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霞姐！老兵故事记录不能停。
听说在我们办公附近的小区里，生活着一位90多岁的老兵。
我们去探访后，得知爷爷叫郝慎言，是北京某大学的退休老教授。
94岁的郝爷爷身体不错，记忆力也很好，给我们回忆起很多战地细节。
郝爷爷是名通讯兵，他的任务是靠双脚跑步传达战斗命令。有一次，他踩到一颗炸弹，他身边的战友牺牲了，而他却奇迹般活了下来。
我开始不能理解，直到他把鞋子脱下来，露出奇怪的脚趾……
我们战时有个规定，通讯员执行任务必须得两个人。
一人牺牲或者负伤了，另一人继续完成任务。
有一次，营部派两个通讯员来团部送信，途中牺牲了一个，我接到命令，要送另外一个回去。
我们要穿越敌人的火线，红的绿的子弹、火光到处飞。
那会儿我17岁，当兵的第二年 。
我出生在山东济南莱芜羊里镇一个农民家庭，兄弟姊妹6个，家里还有个奶奶，一家9口人。
人多地少，生活十分困难，但父亲还是让我上了学，时间不长就失学了，跟父亲去卖油维持家庭生活。
我们那里是解放区，日本人经常去扫荡。他们信息很灵通，知道哪里有八路军。
八路军也不能等着他来啊，能打就打，不能打就撤走。
有时候八路军还住在我们家，日本人离我们有四五里路，就听到枪响，八路军也不害怕，还呱呱呱学机枪的声音。
如果看到日军的人马装备比较厉害，就撤走了。
日本兵残害老百姓，直接的我没看见，来扫荡时打死我们很多村民。
有一次夏天，日本兵来了，我们大家都往河沟下边跑，在河两旁跑的时候有些路子窝能挡一下。
跑到河沟下边就比较开阔了，也没遮挡，有的乡亲就给打死了。
我们那里的日本兵对待小孩不是太厉害，小孩站在旁边看，他们说过来过来，我们就不过去，他们也就笑笑，没有赶着抓你和为难你。
要是大人就不行了，他一见到大人，肯定是要带走，要带去当日伪军。
所以，日本鬼子一来，大家都跑了。
我还想起个笑话，我们村和隔壁村大概有半里路，有一次隔壁村的牛跑了，大家都跑出来截那头牛。
我们村一看，哟，不得了，日本鬼子来了呀，吓得也赶紧跑。
我那会儿年纪小，也没想过要当兵。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和共产党先是谈判，共同建立我们的国家，谈了很长时间，谈判破裂了，内战开始。
解放区里边就动员，说要保卫我们的胜利果实，不能让国民党来抢走胜利果实。
既然你来打我，我肯定也要还手呀。
我就报名参军了，16 岁，父母肯定是不愿意我走的，觉得年纪小嘛。
但也认为得顾全大局，这个胜利果实不要让人家来白白夺走了，我们老百姓也应该起来保卫这个胜利果实，该去就去。
所以我就出来了，命运也改变了。
我先是在新兵连训练三个月。
记得班长、排长、指导员都是同一个警卫连派下去的老兵，他们主要就是去新兵连里选人。
看新兵表现好不好，机灵不机灵，碰到问题怎么解决，心里有数后向团部汇报，谁可以留下，谁可以到连队。
一般年龄大一点的，身体比较壮的，都到连队去，要上前线。
新兵训练还是比较苦的，早晨六七点就得起床，起床先跑步，跑完步开始吃饭，吃完饭又出去训练。
那会我们最怕一个一个单独拉出来训练，苦都不说，平时会走，到自己单练就不会了，心里有点怕羞。
排长脾气很好，练不好就教你，一步一步教，很有耐心。
新兵训练，也上文化课。我读过小学，就教同伴什么字怎么学、什么字怎么念。如光荣，光，就是发光，荣，就是荣誉，光荣就是发光的荣誉。
讲到打仗要勇敢，为什么要勇敢呢？要保卫我们的胜利果实。
我还教过他们一些农村编的顺口溜，比如说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解放军。
这些，首长都看得见，最后选了三个人留在团部，其中就有我。
我也不是机灵，就是比较老实，也上过学。
留下的三个，我在通讯班，另一个在电话班，负责架设电线，还有一个在侦察班，搞侦察。
到通讯班后，通信参谋给我们上课。
当时我们都是白天休息，晚上行军，因为国民党白天行动，晚上休息。
通信参谋就教我们行军怎么走，别张着个大嘴呼吸，得把嘴扣起来，这样呼吸水分跑不掉，就不渴了。
