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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南京大屠杀，这是抗日战争中的惨痛历史。

1937年12月13日，南京城在日军的铁蹄下陷落。

日本军队在接下来的六周内，如同野兽般展开了一场残酷的屠杀，导致30万无辜的中国军民惨遭杀害。

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悲剧，不仅在世界历史上留下了日本侵略与暴行的烙印，也成为了中华民族难以磨灭的伤痕与耻辱。

而面对这样的暴行，国共两党分别持有何种态度和看法呢？又做出了怎样的反应呢？

国共双方的高度共识

南京大屠杀，是日军在侵华战争中最为残忍的罪行之一。

南京沦陷后，日军肆无忌惮地对手无寸铁的平民与已投降的战俘实施惨无人道的屠杀。

侵华日军在南京犯下的暴行，有着确凿的证据，也经过了军事法庭的审判。

然而，日本的部分右翼势力却一直对判决不满，试图否认侵略历史。

为了推翻这个已有定论的铁案，他们不惜对史料进行歪曲，随意编造事实。

日本右翼甚至声称，国共两党早期均未有过对南京大屠杀的提及。

实际上，南京大屠杀事件，或者说侵华日军在中国的暴行，不仅牵动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神经，也引发了新闻界的广泛关注和报道。

1937年11月13日出版的《解放》周刊上，特别刊登了毛主席与英国记者贝特兰在延安的深入交谈内容。

此时南京大屠杀尚未发生，毛主席就已经在谈话中揭露了侵华日军屠杀、抢掠、性侵等一系列战争罪行。

然而由于我党在西北偏远地区延安，环境闭塞，物资匮乏，条件不便，所能掌握到的新闻媒体资源也相当有限。

因此在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之际，我党未能迅速获取到关于这一事件的详尽信息，也无法进行即时深入的报道。

于是，日本右翼便试图借此来篡改历史。

他们声称：如果南京真有所谓的大规模屠杀发生，我党绝不可能对此保持沉默。

这种观点被他们当作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关键依据，但这显然是出于带有恶意和阴险目的的污蔑与曲解。

因为两个月之后，1938年2月25日，我党在中央苏区时期的机关报《新中华报》就刊登了转录自《大公报》长篇电讯《陷后南京惨象》的文章。

消息一经传开，便在广大军民中激起了强烈的愤慨与不满，引起了我党领导的高度警觉与关注。

种种沉重惨痛的事实，也成为了教育和动员根据地军民的重要教材。

不仅唤醒了民众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感，也进一步坚定了他们抗日的决心与勇气。

毛主席的深刻反思

毛主席得知南京大屠杀的惨剧后，深感悲痛和愤慨。

但除此之外，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更多的是要对此进行反思。

1938年7月1日，毛主席在《解放》周刊上发表了影响深远的文章《论持久战》。

他对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日本军队在中国各地实施的极端野蛮行为，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和深入的研究。

随后便在文章中揭露了日军“特殊的野蛮性”，强调了日本侵略者在战争中所犯下的烧杀淫掠等罪行。

《论持久战》不仅是对日本侵略行为的强烈谴责，也是对中国抗日战争策略的论述。

毛主席提出了抗日战争将是一场持久战的观点，并分析了中国取得最终胜利的可能性和必要条件。

这篇文章对于统一抗战思想、坚定抗战信心起到了重要作用。

而这一切的前提，是建立在对日军种种暴行的研究和反思之上的。

为此，毛主席积极推动了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的运作。

该研究会广泛搜集并深入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各领域的资料，出版了“时事问题丛书”，旨在深刻剖析中国社会的现状。

1939年9月，研究会的《日本在沦陷区》一书在延安正式发行。

这本书依据当时的各种资料，全面而系统地梳理了日军在中国沦陷区实施的经济和政治侵略行为，以及他们所犯下的种种残暴罪行。

书中特别关注了南京大屠杀的惨剧，其中仅由南京外侨目击者所提供的报告就有170件。

这些资料通过真实的叙述，详细记录了日军在南京城的残暴罪行。

这些记录不仅是对历史真相的见证，也是对侵略者罪行的有力控诉。

这对于揭露日军的侵略本质、警示和教育后人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

当时的战争环境是十分艰苦的，而我党所在的抗日根据地更是资源匮乏、信息闭塞。

因此可以想见，此项工作难度不小。

不过得益于毛主席的积极推动，最终使得《日本在沦陷区》一书得以出版。

正如毛主席为此书作序时所言：

“在这种情况下，沦陷区问题的研究是刻不容缓了……敌人在沦陷区已经干了些什么，并将要怎样干。研究这个问题，乃是研究前一问题的起点，不了解敌人的情形，我们对付它的方法是无从说起的。”

由此可见，在经历了深刻的悲痛之后，毛主席对南京大屠杀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反思。

而研究的目的，则是为了寻找出应对敌人的方式与战略，以实际行动来捍卫国家与民族。

蒋介石的“耻辱”

南京大屠杀发生不久，蒋介石就知晓了情况。

1938年1月22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倭寇在京之残杀与奸淫未已，似此兽类暴行，彼固自速其亡，而我同胞之痛苦极矣!”

