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生前最后一本书
住房、腐败，李光耀如何解决新加坡的两大问题？
李光耀出生于1923年9月，1959年至1990年担任新加坡总理，此后留任国务资政和内阁资政至2011年5月。在他的治理下，新加坡人均GDP从1965年的517美元，增长到1990年的1.19万美元，2023年达到8.47万美元。
毋庸置疑，李光耀改变了新加坡，创造了一个城市国家的发展奇迹。如果仔细分析新加坡的崛起，你会发现李光耀通过解决住房和腐败问题，把新加坡人的个人富裕和国家命运紧紧结合在一起，而这正是新加坡奇迹的根基。
除了内政，李光耀还在外交上卓有建树，他以非凡的政治眼光周旋在中美之间，使得新加坡发挥出远超国土面积的国际影响力。
获中信出版集团授权，今天分享基辛格遗作《论领导力》中关于李光耀的部分片段，这些描述并非常见的学者对政客的「盖棺定论」，更像是同行之间、朋友之间的评价和追忆，因此也更为珍贵，更加值得一读。
来源：《论领导力》
作者：[美] 亨利·基辛格
出版方：中信出版集团
建立新国家
李光耀在英国读书时，新加坡正深受战后乱局之苦。时至1947年春，食品仍然靠配给，肺结核病猖狂肆虐。马来亚共产党和工会盟友联合起来组织罢工，令经济雪上加霜。
1950年8月李光耀回到新加坡时，两个重大问题仍痼疾难解，一个是住房，一个是腐败。只有三分之一的新加坡人有足够的住房，房屋建筑跟不上需求。店铺关门后，店员常常在店里席地而睡。腐败在英国统治时期已经相当猖獗，战时更是变本加厉。通货膨胀侵蚀了公务员的购买力，加大了收受贿赂的诱惑力。
李光耀回来后打算做执业律师，但很快就投入了新加坡的政治。他的才能立即产生了回报。1954年，31岁的他创立了人民行动党。5年内，李光耀以无比充沛的精力带领该党一跃成为新加坡政治舞台上的主导力量。
新加坡马来亚大学的莱佛士历史学教授西里尔·诺斯古德·帕金森说，李光耀那些年的政治站位「极为左倾，离共产主义只差一点点，言辞比行动更左」。人民行动党大力倡导社会民主理念，着重指出殖民当局未能为人民提供像样的公共服务和廉洁高效的政府。人民行动党的候选人在竞选活动中不打领带，只穿白色短袖衬衫，这既是适合新加坡热带气候的合理着装，也象征着他们诚实治理的承诺。
1965年李光耀在街上公开演讲
1959年5月，伦敦准许新加坡在除外交政策和防务以外的所有问题上实行自治。当月，人民行动党在议会选举中赢得多数，李光耀被任命为总理。他在这个位子上坐了30多年，直到1990年11月离任。
新加坡实现自治后，短短几年内经历了3种不同的宪政安排：1959—1963年是英国政府的直辖殖民地，1963—1965年是名为马来西亚的新邦联的一部分，1965年后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现代新加坡国家的基础就是在殖民统治的尾声时期打下的。李光耀组建的内阁人才济济，包括经济学家吴庆瑞（他被任命为财政部长）和记者S.拉惹勒南（他被任命为文化部长）。这批人制订了改善新加坡社会条件的各项计划。
新成立的建屋发展局很快开始建筑大批高层住宅，以便让所有新加坡人都能获得基本上同样类型的、负担得起的住房。居民有权以确定价格从建屋发展局那里购买公寓。李光耀任命称职能干、充满活力的商人林金山做建屋发展局主席。在林金山的领导下，建屋发展局3年内建造的房屋比英国人在此前32年中建的都多。慢慢地，新加坡发展成为人人拥有住房的完全城市化社会，使得每个家庭都因为拥有财产而与新加坡的未来息息相关。
正如李光耀在回忆录中指出的那样，将个人富裕与国家福祉紧密相连「确保了政治稳定」，而政治稳定反过来又促进了经济增长。同时，新加坡对住宅区实施的种族和收入配额制先是限制了种族隔离的现象，后来更是将其逐步消灭。来自不同族裔和宗教背景的新加坡人通过共同生活和工作，开始发展出国家意识。
李光耀根除腐败同样雷厉风行。他的政府上任不到一年，就通过了《预防腐败法》。该法严惩各级政府的腐败行为，对受贿嫌疑人用正当程序加以限制。在李光耀领导下，腐败遭到了迅疾无情的镇压。李光耀还将一切外国投资置于严格审查之下，政府对投资的尽职调查一丝不苟，有的时候李光耀甚至亲自出马。新加坡严格执行法律，提升了新加坡作为诚实、安全的营商之地的名声。
