到了郑氏旗下。

冼彪在北部湾地区的大肆活动，遭到了清越双方的联合镇压，荷兰人作为清军的盟友，也参与了镇压，冼彪的船只被扣押，队伍被打散，就此和荷兰人结下了梁子。此时正值郑经整合海上力量，冼彪就带着部分追随者，逃到了台湾，投靠郑经，被整编进郑军中。明郑政权摆脱了清军的直接军事威胁后，郑经决定要经略东南亚。鉴于冼彪的背景和相关经验，就被授命经略北部湾到湄公河三角洲的广大地区，驱逐荷兰势力，保证商路安全。

1666年他在湄公河三角洲劫掠了数艘马来船，满载着战利品回了台湾，并声称要在下一个东北风季节带更多兵力到柬埔寨。

1667年2月25日，冼彪从台湾带了约600名士兵到了当时柬埔寨的首都乌栋。此时荷兰东印度公司驻柬埔寨的商馆是由首席商务员彼得·凯丁领导的一个小组，基本上没啥可靠的防御措施，荷兰人对此十分紧张。但冼彪受到了巴龙列谢八世的热烈欢迎，冼彪和他手下几个干将，被国王任命为有数千之众的柬埔寨华人社区的头领。国王的想法很简单，自己实力不足，冼彪和他手下的精锐士兵正好可以拉拢来树立自己在国内外的权威。

果然，当年春季，冼彪在国王的授意下，几乎将聚集在受阮主暗中支持的柬埔寨王子周围，在湄公河下游垦殖的广南人杀光，据荷兰人的记载，死者包括妇女、儿童在内有1千余人。国王借此一举斩断了广南人伸到柬埔寨的手，同时还剪除自己竞争对手的羽翼，坐稳了自己的宝座，冼彪在柬埔寨的实力也大幅增长，他手里掌握了8艘船只，还在柬埔寨额外建造5艘船。

国王的算盘显然太过如意，冼彪并不受他控制，而是有自己驱逐荷兰人的任务。在正式行动前，他十分谨慎，一直在耐心地试探荷兰人的实力。感到局势危在旦夕的荷兰人，害怕起来，希望能给冼彪一些贿赂以缓和局势，保证商馆的安全。柬埔寨官方也有意当和事佬，提议彼得·凯丁给冼彪2千两白银，但荷兰人要钱不要命的小商人本性发作，一下来了个拦腰斩，只愿意给1千两。

冼彪大为不满，张口就要6千两，并解释说巴达维亚有一个华商欠他这么多钱，荷兰人给冼彪这笔钱，债务就转移给他们了，可以再去找华商要钱。荷兰人认为这纯属一派胡言，果断拒绝了，转而希望柬埔寨官方能给他们保护，不过柬埔寨官方明显对冼彪缺乏约束力。荷兰人只得向巴达维亚紧急求援，冼彪的船只也在同时进入湄公河巡逻。

6月20日，冼彪带着170-180名士兵来到柬埔寨首都乌栋的荷兰商馆，进入栅栏内，递上一封葡萄牙文信函，要求交出凯丁。随后绑架了这位首席商务员和他的一些部下，并命令其他荷兰人凑出4873两白银的赎金，并声称这原来就是巴达维亚那位华人欠他的债务，他的要求完全是合理的，拿到这笔钱后，形势稍微缓和了一点。

6月25日一艘荷兰快船“黑线鳕”号，抵达乌栋的河港，船上装备的火炮使得军事平衡向荷兰人倾斜。7月9日，两名“黑线鳕”号的荷兰船员，上岸去西班牙人去访友，在途中被冼彪的人捕获，两名俘虏和之前几名被冼彪收买的VOC雇员，详细交代了荷兰商馆和快船的情况。为防夜长梦多，冼彪决定在当晚攻打荷兰商馆。

当晚80名冼彪的士兵突破栅栏，奇袭了荷兰商馆，尽管快船就停泊在附近，但河流水位很低，商馆又位于高地，火炮仰角有限，根本无法给与火力支援，船员又不敢上岸，只能眼睁睁看着商馆陷入一片火海。冼彪的士兵将商馆焚掠一空，抢走了大量生丝和银两，杀死凯丁和三名仆人，另一名公司雇员和一名外科医生因伤势过重死亡。商馆幸存的职员，包括后来对此事做了详细报告的雅各布·冯·威克斯洛特，逃到附近的丛林中，在里面提心吊胆地藏了数天后，逃到相对安全的“黑线鳕”号上直接扯帆，逃到了长崎。

尾声

这次袭击对柬埔寨国王来说，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和荷兰东印度公司利润可观的贸易被切断了，同时也鼓动了国内的不安定分子。为了安抚巴达维亚，国王极力推卸责任,并试图说服VOC回到他的土地上。