测量走路的时候，一步迈多大，大概一里走多少步，都要精确计算出来。
任务急的话，得用什么样的步伐向前走。一个钟头走 10 公里的，一个钟头走 5 公里的，一个钟头走一公里的，这个都有个计算。
还告诉我们，子弹来了怎么躲，火力比较急的时候趴在地上，起来的时候千万不要原地直接起来，得稍稍后退。退上几步再爬起来赶快往前跑，这样就把对方火力给躲开了。
人家打你肯定是有目标的，趴的地方，人家早就盯着了，看你起来不起来，起来就打你，所以就得稍后退。
这都是通讯参谋告诉我们的，上课讲得很仔细。
我是在华东野战军第8纵队23师67团的团部通讯班。
那时候打仗有苦也有乐，苦的时候确实是比较苦的。
我记得有一年行军，在山东的鲁西南那边，山东、安徽的一个交界地，印象特别深，因为比较苦。
夜间行军，又遇上下雨，雨下得非常大。那是个大平原，路的两边都挖了沟，雨水就顺着流到沟里。
又是晚上，路也看不见，翻过一道岗后发现部队都不见了。原来，是战士们走着走着走到沟里边去了。
全身都湿透了，湿透了还是得走，不能不走，有任务。
要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大概是 100 里左右，上级已经在地图上画好算好了，一到这个地方就应当是碰上国民党，国民党就要截着我们了，这个地方肯定就要打仗了。
打完仗撤出来后，我们就停下休整。
夜里要走的时候，我们的马生了个小马，团长说算了吧，不要了，不好带。
我们怎么也要把这个马拖着走，你背一下，我背一下，把这个小马带出来了。
长大了以后，它一直跟它的马妈妈，现在想起来也挺好玩的。
行军打仗，吃也是一个大问题呀。
我们部队到一个地方，司务长就带几个炊事员先去找吃的。
那时候老百姓也很好，家里吃的煎饼窝窝头都拿出来，我们到的时候就去吃。
时间比较空余的时候，那些炊事班先去把锅支起来，这时候吃的可不是大米饭，是小米饭。
小米饭不大好咽，都吞不下去，得不停的喝水，不住的吃菜，才能混着吞下去。
农村有什么菜就吃什么菜，夏天有茄子、黄瓜什么的，打仗完休息的时候也有肉吃，平时没有肉吃。
解放区的老百姓都挺好，打了胜仗，把自己养的猪杀了送来慰劳我们。
有时候我们行军，那大妈、大嫂，框里面都盛的什么枣呀、梨子呀，看我们过来，就抓起来往我们口袋里边送。
当时年纪小，手上拉着自己口袋说：“大妈大妈，这不要，不能要”。
领导看到就说，你不能张着口袋说不要，你要口袋捂起来说不要呀。
现在回想，年纪小，也挺有意思。
打起仗来我们通讯员就都围着团长转。
比如说团长有个什么口令要传，那我们就去了。一般像我们去传递都是口令，没有文字。
你到哪了，就告诉对方，团长说的啥啥啥，非常简单。
比如我到营部里去，我就告诉营长，团长叫你什么时候打，打到什么程度，不行你撤，回头进一步进攻，听到进攻号，你就要冲锋了，冲锋号如果吹得非常急，就赶快冲。
这些都是团长口头告诉我们，我们再去告诉其他营长，那叫徒步通信。
当然也有电话通信，只是电线经常被炸断，不好保障。
有一次我们通讯排的一个战友，他负责拉电线，从团部拉到营部，很长很长的。
没想到一发炮弹把电线炸断了，通不了话，拉线的战士一看，着急了，电线差一块，接不上。
那怎么办？
他就得这一头掐住电线，那一头掐住电线来通话了，就是用身体来接通了电话线。
我后来问他，你觉得疼不疼啊？
他说不觉得，就觉得麻。
还有个印象比较深的，有一次在鲁西南那边，都是平原，这一仗打的也非常艰苦。
我们过去打仗都在山地里边，但这里都是平原。平原打仗我们都没什么经验，就是挖壕沟什么的。
营部来了一个通讯员，向团部汇报说，打了一天一夜快两天了，没打下来怎么办？
马上就要天明了，团长告诉他，如果拂晓还打不下来就撤。
通讯员回去前，我们团长就叫：通讯员。
当时通讯员就我一个人在，其他都出去执行任务了。
我答：有。
团长让我把那个通讯员送回去，送到营部我再回来。
为什么这样做法呢？因为我们有个规定，打起仗来，通讯员一定要两个人。如果有一个人牺牲了或者负伤了，剩下那个人得继续完成任务。
营部本来也是派了两个通讯员来的，但其中一个在来的途中牺牲了，所以我得送他回去再回来。