为实现自己的目标，李光耀用惩罚失职而不是加薪来鼓励公务员尽心履职。事实上，他的政府起初大幅缩减了公务员队伍。到1984年，新加坡比较富足了，李光耀才采取了他的著名政策，把公务员薪资固定在可比的私营部门薪酬80%的水平。结果，新加坡政府官员成了世界上薪酬最高的一批人。一位著名新加坡学者指出，反腐成功依然是「（人民行动党）统治的道德基础」。
在新加坡，腐败不仅被视为个人道德的缺失，而且是对强调才能卓越、正大光明和高尚行为的社会道德的违背。新加坡经常被列为世界上腐败最少的国家之一，这是李光耀为他的国家确定的目标。后来他说：「你需要品质高尚、头脑清楚、信念坚定的人，否则新加坡维持不下去。」
由于减少了腐败，政府得以投资实施相关计划来大幅改善新加坡人的生活，并提供建立在机会平等基础上的公平竞争环境。
1960—1963年，新加坡的教育开支增加了近17倍，学生人数增加了50%。人民行动党掌权的最初9年，李光耀把新加坡近三分之一的预算用在了教育上，这与邻国相比是个惊人的比例，事实上与世界上任何国家相比都很惊人。
注重生活质量成为新加坡的标志性特点。新加坡从1960年开展防治结核病的X光检查运动开始，一直将公共卫生作为重中之重。如乔治·舒尔茨和维达尔·约尔根森所说：「这个城市国家在医疗保健上仅用了GDP的5%，取得的效果却比把18%的GDP用于医疗的美国好得多。新加坡的人均预期寿命是85.2岁，美国却只有78.7岁。」
一代人的时间里，新加坡脱胎换骨，从一个疾病肆虐的贫民窟变为一个第一世界的大都市。与此同时，政府担负的成本份额稳步下降。
李光耀为协调这场治理革命，建起了一张他所谓的「准政治机构」网作为国家和公民之间的联系纽带。社区中心、公民协商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和后来的市政理事会为公民提供娱乐，解决小纠纷，提供托幼之类的服务，并传播关于政府政策的信息。人民行动党在这些机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模糊了党、国家和人民之间的界线。例如，李光耀建立了近400所幼儿园，里面的工作人员全是人民行动党党员。
人民行动党通过提供公共服务和开展李光耀所谓的巧妙政治「拼杀」，在1959年选举后逐渐站稳脚跟，在1963年大选前后进一步筑牢了根基。到1968年，李光耀基本上完全击败了其他竞争者。反对党抵制选举，结果人民行动党赢得了近87%的选票和所有58个立法席位。在那之后，人民行动党基本上无可挑战。它长盛不衰的一个原因是新加坡从英国那里继承的「领先者当选」的选举制度，这个制度对于少数票不予考虑。另一个原因是，李光耀利用法律制度来孤立他的政治对手，限制不友好的媒体。他把自己与反对派的斗争描述为「一场没有规则限制的徒手格斗，赢者通吃」。
李光耀对公共秩序极为重视。他刚掌权时，反主流文化和道德的普遍放松尚未在西方兴起，但李光耀后来认为这种现象是自由失控的表现。「在我看来，这整套制度中的有些东西完全不可接受。」他在1994年对法里德·扎卡里亚这样说。
扩大个人任意采取行动或破坏规矩的权利是对有序社会的损害。在东方，主要目的是建立秩序井然的社会，使每个人都能最大限度地享受自由。这个自由只能存在于有序状态中，在争吵和无政府的自然状态中是没有的。
新加坡刚建国时，李光耀觉得一个城市国家无法自立。因此，他下大力气与马来亚建立联邦，希望借以保障新加坡即将从英国那里获得的独立。李光耀相信，「地理、经济和亲情」构成了两地自然统一的基础，于1962年9月匆忙举行了关于和马来亚合并的公投。为了动员新加坡民众，他短短一个月内做了36次电台讲话，使用12份讲稿，每份讲稿录3遍音，一遍用普通话，一遍用马来语，一遍用英语。他的演讲才能赢得了民众的压倒性支持，使得他的计划在公投中顺利过关。一年后的1963年9月16日，新加坡和马来亚合并为马来西亚联邦，这一天也是李光耀的40岁生日。
这个联合立即遭到了内外夹击。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看到马来西亚潜力的增大，垂涎三尺，梦想把所有马来族人统一为一个国家，于是发动了「马印对抗」。这是一场没有正式宣战的战争，采用丛林战和恐怖袭击手法，双方死亡人数都高达数百。对新加坡来说，这场冲突最激烈的表现是印度尼西亚海军陆战队1965年3月10日用炸弹袭击东南亚第一座有空调的办公楼「麦唐纳大厦」，爆炸造成3人死亡，30多人受伤。
