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袁念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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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长乐沙京信用合作社登记新社员

上方照片中,墙上“社员登记处”大字醒目;围聚着前来登记的信用合作社新社员,三个工作人员忙碌着。挂着的木牌告诉我们:这里是福建长乐的沙京信用合作社。

在新中国成立不久的1950年,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首先试办信用社(部)。那时,刚翻身的广大农民,在土改中分到了土地,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但在生产中,生活里,都不可避免遇到了资金问题。要么是借钱无门,要么是因为季节性和小额等原因难以借贷,要么被高利贷弄得扫地出门;甚至是再次失去土地。为此,党和政府决定在农村建立和发展信用合作社;以此从资金调剂方面来加强小农经济与社会主义的联系,限制农村高利贷行为,支持农村互助合作。让千万农民沿着社会主义金光大道奔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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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农村的金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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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把信用社称为“从旧时代走来的新生儿”,这个舶来品来自德国这个世界合作运动的发祥地,在那留学工作的广东人薛仙舟,把这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引入中国。1919年,回国的他与人联办上海国民储蓄银行,这是中国第一个现代意义的合作金融组织。1923年,华洋义赈总会在河北香河县成立中国第一个信用合作社。1927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信用合作社——农民协会信用合作社在湖北省黄冈县诞生。

在新中国成立前的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大会通过的《共同纲领》提出:“鼓励和扶助广大劳动人民根据自愿原则,发展合作事业。在城镇中和乡村中组织供销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生产合作社和运输合作社”。11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颁布《合作社信用部今后推进办法》和《信用合作社组织试验工作大纲》。

农村信用合作社是信用合作机构,由个人集资联合组成,以互助为主要宗旨的合作金融机构,简称“信用社”;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设立。它以互助自助为目的,在社员中开展存、放款业务。资本金来自农民入股,干部由社员选举,实行民主管理。通过信贷活动为社员的生产和生活服务,其合作制性质明显。主要任务是筹集农村闲散资金,成为扶持农业生产的重要金融力量,为农业、农民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服务;限制和打击高利贷。最初的信用社,大部分出资来自国家,农民只占很少部分。就在1950年这一年,在河北和山西等省试办信用社105个;同时,在供销社内部建立信用部439个。

据《中国金融简史》:“在组建农村信用社方面,全国农村以信用互助组、供销社附设信用部、信用合作社等形式试办信用合作组织,这些组织在抵制高利贷、占领农村金融阵地、支持农业生产发展等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1年5月 ,第一次全国农村金融工作会议召开。决定“全面开展农村金融工作,大力发展农村信用合作社”。金融工作要“深入农村,帮助农民解决困难,发展生产”。要利用农村区、镇已经设立的营业所,根据农民的需要开办个人生产、生活和周转性贷款等贷款业务,支持农业生产发展和改善农民生活。人行还颁布了《农村信用合作社章程准则(草案)》、《农村信用互助小组公约(草案)》等,积极和大力推动信用社的发展,标志着新中国在广大农村建立信用合作组织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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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服务生产 扶持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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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初期,中国人民银行支持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少数民族发展生产

从大海边到大山里,在距福建长乐二千六百多公里的四川凉山。这是彝族自治州的一个寨子(上图),墙上不见福建长乐的“社员登记处”,写着“草”、“庄稼”、“紧割”。长凳拼起的桌上,放着好几把镰刀。周围站着坐着的,不少在打量着手中的镰刀,用拇指检验刀口的锋利。看来,是到了一个使用镰刀的收割季节,记账的银行同志戴军帽穿军装,没帽徽胸章,他们是中国人民银行昭觉支行流动组,下乡支持农村的少数民族群众发展生产。

在农村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有的是在生产互助组的基础上建立信用互助组,再过渡到信用社;有的则在试点基础上成立信用社;也有在供销合作社内设立信用部。1951年,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作出决定:“今后信用合作社工作由银行负责领导及组织推动责任”。到1954年,各级地方政府和同级人民银行相继成立信用合作管理机构,开展信用社骨干培训,为信用社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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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1月9日 ,中国人民银行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分行,按《共同纲领》规定,农村信用合作社组织名称定为“信用合作社”。1955年1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农村信用合作社章程(草案)》规定:信用合作社是劳动群众根据自愿原则组织起来的资金互助组织,其任务是在中国农业银行的指导与监督下,举办储蓄、存款、发放低利贷款,为农村生产服务,扶持农业(渔、牧)、手工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发展,与高利贷作经济斗争。