去营部的路上都是走在壕沟里面，国民党部队都是美式的装备，子弹打出来以后会发光，红的绿的到处飞。
通讯参谋上课时跟我们讲过，子弹打过来是“啾、啾”的声音，那说明这子弹是要命的。
但发光的子弹一般是不要命的，就打在你身上，也就蹭一下就过去了。
我这次去、回来，基本上就在这个发光的子弹里边穿来穿去，当时不觉得危险。
回来才醒过来，才觉得危险。
全身出汗，也不知是紧张得出汗，还是累得出汗，反正浑身出汗。
那会儿17 岁，我当兵的第二年 ，印象特别的深。
当时，国民党一个重点是进攻山东，我们部队就在山东，他们布置了一个扇面形的包围圈准备包围我们。
我们要想打掉这个部队的话，打扇子的两边是没用的，要把它中间的扇子吃掉。
74师就在那个扇子把上，就是孟良崮。
我们要先打开一个口，钻到这个包围圈里边打孟良崮。
我们包围了孟良崮的 74 师，其他的国民党部队就包围了我们部队，想对我们内外夹击。
很危险呀，打了两天一夜，这两天一夜我们的战士都没吃饭，吃也就吃一顿。打起仗来没吃没喝很正常。
但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打还是怎么打。
一开始打孟良崮的时候，我们就预感到这个仗会比较难打。
因为一般我们打仗的时候，炮兵往那阵地上一射，部队就散开了，这种就比较好打。
这个 74 师不一样，炮打在他集中的阵地上，他们的部队就不散，还往上去凑，这个仗就比较难打了。
部队越打越集中，越打越往孟良崮集中，是要死守的架势。
我们是一点点突破上去的。
开始他们还不服气，想着自己是在美国训练，用的是美国设备，打败战是因为没有水喝。
我们的战士也都不服气，心想不要看你们是在美国训练过的，我们在自己国家训练得比你们还要好。
被困在孟良崮的74军没吃没喝的，蒋介石用飞机运过来的物资空投。
我们开始认为伞兵来了，但降落伞落了地以后没有动静，等半天怎么没有出来人呀？
大家就围上去看了，降落伞没有人，都是集装箱。
打开集装箱以后，又是牛奶，又是罐头，又是饼干，大家那个高兴呀。
最后，我们是组突击队突击的。
团突击队正好是我们团的，营里又拿出一个连来组成突击队，连里边也有一个排突击队，几个排都得保护这一个突击队。
第一批突击队基本上都牺牲，十几个人。
我在团部里边就看到我们的战士在冲锋，冲上去，人家把他压回来，然后再冲上去，一天有两三次吧。
最后冲上去的时候，我们团长高兴地跳起来了，大声喊着：上去了，上去了。
上去以后我们想办法找74师的师长，就是张灵甫。但没有找到，大家都说张灵甫自杀了什么的，但是我们没找到。
我自己是没去张灵甫的指挥所，我们部队下边的1营去的。
可以很确定，张灵甫指挥所就在那个洞里边，但没有找到他的遗体。
还有一场战役印象也很深，因为我受伤了。
记得1947 年秋天，河南沙土集战役，也是打了一天一夜没有打下来，撤退的时候国民党部队就看到我们了，向我们这边打炮。
一个炮弹正好落到我的脚底下了，我觉得腿好像绊了一下，左腿一抬准备跑，炸弹炸了。
我一看，哎哟，出血了。
我非常幸运的是，如果我离得远的话，现在咱们就见不着说话了。
为什么呢？
炮弹炸了以后弹片是往上面飞，正好在脚底下炸，飞也是飞到我脚底下这个地方，所以我只是脚受伤了，其他地方都没有受伤。
离得远的战友都遭殃了，飞起来的弹片正好打到他身体的中部，或者打到头部，一下牺牲了好几个。
还有一个跑得更远一点的，我负伤了叫他，他回头一看，大叫：你负伤了，你等着，我去背你。
是他背我下去的，然后交给我们的随军担架队。担架出来以后向后撤，再交到民夫那里，由他们送我到医院。
路上待了两三天，白天不能走，有国民党的飞机来轰炸，只能晚上走，走了两个晚上。
这次受伤让我印象比较深，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些民夫。
那时候国民党部队也在那里，说不准什么时候他们就来了，这些民夫是冒着生命危险在抬我呀。
因为白天不能走，他们先把我抬到一个农民磨面的地方放下，然后人走了。