1938年5月，国民政府获得了日军在南京暴行的照片，蒋介石看过后，接连几日在日记中写到“雪耻”二字。

1938年6月，蒋介石拨款翻译了英国记者田伯烈所著《战争意味着什么：日军在华暴行》一书。

这本书以大量的证据揭露了日军在南京的残暴罪行，是对日军侵略行为的血腥记录和控诉。

此书的中文版发行后，便被分发给部队官兵，以激发、坚定他们的抗日决心。

1942年2月，蒋介石访问印度。

在《告印度国民书》一文中，蒋介石引用了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的残暴行径作为例证，以此强调建立反侵略战线的重要性。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为向日本提出赔偿要求，蒋介石便指示内政部立即着手对中国在抗战期间的损失进行全面的调查和汇总。

但由于南京全部沦陷，难以进行准确的财产和人口伤亡调查。

因此在《人口伤亡报告表》中，南京的伤亡人数仅记录为3192人。

蒋介石看过报告后批示:

“南京人口死伤只报3192人，则其大屠杀之人数当不在内，为何不列入在内?”

1946年6月，为确保南京大屠杀中的日本战犯受到应有的审判，蒋介石召见了南京市的相关负责人，要求他们搜集证据。

但对于蒋介石而言，南京大屠杀不仅仅是民族的伤痛与屈辱，更是他自己的耻辱。

因为他对于南京保卫战的组织与部署，可以说是有重大失误的。

南京保卫战的溃败

南京大屠杀惨剧的发生，其根本原因并非南京保卫战的失败，而是日军惨无人道的暴行。

即使在战争状态下，根据国际法，尤其是海牙公约和日内瓦公约等规定：

军队应当遵守战争法规，保护平民和战俘，避免无谓的杀戮和暴行。

而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对平民和战俘实施了大规模的杀戮、强奸、抢劫和焚烧等暴行。

这些行为远远超出了战争行为的范畴，构成了战争罪和反人类罪。

这是由于日军中的极端主义思想和对人性的蔑视，以及对战争法规的无视。

所以，南京保卫战本质是积极的，有意义的。

只是，众多爱国官兵以血肉之躯浴血奋战，实际上全是凭着一腔爱国热情。

因为这场战役的组织指挥，可以说是非常失败的。

虽然以现在的视角及战役全局来看，南京的沦陷在某种程度上是难以避免的，尤其是在当时的战略态势和军事实力对比下。

然而，南京保卫战的迅速失败和巨大损失，与其战役部署、组织和指挥的失利有很大的关系。

毛主席在11月1日的讲话中，就对南京政府的抗战策略提出了建议，指出其为“片面的抗战”以及被动挨打的战略。

他还提出“要活打，不要死打”，呼吁改变方针和战术。

但毛主席的建议并没有得到国民政府的重视，而南京保卫战的失败，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民政府在战略部署上的问题。

首先，单从实际军事战略需求而言，选择组织南京保卫战，就并非明智之举。

日军兵力多，且训练有素，装备精良。

每个师团都配属炮兵联队，有数百辆坦克、飞机以及舰艇，可实现海陆空协同进攻。

而南京虽有11万守军，但大多都是刚从淞沪战场败下来的残兵，补充上来的新兵有很多连最基础的训练都没有完成。

武器也主要以步枪、手榴弹为主，重火器少，空军几乎损失殆尽。

况且南京三面环山，北面是长江，背水而立，非常难守。

所谓“背水一战”就是这样的地形，一旦城市被敌军攻克，守军的退路将被切断，形势极为不利。

尤其在没有坚固防御工事的情况下，面对日本海陆空三军的立体进攻，该如何防守呢？

在这样的客观事实下，纠结一城得失而违背了已经制定好的“持久战”的战略方针，从军事角度而言并不明智。

其次，蒋介石的态度摇摆不定，想要应战，却又没有做好充足准备。

蒋介石在明确表态同意唐生智暂时坚守南京的提议之际，日军已经对南京形成包围之势了。

此前内部争论激烈，蒋介石也犹豫不决，态度模棱两可。

既然决定要应战，即使只是预期一个月的象征性防守，那也必须要认真做好部署才是。

然而从选择唐生智这个缺乏实战的指挥官开始，大概就注定要迅速溃败。

唐生智既没有指挥大兵团作战的能力，又管不了那些派系林立的部队。

甚至连最基本的计划都没有，所作部署缺乏战略纵深，没有防御重点。

最终的结果，就是陷入毛主席指出的被动挨打的局面。

而蒋介石把德国顾问训练和德国武装的部队留在南京，说明他仍幻想着德国能出面调停。

因此只是摆出一个要打的架势，无论是指挥官的人选还是具体的战役部署，大概根本没有认真思考过。

最后，进退失据，撤退组织混乱。

12月11日，蒋介石给唐生智打了两通电话，命他判断形势，可伺机撤退。

然而第二天他又来电，告诉唐生智要以持久坚守为要。

从蒋介石朝令夕改这一点来看，说明他对于两军作战能力的判断与实际有很大偏差。

唐生智在战役开始之前，就决心背水一战，于是撤走了渡轮，只留下了两三百只民船。

等到撤退之时，就只能是一部分人渡江，剩下大部队都要进行突围。

结果大部分部队根本没有执行命令，都去到下关准备乘船渡江撤退。

由于挹江门的通道狭窄，导致了众多部队和民众在撤离时争相通过，互不相让，结果造成了城门的严重拥堵。

在这种混乱中，不乏军民因拥挤而发生踩踏事件，也有人为了争夺船只而发生枪战。

更有甚者，试图用木板自制木筏逃生，最终因不堪重负而沉没。

归根结底，是因为指挥部没有提前做好计划和预案，导致整个撤退过程一片混乱，完全失控。

原定短暂防守后撤退，最终变成了无路可退的大溃败，蒋介石或者说国民党当局，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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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孙宅巍. (2018).论南京保卫战对南京大屠杀的影响.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 000(001), 21-26.

[4]王凯迪. "论国共两党对南京大屠杀真相的早期传播."珞珈史苑 (2016):293-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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