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飞往纽约的航班上，我国外交官何存峰上厕所回来，发现随身携带外交邮袋不翼而飞，与此一起消失还有他的同伴。外交邮袋是信使的生命，何存峰当即向美国机长提出交涉，却被粗暴地拒绝了……
由于携带的绝密文件事关重大，上级出于安全考虑，给何存峰配备了一个助手，即外交信使杨水长。
何存峰与杨水长的出发地是位于美国西海岸、太平洋边上的旧金山，目的地则是位于美国东海岸、大西洋边上的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
两地距离相当于横跨整个美国，即使乘坐飞机，也要四个多小时时间，因此他们选择了1985年11月25日最早的一班飞机，是一架普通客机的经济舱。
飞机起飞了，其他的乘客要么闭目养神，要么眺望窗外。何存峰与杨水长可没有这闲情逸致，他们知道肩上担负的沉甸甸的使命，因此虽然很疲惫，却始终强打着精神，目光如炬盯着周围的一切。
何存峰是这次任务的负责人，他无比信任自己的队友杨水长。因此在他起身上厕所的时候，将装有绝密文件的两只邮袋交给了杨水长。
令何存峰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正是这个感觉万无一失的举动，会造成巨大的麻烦。原来，杨水长正等待着独自看管邮袋的机会，他准备拿着这两份绝密文件作为投名状，叛变投敌。
杨水长先是拿着两只邮袋去找机长尤金·特纳，向他正式提出政治避难。事实上，按照国际惯例，杨水长是完全不符合政治避难的相关条件的。
但老奸巨猾的尤金·特纳看到他手中的邮袋，心想肯定有重要的情报信息，便暂时答应了他，并把他安排在驾驶舱与乘客舱之间的一个小房子里。
杨水长心里打的如意算盘是这样的，只要他以“政治避难”的身份到达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在美国人的保护之下离开机场，然后与身在纽约的台湾情报人员接头，从而叛逃台湾。
杨水长之所以有这个可怕的想法，并不是他本身受到了什么不公正的待遇，而是被台湾情报分子拉拢，许诺给他高官厚禄及荣华富贵的生活。他理想信念不够坚定，一念之差下走上了邪路。
何存峰上完厕所回来，本来在旁边座位上的杨水长早已不见了踪影，他立即感觉情况不对。何存峰先和普通乘务人员交涉，让他们帮忙寻找杨水长及邮袋，可是乘务人员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根本不上心。
何存峰无奈，只得直接去找机长尤金·特纳交涉。飞机上一个精通英语的中国乘客看到这个情况，也过来帮着何存峰说话。
尤金·特纳老谋深算，他不断打着太极拳，要么反复询问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要么装模作样指使乘务员去寻找，总之不来半点实在的。
细心的何存峰已经察觉到尤金·特纳的异常之处，同时他也注意到了驾驶舱与乘客舱之间的小房子，他向尤金·特纳表示自己要去那个地方看一看。
谁知，刚才还文质彬彬的尤金·特纳突然暴跳如雷起来，粗鲁的叫喊道：“什么？你要搜查我们？不可能的，你死了这条心吧。”
透过尤金·特纳的表现，何存峰心里更加有底了，人肯定就藏在这个小房子里。他索性也不着急，而是就呆在小房子门口，哪里也不去，同时以中国人失踪的名义报警。
“你非法拘禁了我的同伴，他现在生死不明，我要告你！”何存峰对尤金·特纳喊道。
尤金·特纳没有想到何存峰会来这一招，他并不确定杨水长手中的两个邮袋里装的到底是什么文件，对美国究竟有没有用，用处有多大，杨水长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因此并没有将这件事情向上级汇报。
尤金·特纳担心这个事情一旦按人员失踪报警处理，很多情况恐怕说不清。在他的多方协调下，飞机提前在芝加哥降落了，乘务员们将乘客疏散到其他地方。
飞机上只剩下了尤金·特纳与何存峰。何存峰有礼有节地据理力争，他说自己与同伴购买了机票，就是与航空公司签订了运输合同，现在自己的同伴不见了，要向航空公司索赔。
同时，何存峰要求尤金·特纳承担因此造成的其他一切损失。尤金·特纳也没有立即退缩，他就这么僵持着，希望时间一久会有不确定因素出现，让情况产生变化。
左等右等，尤金·特纳期待的援兵一直没有到达。在僵持了五个多小时之后，尤金·特纳终于坚持不住了，他将小房间的门打开了。
两只邮袋再次重新回到了何存峰手上。经过仔细检查，里面的物品完好无损。飞机重新起飞后，何存峰走到哪里就把邮袋带到哪里，最终圆满完成了任务。
事后，何存峰将此事反映给有关部门，受到了领导的赞赏，有关部门给予他通报嘉奖，并记大功一次，晋升两级工资。
而没有了绝密外交邮袋的杨水长自然也就失去了价值，从此事业与人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据了解，他后来一直住在难民营里，终日无所事事，30多岁的人看上去像是年过半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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