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8月，天津市大邱庄企业集团总公司原董事长、党委书记禹作敏，在接受了对他犯罪事实的认定和判决之后，说了一句话：“唉，没想到，自己奋斗一辈子，成了一个反面典型了！”
这句话，一半是对司法机关的认可，一半是对自己半生功业的感叹。
想必旁人了解禹作敏的一生后，更能体会禹作敏这句感叹的背后意味，但随后发生的事情更加令人唏嘘。
六年之后，10月3日，隐在角落的一条消息又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原大邱庄集团董事长禹作敏因病离世，享年63岁。”
那么在禹作敏死后，他的五个子女又身归何处呢？是否还在大邱庄任职呢？
大邱庄的经济腾飞
禹作敏，1930年出生在一个世代农耕的家庭。禹家兄弟四人，禹作敏排行第三，在天津市静海县大邱庄长大，只上过“冬三月，春三月，加起来不过六个月”的学。
即便文化不高，但禹作敏在大邱庄也称得上是一位秀才了。
1958年，18岁的禹作敏就当上了公社的工业科会计，后来又调回大队当主管会计。
1964年，禹作敏升为大邱庄副支部书记。四清运动期间，禹作敏险些被清除出党。
运动年代，禹作敏深受红色文化的熏染，梦想着能为社会主义贡献自己的一份微薄力量。
只是苦于计划经济的桎梏，禹作敏一直没有施展才华的舞台，但凭借着能说会道、四处逢源的本事，禹作敏还是于1974年当上了大邱庄的党委书记。
改革开放之前，全国农村都是一片萧条，天津虽是一海滨城市，可也好不到哪里去。
多少年来，在天津静海县内广为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土坯房，穷光光；盐碱地，白茫茫；喝苦水，吃菜帮。宁吃三年糠，有女不嫁大邱庄。”
歌谣是朴素的，同时也是底层群众的心里呼声，最能反映农村经济的客观事实。如果说歌谣仅仅是一面之词，那大邱庄还有一则人尽皆知的笑话，也能增添大邱庄贫穷的砝码：大邱庄用砖头砸死人，到法院会被判无罪，当场释放。
因为，在大邱庄，除了胶泥土之外，绝对找不出一块砖头。
面对大邱庄的亟需解救的贫穷，禹作敏也搞过学大寨、写新诗、唱二簧。可这些弯弯绕、花花脸都不是合适的药方。
尝试过几次失败后，禹作敏认为：光靠农业不能发财致富，搞改革必须破两纲（以阶级斗争为纲，搞得人心慌；以生产粮食为纲，搞得穷当当。不破纲，缸里装，破了两纲，才有大邱庄。
于是，禹作敏搞起了农工结合的路子，走了一条小地主兼资本家的双重路。以农牧业扎根，经商保家，工业发财。
千万别小看农民的“土智慧”，禹作敏的嘴里经常会有金句，在阐释他的想法时，禹作敏就曾说道：“左了穷，穷了左；左了准穷，穷了准左。”
农民除了“土幽默”，还说干就干，禹作敏也不愿意做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
他起步是从经营一个冷轧带钢厂起家，几间破泥瓦房，几台国营大厂拆剩下的旧机器就是禹作敏的最初家当。
有了机器还不够，禹作敏还高薪聘用了几名市里退休的老工人来担任技术指导。
冷轧带钢厂干了五年，成了年纯上缴收入200万的支柱单位，走工业致富的路子有了成效。
一个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禹作敏又加快建立了电器开关、高频制管厂等一系列工业，也都带来了正面的经济效益。
别人问他成功经验是什么，禹作敏会说：“目标要清除，胆子要够大。第一年要小赚，第二年要大赚，第三年要稳赚。以后不能赚，就根据市场行情，迅速转产，这叫船小好掉头。”
村民们在工厂工作，赚来了钱，光在其他地方消费可不行。
禹作敏想的是，在大邱庄挣钱，在大邱庄花钱。这个时候，他又来了句“土幽默”：“能挣钱，会花钱，才是两个文明。挣是物质文明，花是精神文明，有一个不文明就不是真水平。”
所以，禹作敏在大邱庄村口投资了5000万元，建造了一条长400米、宽28米的消费娱乐一条街——“香港一条街”。
这条街上时装公司、金银珠宝店、精品屋、文化用品、美术摄影、舞厅、美容院、卡拉ok厅、茶楼酒家，应有尽有，成了方圆几十里的高档消费游览娱乐中心。
1992年，根据大邱庄官方出局的经济发展报告，大邱庄所创造的非农产值收入高达40亿人民币，成为全国首富村，外界更是将“中华第一村”的名头颁给了大邱庄。
作为一把手的禹作敏，更是坐上了奔驰豪华型SL600防弹车的村书记。
