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8月,已经四年多没有工作的杨勇,即将前往沈阳军区报到。当他乘车抵达机场时,发现100多辆红旗车整齐地停在机场,几乎所有在京的高级干部,全都赶来为他送行。

登上飞机之后,杨勇透过舷窗,看着远处阳光下闪闪发光的上百辆小汽车,不禁想起了这四年来自己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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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1月的一个凌晨,几辆卡车开到杨勇的住处楼下,一群人吵吵嚷嚷地跳下了车。警卫员小孙听到楼下的动静后,赶忙将杨勇叫起来,护送他坐电梯到地下室,从后门出去乘车驶上了长安街。

司机开了一段路之后,发现后面的车一直没有被甩掉,杨勇便让司机将车开进了中南海。此时回家肯定是不安全,军区更不能去,唯一能去的地方只有北京卫戍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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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勇的汽车在街上跑了近两个小时,终于驶入了北京卫戍区。但没想到的是,抓杨勇的人两次扑空,最终还是在卫戍区的礼堂找到了杨勇。

在对峙了一段时间后,杨勇轻轻推开小孙,从容地走了出来,跟着那群人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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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不断有人要杨勇承认那些莫须有的罪名,但杨勇坚决不低头。“专案组”实在找不出有关杨勇的证据,只能将他打发到石家庄农场进行劳动。

1971年春节过后,杨勇不慎摔断了右腿,被送到石家庄医院进行治疗,但杨勇坚决不同意就地手术,要求医院立即向中央报告,请求回北京治疗。周总理得知此事后,立即打电话给总参,要求派专机将杨勇接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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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01医院治疗了两个多月后,杨勇的腿基本痊愈。他不想再住院了,不少人也劝他早点离开北京,到外地去。由于杨勇的问题还没有结论,去哪里都不方便,因此杨勇办理了出院手续后,就暂住在总政招待所。

没过多久,时任济南军区司令员的杨得志前来看望杨勇,并主动邀请他到山东休养。就这样,杨勇架着双拐,带着妻子和女儿,住进了济南军区第一疗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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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春天,周总理让秘书打听一下杨勇的情况,结果总政答复说不在北京。周总理再次让秘书询问,杨勇到底在哪里。得知杨勇在青岛养病后,周总理才放下心来。

在周总理的关怀下,杨勇没等到腿伤痊愈,就动身回到了北京。当天,不少久别重逢的老同志,纷纷赶来看望杨勇。杨勇见到每一个人,都要上前紧紧拥抱,一改往日即使非常激动,也克制自己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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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休养了几个月后,中央军委下达了对杨勇的任命,让他前往沈阳军区担任副司令员。已经停职四年的杨勇高高兴兴地接受了任命,但有不少人却为他打抱不平。

毕竟在政治风暴开始前,杨勇在军队中一直都是正职,这一次反而要降级使用。但杨勇对此却并不介意,他知道珍宝岛事件以后,中苏边境一阵紧张,这一次让他去沈阳工作,中央是有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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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任命之后,杨勇就开始找沈阳军区来京办事的同志了解情况。原本杨勇想早一些去沈阳军区报到,在请示过周总理后,周总理让他等八一招待会结束后再走。

在当时的形势下,名字只要出现在报纸上,就代表这个人还在台上。周总理就是想让杨勇的名字见报,以此公开为他恢复名誉。并且在杨勇离京赴任前,中央还特意安排了在京的高级干部送行,就是让国内外都知道,东北边境将迎来一员猛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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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勇一生百战沙场,曾经5次负伤,最严重的一次,子弹从他的右腮穿入,从嘴唇穿出,杨勇因此失去了6颗牙齿。当时杨勇脸上血流如注,连话都说不出来,杨勇就用笔下达命令,直到昏倒在血泊中。

1938年,日军为大举进攻吕梁地区,在汾阳城内囤积了大量的物资。杨勇得知这一情报后,决定伏击日军。他先率领军干部视察地形,发现最佳的阻击位置都有敌人的碉堡,遂决定打碉堡和打阻击同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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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军开始起运汾阳城内的物资后,杨勇提前让部队埋伏好,歼灭了200多名日军。前线日军得不到给养,无奈只能继续冒险运输,并试探性地派重兵运送一车粮食。