在马来西亚内部，尽管人民行动党努力降低新加坡的族群紧张，还推动马来语成为国家语言，可许多马来政客仍然不信任李光耀。他们害怕李光耀活力四射的个性和明显可见的政治天赋会令他们黯然失色，导致华人在新联邦中占据主导地位。
反对李光耀的马来领导人在新加坡挑动族裔暴乱。第一次暴乱发生在1964年7月。当年9月暴乱重起，共造成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表面上看，引发暴乱的原因是建筑公共住房导致马来人的村庄被毁，但显然民族沙文主义者也趁机闹事作乱。
结果，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合并不到两年，就因为激烈党争和族裔关系紧张而分道扬镳。新加坡1965年8月的独立不是本地解放斗争的结果，而是因为马来西亚粗暴地决定和这个小小的南方邻居分家。
新加坡被逐出联邦，孤立无援。这个结局李光耀没有料到，也非他所愿。他宣布与马来西亚的合并失败时，几乎落泪：「我们每次回顾这个时刻……都将备感痛苦。」李光耀在记者会上说这些话时，一反常态地难以保持镇定，因为他面临的巨大任务几乎令他不知所措。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由于这次分家，新加坡成了「一个没有身体的心脏」。「我们是一片马来海洋中的华人之岛，」他又写道，「我们怎么能够在如此充满敌意的环境中生存下来？」
对这个人生低谷的记忆使李光耀在后来的一生中坚信，他的国家必须保持卓越，因为它永远在生存与灾难之间走钢丝。
李光耀与中国
1978年11月，李光耀欢迎了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到访。那次访问标志着当代新中关系的开端。李光耀为显示对这次访问的重视，特意安排在这位喜欢吸烟的中国领导人面前摆上一个烟灰缸和一个痰盂，尽管新加坡法律禁止吸烟（李光耀自己对烟雾严重过敏）。
邓小平此行是想动员东南亚国家反对苏联和统一后的越南。李光耀的首要关注却是缓解中国对新加坡政策的专横倾向。他对邓小平解释说，中国的电台广播意图煽动东南亚华侨，造成他们思想的极端化，这使他很难与北京合作。他要求邓小平停止宣传活动。没出两年，这样的活动就逐渐停止了。多年后，李光耀把邓小平列为他最钦佩的3位世界领导人之一（其他两位是夏尔·戴高乐和温斯顿·丘吉尔）。在他看来，邓小平「是一位伟人，因为他把中国从一个羸弱不堪、本来可能会像苏联一样崩塌的国家，变成了今天阔步走向全球最大经济体地位的国家」。
邓小平与李光耀
据为邓小平作传的著名汉学家傅高义所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时，对该推行何种经济政策尚未拿定主意，但那次访问「使邓小平坚定了开展根本性改革的信念」。访新归来第二个月，邓小平就宣布了开放政策，在中国沿海设立「经济特区」欢迎外国直接投资。傅高义说，「邓小平觉得，井然有序的新加坡是改革的好榜样」，于是派人去那里「学习城市规划、公共管理和控制腐败」。
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李光耀尚未完全承认中国就开始每年访华，去观察中国的城市发展和农业改革，并与中国高官建立关系。他向当时的中国总理提出，为经济增长而推行开放不一定要放弃「儒家价值观」。后来，这位总理借用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那句名言，说李光耀「为我们缩短了过河的时间」。
李光耀提供的建议清楚地反映在苏州的新加坡工业园中。苏州是上海附近的一座古城，以众多美丽的中国传统园林著称。新加坡工业园在1994年开园，是为了将新加坡的管理方法与当地劳动力相结合，借以加速工业化，吸引外资来华。新加坡的主权财富基金淡马锡公司和GIC（过去的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成了在华主要投资者。
李光耀希望中国经济发展，政治稳定。他深信，中国若发生政治内爆，将给全世界带来可怕的风险，其中的各种危险在苏联解体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李光耀后来对比中苏两个案例时说：
