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星揽史说
编辑|星揽史说
当今各国货币，不仅有主辅币之分，而且币值大小分为数等。如此配套流通才能充分发挥货币的职能作用，才使人们生活感到方便。因此币值的问题，历来是货币制度的重要问题，也是钱币学主要研究对象之一。
近几年来，在我国多次钱币学术讨论会上，不少专家学者，特别是金融系统的钱币研究者，对货币面值分等配套之源流，以及如何配套合理的问题，反复进行过学术上的讨论。
众所周知，中国货币约有4000年历史，最早的是实物货币，其中海贝使用的时间长，流通广，影响最大。到了殷商时期已使用铜贝。可以说是中国金属铸币之滥觞。
然，金属货币先是以称量的方式流通，发展到春秋战国才大量使用金属铸币。当时，周王室和各诸侯国，除以金银作为大额支付手段外。
分别流通的主要是青铜铸造的布币、刀币、环钱和蚁鼻钱。不过代表春秋时期的铸币，主要是各种形状的空首布，与战国时期的布币有明显的不同。
有的主要属于春秋时的铸币，而多数则属于战国时的铸币。这种情况，一方面说明，从春秋开始确实是大量使用金属铸币了。
另一方面，也说明战国时铸币较春秋时的数量和种类更多了，使用范围更广了，证明战国时的货币经济已取得飞跃发展。
中国由于使用货币早，因而货币思想发生的也早
根据文献记载春秋时期的著名货币理论，不仅有单旗的“子母相权”说，而且有管仲的“轻重论”。他们都是针对货币流通中提出的问题，发表了比较正确的见解和议论，而形成的货币思想。
“子母相权”说。《国语>,是我国叙述春秋八国事的记言史书，内中记载了“周景王铸大钱”一事。大意是说，周景王二十一年(公元前524年),决定要废止小钱，铸造大钱。
当时，周景王的卿士单旗发表了不同意见，提出了大小钱相辅而行的理论。这里说的小钱与大钱，是指铸币有轻有重，轻的称作小钱，重的称作大钱。
因为，当时还处在称量货币和计数货币的过渡阶段，货币的价值基本上是由铸币的金属量多少来决定的。而“子母相权”则是形象的说明小钱与大钱同时流通的相互关系和客观必要性。
古人在天灾降至的时候，于是就查看一下有多少物资财富，权衡一下要铸造多大重量的货币，作为救济民众之用。
如果人们以为币值太小(轻)了，就多铸大(重)钱，于是就以大钱为主辅与小钱一道流通，这样民众都可以得到好处。
假如人们觉得币值太大了，就多铸小钱，也不废除大钱，于是又以小钱为主，并辅以大钱一起通行，小有小的用处，大有大的用处，这样人们就会感到方便……。这就是著名的“子母相权”说，是我国提出和论述铸币分等流通必要性的最早的货币理论。
过去，关于周景王铸大钱和“子母相权”说，在我国史学界多持怀疑态度，“那是后人的依托”,“是史者追述之辞，”“那样早的时代，我国不可能有铸造大小两等钱来流通的事";“很难相信，那时的货币理论能走在货币流通的前面。”。
不过，近几年来，我国的钱币学者，他们抱着“欲知古代货币制度必须研究古钱”的宗旨，利用新中国成立以来考古发掘的新成果。
对春秋时期，特别是周王室的铸币，从形制、大小、轻重和钱文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新的可喜的考证资料，认为在我国同一形制的空首布中，都有大小两等，或大中小三等的情况，这就说明，在春秋的中晚期同时行用大小两等货币是很有可能的。
大家知道，春秋时期的周王室都于洛阳，其铸币到底是那一种空首布呢?近些年来，在洛阳周围曾多次出土布钱，经考察，其主要形制是平肩弧足形的；其次是斜肩弧足形的。
对前一种形制的空首布，我国著名货币史学家彭信威教授，早有推断，他说：“这种货币大概流通于春秋时期的关洛一带，一般人认为是周制。”
最近，洛阳的蔡运章先生，经过对大量实物的分析研究著文指出：“解放以来，这种货币共发现十余批，约3500枚左右。
它们的出土地域都集中在洛阳市及其周围的孟津、新安、宜阳、伊川、临汝、登封、偃师等县境内，而其它地区未见出土……。这种货币文字中能确定为地名的，也大都在洛阳附近。
春秋战国时期这一带正处在周王畿内。因此，我们认为这种铸币主要是周王畿内的铸币。同时，对斜肩弧足形的空首布，蔡文也作了论述。
根据上面的分析，对春秋时期周王畿内铸行的货币，从形制上已基本清楚。除此还要弄清它们的重量、大小如何?这对我们研究币值分等是十分重要的。
按洛阳发表过的资料，上述两种形制的空首布，都有轻有重，有小有大。其中平肩弧足型的常见的有大、中、小三种。
代表他们币值的质量分别为30克左右、20克左右、15克左右。按其重量：一个大布约等于两个小布，两个小布约等于三个中布，三个中布约等于四个小布。
此大休上还是可以相互权衡的。不过，由于受当时铸造工艺技术等条件所限，无论大布或小布，枚与枚之间其重量都有一定差别。
而斜肩弧足空首布，常见的可分大小两等。其重量大布为20克左右，小布为13克左右。大体相当前一种空首布的中布或小布。