在袭击事件后的几个月，10月28日国王发了一份不同寻常的函件给巴达维亚。痛心疾首的表示：对于商馆被攻击“我无法强调我的心是多么痛”。他发誓说，除非他把袭击者绳之以法，否则他不会休息。为了证明这种诚意，柬埔寨士兵逮捕了三名被认为背叛了VOC的雇员，他们在袭击前叛逃到冼彪一边。

与此同时，国王声称，他逮捕并处决了冼彪和他的六名主要追随者，从而“伸张了正义”。他坚称这些行动的动机是，希望让荷兰人把国王当成“好朋友”，并重新建立因冼彪的行为而被暴力切断的贸易关系。

不过荷兰人不为所动，根本不相信国王和此事件无关，连续两任国王在位期间都把荷兰商馆给端了，荷兰人大为恼火。只是此时荷兰人的处境大为不妙，在欧洲本土，第二次英荷战争，从1665年6月开始，已经打了2年，双方都精疲力尽了。西面的法国屡次暴打西班牙，已是欧陆第一强国，路易十四对荷兰所在的富庶的尼德兰地区垂涎三尺，而且恼怒于荷兰之前背盟，早已是磨刀霍霍，荷兰不得不集中兵力保卫本土。

荷兰东印度公司手中所掌握的军事资源，根本无法发起陆上行动，因此既奈何不了冼彪，也不能对柬埔寨怎么样。只能是在1670年关闭了柬埔寨的最后一个贸易点了事。

至于冼彪，国王清洗国内的反对势力，还要借助他的武力，显然拿他没有任何办法，有证据表明，冼彪和他的队伍在多年后在柬埔寨政治中，仍然是举足轻重的。

1672年巴龙列谢八世被自己的女婿兼侄儿谋杀，柬埔寨再次陷入一片大乱，冼彪的队伍就支持国王的儿子和受广南人扶持的王弟争夺王位。这一时期冼彪以柬埔寨为基地在南海定期巡逻，他们为郑氏的商船在广东、台湾和东南亚的贸易，提供安全的航道，而冼彪本人此后十余年都极为活跃，《吴川县志》就记载，三藩之乱爆发后他引导郑军和其他海上势力，大肆袭击两广沿海，搅得两广清军不得安宁。

称霸东亚水域的郑氏

经过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措施，郑经牢牢地控制了前往东南亚的航道，巩固了自己在东南亚的权益。尽管郑经的船只不能像郑成功时代那样航向巴达维亚，和马来西亚半岛南面这些东印度公司势力范围的港口贸易（荷兰人会拦截和劫掠每一艘尝试这么做的船只）。但是1663年-1673年期间郑经平均每年都能从东南亚地区都能获利约1640574.57两白银。已经超过了对日本贸易的利润。

清廷的迁界禁海政策，以及裁撤水师，又相当于将整个中国沿海的制海权拱手让给郑经。迁界禁海政策一开始给郑氏制造了重大困难，但不久郑氏就想出了应对之策。1666年，郑经派江胜重新开拓清廷放弃的厦门、又招揽达濠（潮州）邱辉等人，大做走私贸易，史载当时：

胜距厦门，斩茅为市，禁止掳掠，平价交易。凡沿海内地穷民乘夜窃负货物入界，虽儿童无欺。自是，内地相安，边疆无衅，其达濠货物，聚而流通台湾。因此而物价平，洋贩愈兴。

为了保证走私贸易的安全，郑军在厦门等沿海据点，也不挑事，老实搞走私，又重金收买清军守卫，被喂饱的清军，甚至还保护这些走私者，此举使得迁界禁海政策形同虚设，史载：

江胜据厦门，以不骚扰为事，辑和边界，守将亦以宁静是安，虽汛地谨防，而透越不时可通。有佩鞍穿甲追赶者，明是护送。即巡哨屡行，有耀武扬威才出者，明使回避。故台湾货物船料，不乏于用。

郑经水师的战船还在北到普陀山，南到两广的海面巡逻，打击清廷治下的走私者。这样又相当于郑氏政权重新掌握了整个东南沿海的对外贸易主导权，利润丰厚的对日丝银贸易再次回到了郑氏手中。

郑经在台湾继续奉永历正朔，整顿内政，发展外贸，积聚抗清力量，经过几年的悉心治理，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史载“分诸将土地，课耕种、征租赋、税丁庸、兴学校、通鱼盐，安抚土民，贸易外国，俨然别一乾坤”，“上通日本……下贩暹罗、交趾、东京各处富国。从此台湾日盛，田畴市肆不让内地”。

参考资料：

（1）《从征实录》——杨英

（2）《海上见闻录》——阮旻锡

（3）《闽海纪要》——夏琳

（4）《台湾外记》——江日升

（5）A World at Sea Maritime Practices and Global History ——Lauren Benton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