邓小平是中国唯一在政治上有权威，也有力量扭转毛泽东政策的领导人……
邓小平经历过革命，戈尔巴乔夫和邓小平不同，他仅仅在书本上读到过革命，没有看出苏联即将崩溃的危险信号。
中国的经济改革在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后再次启动。在那次长达一个月的影响深远的重要旅行中，名义上已经退休的87岁的邓小平走了好几个南方城市，令人信服地重申了坚持改革开放的重要性。
周旋于中美之间
对美国来说，李光耀关于中国的评论令它清醒，其最深层的意思听之逆耳，即：美国在西太平洋，也许在更大的世界中，将不得不与一个新兴超级大国分享卓越地位。「它只能与一个更强大的中国共处」，李光耀在2011年说，而这「对美国是全新的感受，因为以前从未有过哪个国家大到足以对美国的地位构成挑战，而中国在20~30年后就能做到。」
李光耀警告说，这样的形势对坚信美国例外主义的美国社会来说将是痛苦的。但是，美国的繁荣本身就源于例外因素：「地缘政治的好运、丰富的资源和大批移民带来的活力、来自欧洲的大量资本和技术，以及把美国与世界冲突远远隔开的两个大洋。」在今后的世界里，随着中国成为拥有尖端技术的可畏的军事强国，地理不再是美国的屏障。
李光耀预见到，将要到来的变化会对现有国际平衡构成挑战，使夹在中间的国家难以自处。坦桑尼亚前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告诫李光耀说：「大象打架，小草遭殃。」我们前面看到，李光耀也喜欢用大象打比方，他回答尼雷尔说：「大象做爱，小草也遭殃。」
他相信，两个超级大国之间若能保持友好而冷静的关系，那将最有利于新加坡的稳定与增长。但是，李光耀在与华盛顿和北京的互动中，表现得不像新加坡国家利益的鼓吹者，而更像是那两个可怕巨人的哲学导师。
与中国领导人会谈时，李光耀一般会从切合中国苦难历史的角度组织论点，言谈间带着他在其他场合鲜少表露的感情。2009年，他对新一代中国领导人提出了告诫，这些人没有经历过他们的前辈遭遇的贫困和灾难，对自己国家在世界上所处的地位深感不满：
这（老的）一代有着惨痛的经历，经历过「大跃进」，挨过饿，几乎饿死，差点儿与苏联人发生冲突……还有「文化大革命」的疯狂……我毫不怀疑这一代人希望和平崛起。但是他们的孙辈呢？他们认为他们已经强大了。如果他们开始展示肌肉，我们会看到一个非常不同的中国……孙子从来不听爷爷的话。
另一个问题更加关键：如果你一开始就认定世界一直亏待你，认为世界剥削了你，帝国主义者摧毁了你，抢劫了北京，对你做了这么多坏事……这样是不行的……你已经回不到中国曾是世界唯一强国的往昔了……现在，你只是许多强国中的一个，而很多其他强国比你更善于发明创造，更顽强坚韧。
反过来，李光耀也劝美国不要「从一开始就把中国当作敌人」，除非它「发展出要在亚太地区推翻美国的战略」。他警告说，事实上，中国人可能已经在设想这样的场景了，但难以避免的「两国西太平洋最高地位之争……并不必然会导致冲突」。因此，李光耀建议华盛顿让北京融入国际社会，并接受「中国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强大国家」，「在董事会会议室中有一席之地」。美国不应让中国人将它视为敌人，而应「承认（中国）为大国，为它重获尊敬、重拾昔日辉煌而喝彩，并建议具体的合作方式」。
李光耀认为尼克松政府实施的就是这种方针，称尼克松总统为「务实的战略家」。在未来的世界里，美国应采取「对华接触，而不是遏制中国」的姿态，不过在这样做的同时「也要悄悄地做好后手准备，以防中国不像地球好公民一样遵守规则」。这样，万一本地区国家感到不得不「选边站，那么棋盘上美国一边应该包括日本、韩国、东盟、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俄罗斯联邦」。
李光耀在太平洋两岸阐述观点时我都在场。与他对话的美国人总的来说同意他对地缘政治的分析，但一般都会询问他对于当下问题的看法，例如朝鲜的核方案或亚洲各经济体的表现。美国人也满怀期望，希望中国最终能采纳与美国相近的政治原则和制度。与李光耀对话的中国人欢迎他关于中国应得到大国待遇的论点，也同意，即使从长远来看，分歧也不一定必然导致冲突。但是，在他们彬彬有礼的举止之下，可以感觉到他们听一个海外华人指点中国应遵循何种行为原则，内心有些不自在。
