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山这个班长要撂挑子……|博山|石马

来源文学博山 还得是俺老师啊！ 作者王汝贤

中等个，小平头，皮肤白皙，30来岁，浑身上下充满了活力，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精明、干练。讲课时，手表往讲台上一搁，45分钟不啰嗦、不重复、不看教案，讲起课来信手拈来，就像山涧的流水一样，滔滔不绝。他善于理论结合实际，时不时还穿插讲一些历史小故事，声情并茂，引人入胜，同学们都喜欢听他的课（政治、语文），他就是我的班主任刘老师。

1971年我上初一，处于“文革”中期，“读书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批“师道尊严”等奇谈谬论甚囂尘上，弄得校园一团糟，老师不敢教，学生不想学，班里的风气也不好，对老师也不太尊重。在班上有个别男生欺负脾气性格绵软的老师。有一次上“农常”课，调皮的男生就搞了个恶作剧。在老师上课之前，把扫地的尘土包在废旧报纸里面，放在教室门上面，老师一推门，尘土包撒落一地，弄得老师一身尘土，教室里面尘土飞扬，惹得同学们哄堂大笑。气得老师满脸通红：“这是谁干的?”

现在说起来真是荒谬至极，简直是不可思议，但是，事情就这样活生生地发生了。“文革”把人的“三观”都扭曲了，是非不分、香臭不分、美丑不分，把尊师重教这一传统美德抛之脑后，10年浩劫，单就教育这一方面毁了多少人的梦想，可悲可叹。

此事传到刘老师那里，就问我是怎么回事，那时我是班长，就把事情的经过如实汇报了一遍。他说你去把他找来，后来这个同学对我成见很大，说我报告了老师挨了一顿批，还威胁我，说了许多难听的话。我觉得自己很委屈，就是我不告诉老师，受欺负的老师肯定也会找刘老师，出了这一档子事儿，其他同学也会告诉老师，越想越觉得委屈，竟然向刘老师提出这个班长我不干了。刘老师笑了笑说：“《迎春花》这部小说你看过吗？”“看过”。“那好，我给你讲一段主人公江水山的故事。”

江水山是位伤残军人，在前线失去了一只胳膊，上级领导安排他回乡任民兵连长，协助村支书曹振德工作。这期间正处于解放战争时期，防间防特，筹备物资支援前线，任务十分繁重，敌情也十分复杂。江水山为了工作得罪了不少人，尤其是敌对分子的家属，对江水山恨之入骨，恨不得置之死地而后快。夜深人静的时候用面团捏成江水山的模样下油锅炸，有一次他们把江水山晒在院子里的汗衫偷走，放到冯寡妇家里，他们四处张扬，来诋毁诬陷江水山。你说江水山冤枉不冤枉？有口难辩。常言道：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后来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妥善地处理了此事，打击了敌人，保护了自己。

“你现在遇到这点小事儿就打退堂鼓，不应该呀？”我听了刘老师这番话，茅塞顿开。

1972年底即将初中毕业时，学校发展我加入团组织，填了一份入团志愿书，当填到社会关系时，写了“历史比较清楚”。刘老师当即找到我说：“历史清楚就是清楚，不清楚就是不清楚，哪有比较清楚一说？”我汗颜。他善于从细微处点拨我教育我，感同身受。

1975年6月淄博二中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11月份我被通知参加博山区农业学大寨工作队。那一年我觉得冬天来得特别早，天气特别冷。驻扎在石马公社黄家庄（中石），3间西屋，一间是组长住，另一间住了我们4个，通铺，下面铺上麦穰，上面铺了两床芦苇席，堂屋可以做饭和取暖，每周一除了到石马公社开会外，其他时间均到工地上和社员们一起整修大寨田，挖土、挑土和推土，休息时领着大家学报纸。能参加区农业学大寨工作队，我感到奇怪，咱跟村上的领导一不沾亲二不带故的怎么会轮到我呢？后来我才知道刘老师由于工作需要被选调到公社党委当秘书去了，是刘老师跟村上的书记打过招呼，推荐了我，不然的话我怎么会参加工作队呢？

经过3个月的实践，我觉得在工作队也没有多大意思，有点无聊。这期间一年一度的征兵工作开始了，当兵才是正道。我把这一想法跟刘老师说了，他也支持我。通过体检、政审合格后，我如愿以偿地应征入伍了。

时间过得真快，1985年部队裁军百万，1986年6月份我被确定转业，原则上是哪里来哪里去，到家属的单位倒是不用求人，顺理成章。家属的单位效益也不错，就是太偏僻了，在博山的南部山区，将来孩子上学、医疗和住房都不方便，转业干部没有几个去该厂工作，再说你一个当兵的对企业管理也不熟悉，最好是进公检法或者是区直机关。找谁呢？真是两眼一抹黑，一筹莫展，思来想去还是去找我的刘老师，他门路广情况熟，时间不长就有了回音，可以接受。“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不知是哪位哲人说过：世上只有两种人希望你过得好，甚至比他过得更好。一个是父母，一个是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