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结束后，国共两党围绕着把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事情进行协商，双方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等地，进行了多次重要谈判，可是始终未曾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双方的矛盾点集中在，中国共产党提出四个军四个军长的改编方案，而国民党蒋介石却坚持只给三个师的编制，两者之间相差甚大，谈判一事也就陷入了僵持状态。
数月以后，日本侵略者挺进华北地区，为了国家的抗日大局着想，中国共产党只能答应蒋介石的想法，取消一位军长的职位，将其他三名军长改为师长，迅速派往前线参战。
那么，这名被去掉的军长究竟是谁？这场谈判又是如何完成的呢？
中国工农红军
抗日战线，初步形成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占了中国的东北三省，使中华民族陷入了生死存亡的重要时刻，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的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不计前嫌，以民族利益为重，提出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想法。
可是，彼时的蒋介石却置民族大义于不顾，定下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优先对中国工农红军展开围剿作战。
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失利，数万人的红军部队踏上了长征的道路，历时两年多的时间，红军战士们跨越14个省份，18座大山，24条大河，走草地，翻雪山，步行两万五千里，抵达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和陕北红军胜利会师。
长征
与此同时，蒋介石把东北军调往陕西、甘肃地区，联合西北军杨虎城部继续对中国工农红军发动围剿作战。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交战后，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将军和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将军逐渐了解了我党的政策，并劝说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合中共一致抗日。
但是任凭两人如何劝说，蒋介石就是不愿接受，反而斥责两人畏敌避战，完全辜负了国民政府的信任。
张学良和杨虎城
同年十二月，蒋介石亲赴西安督军，强令张、杨二人发动第六次“围剿”作战，张学良当面表示反对，并再次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遭蒋介石一顿痛骂，双方大吵一架。
眼见苦劝未果，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将军也有些急了，两人经过仔细的商量后，决定在12月12日清晨发动兵谏，逼迫蒋介石联共抗日，这便是著名的“西安事变”由来。
事情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当即表示了对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将军的拥护，并派出周恩来等人前往西安和平解决此事。
蒋介石
在死亡的威胁下，蒋介石也不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转而接受了中共的六项条件，承诺会放弃内战，积极组织联共抗日。
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公开致电国民政府，提出“五项要求”。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社论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开各民主党派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作战之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生活水平。
五项要求，四项保证
同时如果国民党愿意把这五项要求定为国策，中国共产党也提出了四项保证。即保证停止武力推翻国民政府，保证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保证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保证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对此，国民政府也答应了下来，但是涉及具体的部队改编事宜，双方仍旧是保持着协商的态度。
红军改编谈判
部队改编，多次协商
二月中旬，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人抵达西安，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张冲等人完成会面，并开启了双方对红军改编问题的首次接触。
首先，中共代表提出：“把红军作为一路军进行管理，设总指挥部，配备正副两名总司令，朱德为总司令，彭德怀为副总司令，下设部队编制为四个军、十二个师、三十六个旅、一百零八个团。”
对于四个军的军长，我党也提出了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这四位人选，他们都是我军赫赫有名的功勋战将。
林彪
林彪曾弃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跟随党中央参加南昌起义、湘南起义、井冈山战役，长征结束后，林彪又成为了红一军团的军团长，担任了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的校长。
贺龙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在北伐战争中，将信仰由三民主义转变为共产主义，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贺龙坚定不移的站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一边，率部参加南昌起义，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了红二军团的军团长和红二方面军的总指挥。
刘伯承
刘伯承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军中第一个被任命为军长的人，曾与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等人共同组织了南昌起义，长期担任我党的前敌委员会参谋长，前往苏联的莫斯科高级步兵学院和伏龙芝军事学院进修，回国后长期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的总参谋长，指挥部队四渡赤水，二进遵义，完成长征会师。
徐向前先后担任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的参谋长和红四方面军的军长，开辟了川陕革命根据地，抗击了国民党20多万大军的六路围剿作战，在长征顺利会师后，徐向前又被任命为红军前敌总指挥，击溃了多股试图围歼中央红军的部队。
顾祝同
无论是从个人资历还是从指挥能力来看，这四个人都是万里挑一的高级指挥人才，而我党的四个军编制也是完全合理的要求。
但是国民党代表顾祝同却说：“根据蒋委员长对抗战的规划，红军最多只能改编为两个师，四个旅，八个团，师上面不能设军，也不能设定指挥部，一切作战听从中央指挥，八个团共计一万五千人，除了师长有你们安排，其他的副师长以下的位置，全部要有南京配备。”
听完这番言论，我党代表完全愣住了，从以上的安排来看，对方显然没有谈判的诚意，完全是一种强行接收的姿态，来面对我党的。
周恩来
由于双方在编制上的巨大差异，第一天的谈判只能草草结束，双方都表示会把谈判内容传递给后方的领导者，将具体的改编方案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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