李光耀认为，美国和中国一旦开战将是世界末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定会造成毁灭。除了毁灭，谈不到任何有意义的战争目标，尤其无法界定何为「胜利」。所以，对从未经历过他同代人的颠沛流离，可能过于依赖技术或实力的那一代中国人，李光耀晚年坚持发出呼吁并非偶然：
中国的年青一代生活在中国的和平与增长期，没有经历过中国过去的动乱。必须使他们了解中国因骄傲自大和过分强调意识形态而犯下的错误。必须向他们灌输正确的价值观和态度，让他们以谦卑和负责任的态度迎接未来。
李光耀孜孜不倦地提醒对话方，全球化意味着每一个国家，包括（也许特别是）创立了这个制度、书写了它的规则的国家，都必须学会在一个竞争性的世界中生活。
他在世的时候，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中国的崛起，全球化终于定型。在这样的世界里，极大的繁荣与严重的匮乏比邻存在，必将激发爆炸性情绪。「地区主义不再是终极解决办法，」李光耀在1979年说，「互相依存是现实。全球同属一个世界。」他相信，如果管理得当，全球互联会造福所有人。
如李光耀在2002年对我说的，毕竟新加坡与世界的融合是它的发展速度超过中国的主要原因。在他看来，冷战的结束产生了两个互相矛盾的现象，一个是全球化，另一个是美中之间潜在的战略竞争，而且这种竞争有导致灾难性战争的风险。许多人只看到了危险，李光耀却坚持力行克制的必要性。美国和中国都负有至关重要的义务，必须对两国关系的成功注入希望并为此采取行动。
只有李光耀早早地预见到了中国的发展给中美两国带来的两难困境。两国之间的碰撞与摩擦不可避免。这种新关系会加剧它们的对抗吗？还是它们有可能放弃敌对行为，转而一道分析和平共处所需的条件？
几十年来，华盛顿和北京都宣称后者是自己的目标。但是在进入21世纪第三个10年的今天，两国似乎中止了对共存的追求，转向日益激烈的竞争。世界会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那段时间一样滑向冲突吗？当时，欧洲外交无意中成了推动世界末日的机器，令一个接一个危机越来越难以解决，直至最后引发大爆炸，将当时所认知的文明炸得粉身碎骨。还是说美中这两个巨人会找到共存的新定义，一个对它们各自关于自身伟大和本国核心利益的认知都有意义的新定义？现代世界的命运寄托在对此问题的回答之上。
李光耀见解深刻，成就卓著，是少数几位在太平洋两岸都受到尊敬的领导人之一。在他政治生涯的开端，他为一个蕞尔小岛及其周边地区发展出了秩序概念。到了晚年，他力劝有能力造成全球大灾难的国家明智而为，力行克制。李光耀本人决不会如此自诩，但是这位现实主义老人担当了「世界良知」的角色。
李光耀的遗产
1990年11月，李光耀辞去总理职务，结束了他漫长的任期。为确保过渡稳定有序，他一点点地从国家日常治理中抽身出来。他辞去总理一职后，先担任高级部长，然后又担任内阁资政，在随后的两届总理任期中依然保留着影响力，但逐渐淡出了公众视线。
评价李光耀的遗产要先从新加坡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非凡增长说起。1965年，新加坡人均GDP是517美元，1990年增长到1.19万美元，2020年达到了6万美元。GDP平均年增长率直到进入20世纪90年代许久都保持在8%的水平。新加坡成就了现代最了不起的经济成功故事之一。
20世纪60年代末，普遍认为前殖民地国家领导人应该保护本国经济免于国际市场的压力，并通过国家大力干预来发展本国自主工业。为了表现新获得的解放，有些这样的领导人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冲动的刺激下，甚至认为必须让殖民时期在本国土地上落户的外国人过不安生。这样做的结果正如理查德·尼克松所写：
当今时代，评判领导人常常是看他们言辞的尖锐和政治的色彩，而不是他们政策的成功。特别是在发展中世界，太多的人白天听了一耳朵话，夜里睡觉却空着肚子。