大邱庄的“土皇帝”
有人说，当今中国社会是人民素质的水平比不上经济发展的水平。
禹作敏利用各种办法，让大邱庄摆脱了贫穷，走向了富裕，可是金钱也在一步步腐蚀禹作敏的思想，而这他全然未知。
有一次，禹作敏发烧生病，住进了天津一家大医院的高干病房。病很小，但禹作敏的派头很大，打的是特殊针、吃的是进口药、抽的是高级烟。烧退了之后，想吃饭，就由女秘书从外面买来黄里透红的大螃蟹。
旁边的老干部看不过去，就问了句：“你是哪里的暴发户？”
禹作敏说：“大邱庄的党委书记，农工商联合公司总经理。”老干部又说了句：“你可真像个土皇帝，不对，土皇帝都没你排面大。”
简简单单的一则小故事，就能看出禹作敏好面子、排场大的作风。
另外，中国自古有“一人得到，全家升天”的说法，禹作敏还将其长子禹绍国任命为公司副总经理，二儿子禹绍政也是他潜在的接班人，这不就是典型的家族管理模式吗？
不过，禹作敏也为自己的猖狂行为付出了代价，后来发生的一件刑事案件，直接决定了禹作敏的命运。
1992年下半年，大邱庄农工商联合总公司下属的一家公司经理病故。
总公司就对其账目进行清理，过程中怀疑有贪腐行为，便对其业务员进行提审。提审中出现了暴力殴打致死的情况，于12月14日凌晨致死。
在此之前，大邱庄就曾发生过打人致死案件。那一次是禹家和吴家两家人不和，发生群殴，造成一人死亡。
事后，交由检察院、法院审理，禹作敏家族中有人被判刑入狱。这次又闹出了人命，上级领导特别重视。
为此，找来了禹作敏进行调查、谈话。天津市有关部门还将具体情况一一上报，得到的批文是：“依法办事”。
后面还附带了说明：“大邱庄经济改革的经验是需要学习和推广的，但发生在大邱庄的违法行为照样要受到法律制裁。”
这条批文就如同一柄削铁如泥的尚方宝剑，暗示了上级的态度。
2月16日，禹作敏得悉这一情况后，随即给市委负责人写信，表示服从、配合，但又节外生枝写了句：“我不懂法，群众更不懂法。请你对破案人员说，要以法办事……防止恶行事件发生，否则我不负责。”
打人致死的一共有四名嫌疑犯，他们隐蔽在大邱庄一个不为人知的角落，企图侥幸逃生。然而，上级政府这次是动真格的，不是“过家家”般敷衍了事。
武警部队在大邱庄内外设立了五道封锁线：第一道是在庄外公路设路卡、路障；第二道是在大门口，进出庄口设岗卡；其余三道设在庄内。同时，禹作敏宣布总公司所属各部门停产一个月，照发工资，全部投入到“封庄”任务。
大邱庄封庄的事情，就连远在天边的香港都开始关注。
香港《信报》3月即讲：西半球的美国，有联邦人员在与邪教组织武装对峙；东半球的中国，中国首富的大邱庄，也闹出了武警封庄的新闻。
最终，四名嫌疑人被顺利抓获，禹作敏也因窝藏罪、妨碍公务罪、行贿罪被逮捕归案。
关于禹作敏如何被拘留的经过说法不一，有说的是借一位新领导开会之名，请禹作敏出来，于路上一个僻静处无声拘捕，还有人说是在高速公路上被带走。
随后，法院判处了禹作敏有期徒刑20年，二儿子禹绍政10年。
1999年，禹作敏因多器官衰竭，在天和医院离世。禹作敏生前共有五个子女，二子三女。
长子禹绍国在禹家出事后，名声也被波及，不再适合担任领导职务，遂去天津从商。二子禹绍政出狱后，和母亲一起投奔大哥，在“天津服装一条街”经营着一家店铺。
禹作敏的长女则成为了联姻的牺牲品，嫁给了大邱庄津美集团的总经理赵书忠，余下的两个女儿早早嫁人，很少参与公司业务，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总之，禹作敏的五个子女，都离开了大邱庄这个伤心地，很少回来。禹作敏死后，进行了火化，骨灰运回了大邱庄，安葬在禹家的祖坟旁边。
如今多年过去，由于无人打理，坟墓旁边杂草丛生，很是萧瑟。只能说禹作敏英明一世，到头来也是空欢喜一场。
结语：
纵观禹作敏的一生，可以总结为两个“典型”。
一是经受住了中国农村“左”的错误时期贫穷的考验，进而成为改革开放中率先致富带头人的先进典型；二是成为了富裕之后，没能经受住改革发展的考验，腐败堕落的典型。
对于禹作敏这样的农村干部，不用或者把他“管死”，不符合党和人民的利益，但用而撒手不管，就会走上歪路、邪路。
实践证明，越是有较强能力、越是取得大成就、越是出了名的党员干部，越要套上监督的枷锁，这样才能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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