我心里想，哎呀，完了，人家把你放在这儿也不一定还来呀，要国民党来了不就把我抓去了。
心里忐忑了一整天，到了晚上的时候，这些民夫来了，二话不说抬起来就走了。
所以，我一直觉得在解放战争中，这些民夫立了很大的功劳。
老百姓真是非常诚实，只要告诉他们我们部队什么时候到哪个村子，他们就集中送公粮，一小车一小车地送过去。
说怎么干就怎么干，一点不带含糊的。
他们和我们一样，也是保卫胜利果实出来的。
有时候，这些民夫跑得离战场很近，和我们在战场上的士兵一样，该牺牲的牺牲了，该负伤就负伤了。
这部队打起仗来，他们就抬着担架跟着部队走，没有撒手丢下不管的。
你要问我，我们为什么能够打胜仗？
我觉得我们和国民党部队不一样的就是，他们部队打仗和后方支援，都是当兵的，都在编制里边了。
咱们不一样，部队是一个编制，民夫又是一个组织。民夫不在部队编制内，但做的事却不少。比如我们一个团一百多人，民夫也有一百多人在那里支援你。
人家和我们是一样的牺牲，一样的负伤，而且真的是不求回报。
所以，我们看到民夫，特别亲热。
看看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里，这里边多少民夫啊，很多的。
我们不能忘记了他们。
除了民夫，解放区的老百姓也是真的好。
我穿的鞋，后跟那磨了两个洞，后跟就在地上走。
战友看到说，你鞋不行啊，咱们看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解放区的年轻妇女，一个做鞋底，一个做鞋帮，一个准备缝起来，三个人三个小时，就给我做了一双鞋，穿上了，相当舒服。
给我做鞋的时候，老百姓还把我叫到他们家去，把我弄在炕上，还弄个被子让我盖上。
说你不能走，没有鞋、没有袜子不能走。
做完鞋子以后还给我做袜子，穿上新袜子，那真的是特别高兴。
所以，老百姓真的太好了。
后来在华东野战医院，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些小姑娘。
我看她们有的还穿着便衣，扎着个皮带，然后给我们换药什么的。
我当时脚上是一个贯穿伤，从这边打到那边去了，因为那时候是秋天，路上又耽搁了两天，伤口里边都长蛆了啊。
小姑娘就拿着夹子夹那个蛆呀，一夹，有些蛆夹出来，有些蛆从那头又跑出去了。
这些小姑娘年纪也不大，也挺勇敢的。
我那时17 岁，开始的时候有点疼，后来到医院里面换药的时候，眼看小姑娘她们都这么勇敢，我也就不痛了。
休养一两个月就好了，医生问我是不是再回到部队去啊？
当然，我是巴不得早点回到部队去。
出院是民夫用马车拉着我们送到部队去，在路上正好早上，太阳刚升起来，不知道怎么的国民党的飞机来了，顺着我们的马车就扫。
我虽然走路还不方便，一瘸一拐的，但还是很幸运，跑到旁边一个房子里躲起来了。有的没来得及躲避的就牺牲了。
一下牺牲了两三个。那时候出院的人很多，有十几辆车，一车上都有三四个人。
刚养好身体，准备到前方去，路上又牺牲了，确实有点亏，太亏了。
到1949年淮海战役，解放战争也接近尾声了。
黄维兵团当时想要通过八义集到徐州，徐州在陇海路和胶济路的中间，占领徐州后，他们的部队就能坐火车随便开到任何地方去了。
黄维兵团在我们的东边，徐州在我们的西边，中间有个八义集。我们是绝对不能让他过去的，一定要把他截到那个地方。
先跟他们打的是新八纵，那会儿刚成立起来，打仗经验还不够，新八纵在河边有点撑不住了。
上级要我们老八纵要在指定时间赶到河对岸去支援，绝对不能让敌人过河。
那是冬天，大家到了河边，别说衣服了，鞋都来不及脱就下河了。
过河后，全身都湿，战士也不管身上湿不湿，过去就告诉新八纵，我们老八纵来了，绝对不能让敌人前进一步。
打阻击战是非常难的，人家各方面设备都比较好，是有准备才上这来，为了截住他们，好多的同志都牺牲了。
战士负伤了，叫他们下来，就不下来，坚持打啊。
最后硬是把对手给顶住了，没让他们过来到徐州集中，这也让后来的淮海战役比较顺利结束。
我平时在团里边，但战友们上前线经过我都能看得到。
虽然没和他们在一起训练生活过，打起仗来，牺牲了多少战士，我们都是清楚的，只是具体哪一个叫不上名字了。