李光耀带领新加坡反其道而行。他拥抱自由贸易和资本主义，坚持严格履行商业合同，吸引了众多跨国公司纷至沓来。他珍视新加坡的民族多样性，将其视为特殊的资产，不遗余力地防止外部势力干预国内争端，因而帮助维护了国家独立。
在为他的新社会确定路线的时候，李光耀高度重视文化的中心作用。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和苏联领导的共产主义阵营都认为，政治意识形态是决定社会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所有社会实现现代化走的都是同一条路。李光耀拒绝接受这个观念，恰恰相反，他说：「西方相信世界必然追随（它的）历史发展。（但是）民主和个人权利在世界其他地方是陌生的概念。」他无法相信自由主义主张放之四海而皆准，正如他难以想象美国人有一天会选择追随孔老夫子。
但是，李光耀同样不相信这种文明差异无法逾越。不同文化应共存互容。今天，新加坡依然是威权国家，但威权主义本身并非李光耀的目的，而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家族专制同样不是目的。吴作栋（和吴庆瑞没有亲戚关系）从1990年11月到2004年8月担任总理。李光耀的儿子李显龙的能力无人质疑，他继吴作栋之后担任总理，现在正逐渐从总理职责中抽身。他的继任者将由下一次大选决定。新加坡在这两位总理的先后领导下，沿着李光耀确定的道路继续前行。
新加坡的选举不民主，但并非没有意义。在民主政体中，民众通过选举换人来表达不满。在新加坡，李光耀及其继任者使用投票作为一种业绩评比，让当权者借以了解自己行动的效力，因此让他们有机会根据他们对公共利益的判断来调整政策。
有没有另外的办法呢？另一种更加民主、更加多元的做法有可能成功吗？李光耀认为不会。他相信，新加坡最初走向独立之时，和许多其他前殖民地国家一样，面临着被派别势力撕裂的危险。在他看来，存在严重族裔分歧的民主国家可能会沦入身份政治，而这又会加剧派别主义。
民主制度的运作意味着多数人（对这个词的定义五花八门）通过选举建立政府，当政治意见发生转变时再选举另一个政府。但是，如果决定政治意见以及政治分歧的是身份定义这个不可变因素，而不是易于变化的政策差异，那么民主制度正常运作的可能性便依照分歧的程度成反比下降。多数派会永远占上风，少数派则企图通过暴力摆脱自己被压制的状态。
李光耀认为，由一群关系密切的同僚组成务实的机构，不受意识形态制约，重视技术与行政能力，不懈追求卓越——这样的机构开展治理最为有效。他的试金石是公共服务意识：
政治对一个人有特别的要求，必须忠于人民和理想。你不仅是在做一份工作。它是一种召唤，和担任神职不无相似之处。你必须感人民之所感，必须立志改变社会，改善人民生活。
明天会如何呢？
就新加坡的未来而言，关键问题是持续的经济和技术进步是否会导致向着更加民主、更加人性化的社会过渡。这个国家的表现若是不如人意，因而导致选民寻求族裔身份的保护，那么新加坡式的选举就可能变质，成为一党独大的种族统治的证明。
对理想主义者来说，测试一个结构要看它能否达到固定的标准；对政治家来说，要看它适应历史环境的能力。根据后者的标准，李光耀的遗产迄今为止是成功的。但是，政治家也必须经受他们所创立模式的演变结果的评判。对民意变化的容许程度早晚会成为可持续性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在大众民主和改良的精英主义之间能否找到一个更好的平衡？这将是新加坡面对的终极挑战。
如同新加坡刚刚诞生的20世纪60年代中期，今天的世界再次进入了一个意识形态的不确定时期。关于如何建立成功的社会难有定论。苏联解体后，自由市场民主自称最可行的制度，如今却同时面临着外部替代模式的出现和内部民众信心的减退。其他的社会制度宣称自己能更好地释放经济增长，培育社会和谐。在李光耀的领导下，新加坡在转变中避开了这种斗争。李光耀对被他贬为「宠物理论」的僵硬教条避之不及。他一手设计了他所坚称的新加坡例外主义。
李光耀不是研究治理的理论家，而是不停地依照形势需要随机应变。他采取他认为有可能生效的政策，如果发现并不有效，就马上修改。李光耀总是在试验各种办法，学习其他国家的好主意，也从它们的错误中吸取教训。然而，他从来不迷信别国。相反，新加坡必须不断自问，它是否正在实现由它独特的地理条件所决定，并由它特殊的人口组成所推动的目标。