据新华社报道:“人民银行在区的营业所已由1950年的457个增加到1953年的13290,个。信用合作社和供销合作社的信用部已由1950年的542个发展到1953年的9831个。”于是,在1954年召开的第一次农村信用合作座谈会上,提出目标是当年建信用社26527个和供销合作社信用部2965个。到会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提出,“目前信用合作事业的发展显得缓慢,不能适应客观要求,应当积极领导,迅速发展,尽快占领农村的信贷阵地。”当时,主张稳妥发展的他受到批评,说他“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属“右倾”。记得“文革”时看到一漫画,把这位1915年进中华革命党和1926年入中国共产党的老革命,画成一个摇摆行走的小脚老太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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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与农民的距离越来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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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广大农村推行的合作化运动,实为“三大合作”;即: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信用合作社。普遍的惊人提速会有不适,不管是对开车的还是坐车的。就在1956年春,上海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全郊区有高级社2793个,入社农户占总数97.5%。《上海农业志》写道:“在初级社升高级社的过程中,由于要求过急,步子过快,工作过粗,形式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很长一个时期内遗留了一些问题。”为之服务的信用社,情形亦然。

问题主要在两处:一是不满统购统销。从1953年秋起,全国实行粮食统购统销。1955年颁布《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除粮、棉、油等重要农产品纳入外,还有糖、烟、猪、茶、桐油和重要木材等。余粮户和有条件从事家庭副业的富裕中农,因失去处理余粮和农副产品的自由,经济收入受到一定影响。毕竟“吃饭靠集体,花钱靠自己”。在实现合作社头一年的1956—57年度,统购统销完成不理想。该年度粮食比上年度增产150.6亿斤,但收购减少25.6亿斤,市场销售却比上年增加127亿斤。使国家粮食库存减少,影响了市场物价稳定、人民生活和国家经济计划。

二是退社风。1956年底,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调查辽、皖、浙、赣、川、陕、豫、冀八省后,向中央汇报:“今年秋收分配前后,在一部分农业合作社内,出现社员退社和要求退社的情况。退社户,一般占社员户数的1%,多的达5%;思想动荡想退社的户,所占的比例更大一点。”究其原因,一是较严重的平均主义分配。二是收入减少,1956年,全国10%到20%的农户收入减少;其中多是富裕中农。

1957年7月,毛泽东在《1957年夏季的形势》中指出:“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批判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批判某些干部的本位主义思想,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打击地富的反革命行为。”1958年8月8日,中央发出《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强调辩论的实质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辩论。

在整个50年代,信用社的领导权一直在变化。1955年,由农业银行领导与管理。1957年,随农业银行并入中国人民银行就归了人行。1958年,信用社与银行营业所合并成人民公社信用部,领导与管理下放人民公社。1959年,将信用社的经营管理权下放到生产大队,按大队设立信用分部。在不断的调整中,官办未变,但信用社离农民是越来越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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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金融驶入快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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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梅县南虎乡信用社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高潮的推动下,全国合作金融进入发展快车道。到1957年底,全国农村信用社达88368个,存款20.6亿元,社员股金3.1亿元。广东梅县南虎乡信用社走在了前头,你看墙上挂着的两面锦旗:一面是“资金回笼工作模范”,中国人民银行梅县支行奖。另一面是:中共梅县县委、县府奖:“支持农业生产促进农业合作化”。(上图)这两面锦旗,不正形象展现了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功用和成绩么。

1956年1月23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要求:于1957年内基本上做到乡乡有信用合作社。到1956年半年末过的5月底,全国97.5%的乡已有了信用社(一说是到1956年底,建信用合作社的乡80%以上)。

1956年是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的一个重要年头,到年底,全国入社农户达总数96.3%,其中87.8%加入高级社。原计划15年左右完成的农业合作化,现只用了4年,花时还不到零头。据《中国金融简史》“在发展农村信用合作社方面,由于中国人民银行的积极领导、各级党政领导十分重视,农村信用合作社发展迅速,到1956年,全国大多数地区每个乡都建有一个信用社,基本实现信用合作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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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信用合作社分红

信用社成为农民自己的银行,它有力推动农业的发展,一日日地改变着农村面貌和农民生活。1957年,信用社达10.3万家,几乎乡乡有个信用社。到信用社诞生六十年时的2011年9月底,全国金融机构的空白乡(镇)尚有2087个;尽管如此,但实现了乡(镇)基础金融服务的全覆盖。作用无疑是显著的,到此前的2010年底,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农户小额信用贷款余额达3010亿元,占全部银行业机构的96.8%;农户联保贷款余额1770亿元,占全部银行业机构的58.4%。

“上海市银行博物馆”官方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