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共13名，除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两名代表李汉俊、李达外，其他11名外地代表分别是何时到达上海的？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秘密举行。这里是李书城、李汉俊兄弟寓所。由于遭到法租界巡捕搜捕，最后一天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一条游船上举行。

中共“一大”会场是楼下的客厅

张国焘最早到达

张国焘

张国焘(1897—1979)又名特立，江西萍乡人。1920年10月，参加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因李大钊忙于北大年终校务工作，张国焘与刘仁静两位北大学生被推荐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出席中共“一大”。张国焘因要忙于“一大”的筹备工作，阴历1921年5月，最早到达上海。查阅万年历，阴历1921年5月有29天，这29天是公历1921年6月6日至7月4日，所以张国焘到上海的时间就是这期间的某一天。

刘仁静是7月7日左右到

刘仁静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另一位代表是刘仁静，刘仁静（1902－1987），湖北应城人。在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中，刘仁静是最年轻的一位，当时只有19岁。据刘仁静本人回忆，他于1921年6月与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邓中夏、高君宇等人一起从北京动身南下，7月初的几天在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年会，年会结束后，还在南京停留了两三天，才去上海参加“一大”。据当时的《少年中国》刊登的“南京大会记略”上写道，“本会今年南京大会，会期从七月一日起，四日止，开会时间计三天半，到会者有……刘仁静……二十三人”。在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第二天会议的记录中，有刘仁静的两次发言的记录。在“会员消息”一栏中登有：“高君宇、刘仁静均因赴南京大会南来，并游历沪杭一带，现高君已返北京大学，刘君拟留沪习德文云”。为保密起见，当时以“留沪习德文”为借口，实则是刘仁静在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年会以后，再去上海参加党的“一大”。刘本人的回忆，与当时的文字记载相符。据此，可以认定刘仁静是7月7日左右到上海的。

王尽美、邓恩铭

6月中下旬至7月上旬到

王尽美

邓恩铭

山东共产主义小组的两位代表是王尽美和邓恩铭。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随后陈独秀就函约山东的王乐平在济南成立共产主义小组，王乐平向陈独秀推荐了王尽美、邓恩铭，并由他们筹建了济南共产主义小组。

1921年6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通知全国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各派两名代表出席。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张国焘提前动身去上海，进行会议的筹备工作，张国焘经过济南时，在大明湖上与邓恩铭、王尽美进行了交谈。等张国焘走后，王尽美、邓恩铭也登上了去上海的列车。邓恩铭、王尽美作为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也较早到达上海，时间应该是1921年6月中下旬至7月上旬。王尽美、邓恩铭到上海后，住进了以“北大暑假旅游团”名义租下的博文女校，他们的房间刚好与后到毛泽东的住处相邻。

毛泽东、何叔衡7月3日左右到

毛泽东

何叔衡

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两位代表是毛泽东和何叔衡。1920年，毛泽东与何叔衡在湖南创建共产主义组织。

毛泽东、何叔衡两人是6月29日下午，从长沙动身去上海的。据谢觉哉同志1921年6月29日的日记记载：“午后六时，送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OOOO之招”。谢老夫人王定国在回忆文章中对于“赴全国OOOO之招”解释道：“对于这样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由于湘江上空乌云翻滚，反动势力猖獗，谢老既怕忘掉，又不能详细记载，只好在这天日记上，画了一大串圆圈。”依据当时的交通情况，从长沙到上海，一般的走法是先乘粤汉路火车到武汉，再从武汉乘船去上海，途中不停留的话，约需四天左右时间。可见，毛泽东、何叔衡二人到达上海的时间应在7月3日左右。毛泽东到达上海时，因距实际开会时间尚早，曾去杭州、南京等地。《少年中国》的“会员消息”中有此记载：“毛泽东暑假中由长沙赴沪；现在杭州南京一带游历”。

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和斯诺谈话中提到：“五月到上海去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当时的人习惯于阴历、阳历并用，毛泽东讲的五月，指的应该是阴历。按阳历1921年6月29日，是阴历的5月24日。

陈公博7月21日前后到达

陈公博

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两位代表是陈公博和包惠僧。陈公博，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1921年春在陈独秀的帮助下，参与组织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包惠僧，湖北省黄冈县人。1919年北京大学文学系肄业，1921年受陈独秀委派代表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出席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陈公博参加“一大”后，回到广州，曾写了一篇名为《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刊载在《新青年》上。此文开头写道，“暑假期前我感了点暑，心里很想转地疗养，去年我在上海结合了一个学社，也想趁这个时期结束我未完的手续，而且我去年结婚正在戎马倥偬之时，没有度蜜月的机会，正想在暑期中补度蜜月。因这三层原因，我于是在七月十四日起程赴沪”。文中所说上海的“学社”，即是指党组织；“未完的手续”即是指参加党的“一大”，完成党的正式成立的议程。此文是紧接在“一大”之后写的，文字记载还是比较可信的。据此文记载，陈公博是7月14日从广东动身的。他的文章标题已直接说出在上海住了十天。“因为法巡捕房的优待和邻房暗杀案的刺戟（激），三十一夜遂趁车赴杭”。所以陈公博没有参加南湖会议。依据上述记载，从7月31日向前推10天，陈公博是7月21日前后到达上海的。

包惠僧7月20日左右到达

包惠僧

包惠僧到上海的时间也较晚，他回忆说：“我是一九二一年五月十日从上海动身去广州的。当时李汉俊负责上海党组织的工作，‘五一’前他对我说，人都走了，经费也没了，没办法干了。他自己又走不开，要我去广州找陈独秀。陈独秀让我在广州多住些日子，我就留下在报馆工作了两个来月。后来，接到上海李汉俊的信，要陈独秀回上海，并请广州派两人出席会议。我们在谭植棠家开了一个会，陈独秀说他不能去，要陈公博和我出席会议，大家同意他的意见。陈公博带着他新婚的夫人比我早走一天，先到澳门，坐邮船到上海。我是七月十五日坐海船直赴上海，大约二十日到达。”包惠僧所说的时间，与陈公博的回忆相符合，因此，他到达上海应该也是7月20日左右。

董必武、陈潭秋7月20日前后到

董必武

陈潭秋

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两位代表是董必武和陈潭秋。1920年，董必武与陈潭秋等在武汉组建共产主义小组。陈潭秋，1919年毕业于武昌高等学校英语班，1920年参与创办武汉共产主义小组。

董必武、陈潭秋到达上海的具体时间，目前尚未查到文字记载。据包惠僧说，董必武、陈潭秋两人到达上海的时间，和他不相上下。因此，董、陈两位到沪时间，在没有发现新的更确凿的材料前，似可暂定为7月20日前后。

周佛海7月下半月到

周佛海

旅日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是周佛海。周佛海，早年留学日本，曾参与组织旅日共产主义小组。周佛海当时在日本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读书，是从日本回国参加“一大”的。《少年中国》的“会员消息”中记载：“周佛海暑假中由日本回国，现寓上海渔阳里六号”。周佛海自己也回忆说：“接着上海同志的信，知道七月间要开代表大会了。凑巧是暑假期中，我便回到上海”。从周佛海的行踪时间来分析，一般开始放暑假是在7月，周又是在接到上海李达、李汉俊的信后，才从日本鹿儿岛动身回国的。据此推断，周佛海到达上海，应是7月份的下半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