用李光耀自己的话说：「我从来不受任何理论的限制。我遵循的是理性和现实。我测试每一种理论或科学的决定性标准是，它管不管用？」可能柯玉芝教给了他亚历山大·蒲柏的格言：「争论政府形式的都是傻瓜，只要治理得好就是最佳。」
李光耀创造了一个民族，还确立了一个国家模式。他既是先知，也是政治家。他构想出了一个民族，然后千方百计鼓励他的国家在不断变化的形势中出色发挥，实现发展。李光耀成功地把不断创造变成了习惯。此法能够适用于不断演进的人的尊严的概念吗？
西班牙哲学家奥尔特加·加塞特说，人「没有本质，他拥有的是……历史」。在缺乏国家历史的情况下，李光耀根据自己对未来的设想发明了新加坡的本质，在治理国家的同时书写了新加坡的历史。在此过程中，李光耀展示了他的信念的中肯，即政治家的终极考验是他在「沿着没有路标的路走向未知目的地」的途中如何运用判断力。
李光耀其人
「环境造就了我。」李光耀去世前3年在一次采访中如是说。他解释道，在一个传统华人家庭中成长的经历塑造了他的个性，使他成为一个「自然的儒家信徒」：
基本理念是，一个社会要良好运转，必须以广大民众的利益为重，社会利益先于个人利益。这是与（强调）个人首要权利的美国原则的主要区别。
李光耀认为，儒家理想是做君子，「孝敬父母，忠于妻子，教导孩子，善待朋友」，但最重要的是「忠君报国」。
李光耀从不和人闲谈。他相信，他来到世上是为了推动本国社会的进步，并为全世界的进步尽一己之力。
李光耀丝毫不肯浪费时间。他来我在康涅狄格州的周末别墅做过4次客，每次都携夫人前来，一般还会带一个女儿。按照先前的约定，我会安排晚宴，邀请正在处理李光耀所关注的问题的领导人和思想家前来，还会邀请一些我俩共同的私人朋友。李光耀利用这样的机会增进对美国事务的了解。我两次在他的要求下带他参加当地的政治活动，一次是参加一位众议员候选人的筹款活动，另一次是出席市政厅会议。我按他的要求，仅仅对别人介绍说他是我的一位新加坡朋友。
我去拜访李光耀的时候，他会邀请邻国领导人和他政府中的高官同我举行一系列座谈。他还会安排一次晚餐会，并和我单独举行讨论，讨论时间的长短取决于当时对我俩之中任何一人有所触动的话题，不过从来都不短。所有的会见都在位于新加坡市中心的庄严的总统府举行。我多次访问新加坡，李光耀没有一次邀请我去他家，我也从未遇到过或听说过有谁去过他家。这有点像戴高乐，除了阿登纳，他也从不请人去科隆贝。
我和李光耀共同的朋友圈包括另一位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和1974—1982年担任德国总理的赫尔穆特·施密特。我们几个人经常聚会（有时舒尔茨或施密特的日程安排不过来，就只有3个人聚）。第一次是1978年在伊朗，然后是1979年在新加坡，1980年在波恩，还有1982年舒尔茨被任命为国务卿后不久在帕洛阿尔托他家的阳台上。我们4人还参加了在旧金山北边的红树林中的一次务虚会。碰巧和李光耀一样不喜欢闲聊的施密特是舒尔茨的客人，李光耀是应我之邀。虽然我们几人对具体政策的看法并不总是一致，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承诺，如施密特对一位德国记者所说：「我们对彼此从来都绝对说真话。」
能和李光耀交谈说明获得了他的信任，表示他在自己修道般专注的生活中给了对话者一席之地。
2008年5月，李光耀挚爱的妻子、陪伴他60年的柯玉芝突然中风，瘫痪在床，无法与人交流。这场苦难持续了两年多。李光耀只要在新加坡，每天晚上都会坐在柯玉芝床边为她大声读书，有时会朗读诗歌，包括柯玉芝喜爱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尽管没有任何证据，但李光耀相信柯玉芝听得到。李光耀对一个采访者说：「她为了我醒着。」
李光耀与柯玉芝
2010年10月，柯玉芝溘然长逝。她去世后的那几个月，李光耀破天荒地几次主动给我打电话，交谈中他说到自己的悲伤，特别是柯玉芝去世给他的生活造成的空虚。我问他有没有和孩子们谈过他的孤独。「没有，」他答道，「作为家长，我的责任是支持他们，而不是依靠他们。」柯玉芝去世后，李光耀失去了以往的活力。他仍然机智敏锐，但不复过去的努力奋进。他始终履行着他认为自己应该担负的责任，直至生命尽头，但他失去了灵感的来源，也失去了生活的乐趣。
