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

三峡,在世界地图上只是上苍赋予人类的一处似乎并不起眼的地方,却激发了中国人无限的遐想。

三峡大坝这项水利工程,算得上是举世闻名,这不仅仅是我国建国以来最大的水利工程项目,更是全球范围内的最大规模的水电站。

然而,在1986年的时候,这个三峡省的规划却被叫停了。

那么为什么我国会果断放弃这样一个筹备已久的计划呢?小平同志的决策,对于后续的三峡大坝的建设,又起到了怎样的影响呢?

20世纪的三峡工程,是峡江创造的世纪绝唱,而在80年代前后,筹建又撤销的“三峡省”则是峡江激起的跨世纪的回音。

一、百年三峡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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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孙中山先生以来,三峡工程便承载了几代仁人志士的强国之梦。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提到:

“分级坝堰,改善航道,壅流发电。”

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曾组织水利专家对三峡水利进行考察与研究,并提出开发方案。

到了40年代中期,抗战胜利前夕,美国水坝专家萨凡奇两度考察长江三峡,整理出一个“萨凡奇计划”,由于该计划将三峡工程的坝址选定在南津关口,故称为“南津关方案”。

然而由于民国国力贫弱,百业凋敝,因此虽制定了建坝计划,却难以实施,不过是纸上谈兵。1947年5月,国民政府宣布“三峡工程暂告停顿”。

新中国建立后,人民政府继续前人的事业,开始真正大规模研究三峡工程。特别是1954年大洪水后,毛泽东在积极关怀救灾工作之余,将建设三峡工程提上了议事日程。

毛泽东在会上强调三峡工程要“积极准备、充分可靠”;会后并委以周恩来负责抓这件事。后来由于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三峡工程一直没能上马。

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之后,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在讨论“六五”计划时作了报告,认为三峡工程是一个大项目,十年、五年上不去,但又不能不上。

当年7月,邓小平亲自考察了三峡地区,并在武汉召开了关于三峡工程的会议,为三峡工程的上马,确定了基调。邓小平说:

“搞建设和搞改革一样,要有一点闯劲,要立即抓紧修路准备工程,国家建设项目能放在三峡地区尽量放在三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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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定了调子,三峡工程的筹办工作便开始如火如荼地进行了。经过专家和领导的不断考察和论证,国务院最终于1984年作出决定:

“根据大家讨论的意见,从现在起做3年准备,1986年争取三峡工程正式开工。”

为此,中央对三峡工程建设和移民的管理机构进行了筹划,决定成立国务院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筹备“三峡特别行政区”和三峡开发公司。

那么中央为何要筹建“三峡特别行政区”呢?

这是因为三峡建设,涉及移民区域非常广阔,横跨川鄂两省,移民的搬迁工作也异常繁重。必须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进行统筹,“特区政府直属国务院领导川鄂两省凡是有移民的地区,划归三峡特区政府管辖。”

三峡特别行政区的范围,是四川涪陵、万县两个地区以及湖北宜昌地区和原恩施地区的巴东县,省会设在宜昌市,全省总人口有1800余万。

一时间,湖北宜昌一下子成为了全国人民关注的热点地区。骤然间,全国各地的传媒机构争相报道三峡工程即将上马以及三峡将在宜昌设立省会的消息。

不久后,铁道部宣布,开通率北京到宜昌的直达火车,而三峡特别行政区的地图也早已绘制完成,挂在了国家领导人的办公桌上。

1984年7月31日,水电部党组又向国务院建议,将原定的“三峡特别行政区”改为“三峡特区”,并且得到了与会人员的一致赞同。

10月26日,“三峡特区”的名称再次改变。在当日国务院第47次常务会议上,与会人员研究了三峡工程问题,副秘书长顾明认为:

“三峡特区”与“深圳特区”“珠海特区”等沿海特区性质不同,把“三峡”冠以“特区”名称,容易造成混淆,因此建议将“三峡特区”改个名字。

会后,有人研究了宪法,说法律上没有成立“行政区”的说法。于是,水电部党组几经商讨,最终向党中央、国务院建立,将“三峡特区”改名为“三峡省”。如果“三峡省”成功建立,将是新中国以来首次建立一个新省。

为了完成筹建三峡省的工作,中央从许多候选人中挑选出一位杰出的干才——水电部副部长李伯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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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宁,1918年出生于河北任丘,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加入共产党,抗战和解放战争期间,一直在冀中坚持敌后斗争。新中国建立后,他与傅作义一道从事水利的筹建工作。

1985年上半年,李伯宁往返穿梭于北京—宜昌—万县——涪陵——重庆之间,足迹踏遍了库区范围内的山山水水。下半年,李伯宁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全国各地的“招兵买马”之中,逐步建立了省政府机构以及各职能部门。

三峡省委、省政府首脑,除了李伯宁外,湖北、四川皆委一个副省长担任副手;三峡省人大、政协也在组建班子。短短几个月,宜昌英才云集、人才济济,大家都想在三峡的创业路上大展拳脚,以期青史留名。

李伯宁一直有个期望,就是希望通过三峡工程,能让鄂西、川东的贫苦百姓富起来。

“三峡省”真的太穷了,计划划归三峡省的30个县市中,24个都是国家和省里挂了号的贫困县。

1984年,除了宜昌市的农民人均收入为420元以外,万县、涪陵、宜昌三个地区一律在348元以下,均处于全国平均水平。如果三峡省建成,该省工农业总产值仅在青海、宁夏和西藏之前,是不可不扣的穷省。

因此,李伯宁太想利用三峡工程,去改变库区人民穷苦的现状了。他曾指出:

“多年来,由于工程迟迟不定,川东、鄂西一直不敢上大的骨干项目,致使这里的穷困面貌 长期得不到扭转和改善。如果工程再拖下去, 谁也不敢往这里摆项目, 库区人民还得穷熬下去。库区移民虽有困难, 但只要工程上马,通过工程建设和这一地区的经济开发,群众就 会越来越富。”

然而就在李伯宁等人踌躇满志,准备在三峡干出一番事业之时,却风云突变,三峡工程的前景开始变得一波三折、扑朔迷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