我参加了整个解放战争，先是在山东一带，后来慢慢从山东鲁西南，转到陕南区，最后到南京。
解放南京后，我就留在南京，到了华东军区防空司令部，也是搞的通信。
那时候是电话通信，也比较简单，就是观察国民党的飞机什么时候过来，过来以后飞多高，飞到什么地方之类的。
当时在防空司令部工作的战友还有负责电报的，就比我们复杂比我们厉害了，但总体来说比起解放战争那会是好多啦。
50年抗美援朝开始了，地方上的干部很多都去支援了，年轻人也都报名志愿军去了，就比较缺人。
特别是南京，以前是蒋介石的老地方，潜伏下来的人很多，一定要由我们自己的人来控制。
我那时候20来岁，如果我只是一个普通当兵的话，也就复员回了家。
但当时有个规定，排以上的干部不能复员，只能转业，我在防空部队，就刚好够排的级别，所以转业到南京人民银行工作了。
说起来，都是命。
我16岁出来参军后就没回过家，转业了就想回家看看。
我们那时候好像当兵回家是很奇怪的事，很少听人说请假回家的，都是打完仗复员了才回家的嘛，当兵4年我也就是往家里寄个信。
我转业后是在银行保卫科工作，想着时间也比较灵活，才跟科长说，我四五年没回家啦，想回家看看。
科长说可以呀可以呀。
我就从南京直接回家了，心里当然特别高兴啊。
回去那天，我还没到家就遇上了去赶集卖东西的邻居，他一看我背着行李说，哟，是你呀！
邻居也顾不得去赶集了，把我接着就往家去了，远远的就先遇上我奶奶了。
他就叫：姐，你孙子回来啦。
家里人见到我，都特别高兴。
我在人民银行工作了4年，后考到了北京师范大学，上的是政治教育系，毕业后分配到山东教育厅。
后来学校缺人，调我到山东教育学院教书，64年调到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一直工作到退休。
我现在94岁，身体还可以，我想和当年的行军打仗是有关系的。
那时候我们的战士常说，我们不怕打仗，就怕行军。
行军起来可苦了，一个晚上走 100 多里的路，后面的人走着走着睡着了，扛的枪直接顶着前面的人，前面人说你干嘛呢！
哈哈哈，走着走着就睡着了，当年就是这么累。
有一次在鲁南陇海路上打了一个胜仗，我们还没来得及休息，直接行军跑了100 多里路，到了就跟国民党的接上火，直接开打起来。
打仗这事打起来是挺危险，但打完了以后大家挺高兴的。
因为每次打了胜仗，就能吃点好的了。
我在战场四年，从16岁到20岁，现在回想，还是这些吃呀、累呀的记忆比较深。至于领导们怎么指挥，其他团怎么配合，我就不知道了。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记忆，都不一样。
郝爷爷一直在说，参军这件事对他影响最大的就是行军，他现在身体这么好也是因为当年行军走了很多路。
我们记录真实战争故事，最开始是想记录战争阴影下的人生，但随着记录的老兵越来越多，会发现很多经历过战争的人，留下的也并不完全是阴影。
比如被战争改变了命运的郝慎言爷爷，记忆中的战争也不完全是苦难。
他说：人呐，都是命。
如果不参军，郝爷爷可能是一个小学没上完的农家孩子。
战场上炸弹就在他脚下炸响，他没了脚趾头，而身边的人却牺牲了。
50年他本打算复员回家 ，却被要求转业，成了银行保卫科职员。
如果战场生死是命的话，努力考上北京的大学，并成为大学教授，却是他个人努力的结果。
郝爷爷和老伴均是大学退休教授，孩子培养得也很优秀，都在国外工作生活。
那天和爷爷聊完后，爷爷开心的跟我说，孙子除夕那天到家，要回来陪他们过春节，孙子在国外上学，回来路上都得两三天。
说到后辈，能听出爷爷奶奶都很开心，很自豪。
问爷爷龙年有什么心愿，他说就是希望自己保养好身体，不给年青人添麻烦，让他们好好工作。
如爷爷所愿，提前祝新老朋友龙年身体倍棒，吃嘛嘛香。
编辑：王白石 霞姐
图片来源：作者提供、编辑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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