这里应引起注意的是，在大小两种铸币中，有的是同一钱文的。如“武安”和“武”字币都有大小两种。
更为有趣的是，在平肩弧足“中布”的钱文里，有“周南小货”、“市东小货”、“市西小货"等。显然称为“小货”是与大货相对而言，小货者就是小钱。
总之，根据对空首布新出土的资料分析，无论从重量、大小或钱文里都能找到币值分等铸行的依据。
发展到战国时期由于冶铁技术的进一步发展，铁制工具的广泛使用，水利工程的兴修，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的迅速发展。
这时的剩余产品为交换而生产的商品以及不同地区的土特产品的大量增加，都促使战国时的商业经济迅速发展，专门从事商业的人越来越多，在全国各地形成了很多商品交换的城市。
如齐的临淄，赵的邯郸、宋的陶、卫的濮阳、楚的郢和寿春、燕的蓟、周的洛阳、魏的大梁、韩的阳翟等，既是政治中心，又成了有名的商业城市。
当时的临淄，已有居民7万户、20万人口。正如《战国策>所说，齐都“甚富而实”。“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市场十分繁荣。
为适位商业经济发展的需要，各诸侯国都大量制造了金属铸币。若与春秋时的铸币相比，大致有以下特点。第一、铸币数量成倍增加，根据我国权威人士推测，战国的铸币等于春秋时的十倍到百倍。
铸币的形制变化很大。首先为便于铸造流通，空首布变成了平首布；同时出现了圆孔和方孔环钱，这种形制逐渐为各国所采用，从而使货币出现了统一的趋势。
铸币的重量减轻，体积变小，因而更便于携带和使用。第四、币制的分等情况，普遍而明确，无论布币刀币和环钱都分大小等级，有的还分为三等，这样更便于不同档次的商品交换，反映了战国时期商品生产的发展程度和水平。
下面分别举几例，具体说明战国铸币的分等配套情况。
在布钱中，尖足布、平足布、圆足布和三孔布都把货币单位分两等，而“折布”则分三等。根据山西钱币研究者胡振祺先生。
对山西省博物馆馆藏三晋货币数十种逐一进行实测的结果：大尖足布和大方足布，每枚重量一般为11—13克，而小尖足和小方足布每枚重量一般为5.5-6.5克”。
按重量大布是小布的一倍，即小布是大布的半个货币单位。而且有的小布文上明确加了个“半”字，如晋易半、榆乡半，兹氏半等。
至于圆足布的情况也如此，如蔺字布、离石布也是大、小两等。最为明显的还是三孔布和钆斤布，在它们的钱文上写的一清二楚，大形三孔布背面铭文一两。
小形三孔布背面铭文十二铢(二十四铢为一两)而“折”布，大多分为二折(约29克)、一折(约15克),半折(约8克)三等。
同时，刀币中的节郢刀、赵刀，环钱中的济阴等都是大小两等。特别是赵直刀中的晋半、环钱中的半环，都标明是半个货币单位。
另外，在楚国的铜铸币中，“旆布当折”与“四钱当折”,也是大小两等“子母相权”的关系，即两个“四钱当折”等于一个“旆布当折”。
而且有的专家认为，旆钱与蚁鼻钱虽不属同一形制的铸币，但在流通中却是“以一当十”的关系。经实测验证，一枚旆钱的重量确实相当于十枚蚁鼻钱(30克～33克)。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可归纳以下几点认识：第一，近年新出土的空首布证明，中国在春秋时期不仅已大量使用铸币，而且，币值大小分等流通，可能起源于春秋后期。
根据空首布分等情况，为“子母相权”说产生于春秋时期提供了实物佐证，很可能那是反映了客观实际的正确认识。
“子母相权”说，清楚的表明，由于商品的价值有大小，人们的生活水平和购买能力有高低，因此，通货的币值也应有大小之分，并相辅而行。
同时，还应根据不同情况，有时需要多铸大的，有时需要多发小的，这样即方便交换又可调剂货币流通，这一点至今都有现实意义。
发展到战国时期，铸币分等流通相当普遍，有的已初步形成配套流通的雏形，也就是说，按照合理的级差分为三等一起流通，甚至虽属不同形制的货币。
而在流通时使之保持一定的比价，形成相权关系，这些现象表明，那时有的统治者或有权铸币的富商巨贾，已相当自觉地运用“子母相权”的思想，来指导货币的铸造与行用。
结语
从春秋到战国，铸币分等从粗到细，从少到多，以致初步配套流通，促其发展的基本因素，是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是为方便多档次多品种商品交换的客观需要。
参考文献
1.《中国钱币〉,1983年第3期第9页。
2.朱活：著《古钱新探》,第78、120、151、153页。
3.《国语>,又称春秋外传。全书二十一篇为分时叙述春秋八国事的记言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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