杨勇识破了日军的诡计,将这一车粮食放行过去。日军尝到了甜头,第二天出动了200多名士兵,押送18车物资,结果再次遭到我军伏击,全部被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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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两度吃亏,只好放弃进攻,准备后撤。杨勇揣测到日军的动机,冒险在日军的眼皮子底下伏击,又歼灭了200多名日本兵。

杨勇领导的这三次伏击战,歼敌近千人,还击毙了一名日军少将,成为我军抗战时期的成功战例。就在杨勇召开祝捷大会的时候,日军司令官送来“挑战书”,约杨勇到平原地区一战,杨勇看后一笑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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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淮海战役中,杨勇率领的一纵奉命阻击黄维兵团,掩护中野主力集结和展开。此时的一纵刚刚打了一场恶仗,还没有得到休整和补充,只有2个旅的兵力可以投入战斗,而且装备也无法和黄维兵团抗衡。

但杨勇毫不犹豫地接下了这一重任,指挥一纵官兵用枪炮和血肉筑起了铜墙铁壁,以两个旅的兵力抗敌12万,完成了3天的阻击任务,为我军全歼黄维兵团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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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杨勇以“啃骨头”闻名遐迩。到了沈阳军区之后,杨勇再一次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从早到晚忙着搞调查研究,到边防视察,讨论战备方案。同志们都劝他不要太着急,要保重身体,杨勇却无所谓地说自己身体好得很。

但杨勇忽略了一个事实,就是此时的他已经58岁,不再是那个可以拼命的年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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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沈阳军区没几天,杨勇就因患肺源性心脏病倒下了,所幸抢救及时,挽回了性命。医生叮嘱他一定要避免过度劳累,杨勇只好勉强在家休息。

说是在家休息,实际上杨勇住处门前还是车水马龙,都是杨勇打电话找来谈工作的。到了8月底,杨勇再也休息不住,不顾医生和军区领导的劝阻,亲自带领勘察小组出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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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宝岛事件之后,苏联不断往边境增兵,形势很是严峻。杨勇一行先北上哈尔滨,然后到牡丹江和绥芬河,接着前往满洲里和阿尔山。在二十多天的时间里,光是边境线上的行程就有三四千公里。

年过半百的杨勇跛着一条腿,亲自上山、下坑道,长时间的颠簸赶路,就连三十多岁的小伙子都受不了,杨勇却越跑越起劲,到了晚上还要拉着大家研究方案,就像当年在朝鲜战场时候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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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察结束回到沈阳后,杨勇整天钻在作战室里,和参谋人员反复比较和修正设想的方案。就连回到家里,也是不眠不休地站在地图前思索,一站就是几个小时。

来到东北的第三个月,杨勇主持召开了边防会议,就加强战备工作和部队建设,谈了自己的意见。杨勇的这些建议为改善东北战区的防御和军事布局,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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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5月,杨勇前往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周总理找他谈话时,告诉他中央决定派他去新疆工作。对于这一次工作调动,杨勇毫无思想准备,便推荐由王恩茂代替自己前去。

“中央也曾考虑过王恩茂同志,但是阻力太大,中央再三考虑,还是决定让你去。”周总理关切地问杨勇:“你现在的身体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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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疆再干几年没什么问题,我准备戒烟了,这样身体供氧还能再好些。”杨勇坚定地说道。周总理听了很是高兴,鼓励他下决心把烟戒掉。

与周总理这次谈话过后,杨勇真的把烟戒掉了,从此再也没有抽过一支烟。他说自己对周总理做过保证,这样还能再多干几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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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宣布对杨勇的任命之后,周总理再次找他谈话,给他介绍了新疆的情况,并叮嘱他一定要搞好民族团结,有了这个基础,新疆的事情就有了希望。

杨勇在新疆工作的四年时间里,无论形势多么险恶,斗争多么复杂,他都始终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做。因此,新疆的大局一直比较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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