我和李光耀做了近半个世纪的朋友，他在表达个人感情方面一直非常含蓄。最强烈的一次是2009年他主动送给我一张他自己和夫人的合照，上面写着：「亨利，自从我们1968年11月在哈佛不期而遇，你的友谊和支持使我的生活从此不同。哈里。」李光耀对友情和对政治的态度一样，重要的事情毋庸赘言，付诸言辞只会减弱其重要性。
李光耀辞去总理职务25年后，于2015年3月与世长辞。世界各地的要人云集新加坡，来向他致以最后的敬意。许多亚洲国家的政府首脑出席了他的葬礼，包括日本首相、印度总理、越南总理和印尼总理，还有韩国总统。代表中国出席的是国家副主席李源潮。美国的代表是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汤姆·多尼隆和我。我们都曾多次在重大政治问题上与李光耀交流过。
葬礼最感人的方面是它展示了新加坡人民与他们的国父之间的亲密联系。在李光耀的遗体接受瞻仰的3天里，数十万人冒着瓢泼大雨排队等候到他的棺椁前致敬。电视新闻频道用滚动字幕通知哀悼的民众去致敬需要排队等多久，排队的时间从未少于3个小时。李光耀把各个种族、宗教、民族和文化聚合起来，造就了一个超越他自己生命的社会。
李光耀希望他的遗产能激励而不是抑制进步。为此，他要求在他死后把他在欧思礼路的住宅拆除，以免其成为纪念场所。李光耀的目标是让新加坡发展出能应对今后的挑战、集中精力面向未来的领导人和机构制度，而不是崇拜自己的过去。他在一次采访中说：「我能做到的只是确保我离开时，机构制度良好、坚实、廉洁、高效，政府知道自己需要做什么。」
关于他自己的遗产，李光耀从来都采取冷静分析的态度。他承认有遗憾，包括对他担任国家领导人时采取的一些行动感到后悔。「我不是说我做的一切都对，」他对《纽约时报》说，「但我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高尚的目的。我不得不做一些恶事，比如不经审讯就关押人。」他引用一句中国成语说，「盖棺论定」，意思是等到一个人的棺材盖盖上之后，才能对他做出判断。
今天，李光耀的名字在西方已经开始淡出人们的记忆。但是历史比当代传记更加悠长，李光耀的经验之谈依然值得迫切注意。
当今世界秩序同时遇到了来自两个方向的挑战。一是宗教派别的激情压倒了传统的组织结构，致使整个地区陷入解体；二是合法性主张互相冲突的大国之间敌意日益加剧。前者可能会造成混乱的扩大，后者则可能导致灾难性的流血。
李光耀的政治才干在这两种情况中都大有用武之地。他一生的努力证明，在最不利的条件下博取进步和可持续的秩序是可以做到的。他在新加坡和在世界舞台上的所作所为恰似指导课，教人如何在多种观点和背景并存的情况下培育相互理解和共存精神。
最重要的是，李光耀的治国经验说明，决定一个社会命运的最重要因素既非物质财富，亦非其他衡量实力的普通标准，而是人民的素质和领导人的远见。如李光耀所说：「如果你只看现实，就会变得乏味、庸俗，就会失败。因此，你必须比现实站得更高，说‘这也是有可能的’。」
来源：《论领导力》
《论领导力》
作者：[美] 亨利·基辛格
出版方：中信出版集团
内容简介：
《论领导力》对六位著名领导人——联邦德国首任总理康拉德·阿登纳、法兰西第五共和国首任总统夏尔·戴高乐、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埃及前总统安瓦尔·萨达特、新加坡首任总理李光耀、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的领导力进行了具象化的解读，通过梳理重大国际事件的发展演变，还原个体决策的具体细节，体现领导力的重要价值。
在基辛格看来，领导者的重要能力是学会把握他们所知道的信息和知识（来自过去）和他们对未来的直觉（本质上是不确定的），通过自己的勇气和自身独特的品格，在复杂的环境中选择一个方向，并据此设定目标和制定战略。同时，真正好的领导者还必须具备教育家和艺术家的气质，懂得如何通过沟通，消除疑虑，凝聚支持，塑造未来。
由基辛格来论述领导力，以及领导人的历史，具有独特性和准确性，极大地丰富了领导力的概念和表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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