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12月30日下午1点30分，刘书鹤和7位同事坐着嘎斯吉普车，在马兰机场东南角的总装厂房前等待迎接强5甲的归来。

这是九院的惯例，每次核试验之后，负责送核弹的人员都要去停机坪对空军指战员表示感谢。此时，刘书鹤他们还带一封用大红纸写的感谢信。

但他们没意识到，本该在起飞1小时后准时返航的战机已经迟到了。他们也没注意到厂房北侧几架来护航的歼5战斗机也忽然消失，而且整个机场是静悄悄的。

1点45分，强5终于飞回来了。九院的这几位赶快开车冲过去，准备向飞行员表示祝贺。

携带小型氢弹的强5

但他们的吉普车刚在强5旁停稳，座舱里的飞行员杨国祥就冲他们着急地喊道：“别过来！氢弹还在飞机上呢！”

一瞬间，刘书鹤几个人犹如五雷轰顶，那枚威力超过100万吨TNT炸药的氢弹就在离他们几米远的地方，而且随时可能会炸！

此时，所有人的脑子里出现了一个问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狂飙一号

1953年，著名导演凌子风拍了一部电影叫《金银滩》。1958年，这个片子全国禁映，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就在当年，中央批准了二机部关于221基地的选址。这个基地就是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试验和生产基地，面积高达570平方公里，但这还是在原计划1170平方公里压缩后的数字。基地选址就是青海省的金银滩。

整个基地处于一个盆地里，天上地下都属于军事禁区，周围的山坳里有部队24时巡逻，山顶上驻扎着高射炮部队，南边青海湖边上还有地空导弹部队随时待命。

整个基地分为18个区，其中14个是试验和生产区，4个是生活区。这里最好的房子就是一排排干打垒式的半地下宿舍，1万多人里好多人还要住帐篷。

221基地

厂区平均海拔3200米，属于高原地带，全年平均气温0.4度，基本都是冬天，含氧量只能达到平原地区的2/3，所以水在82摄氏度时就烧开了。蒸出来的馒头能当石头把羊砸得哇哇叫。蔬菜从大城市运来时基本都黄了，所以常年要准备罐头。

1964年2月，二机部九局（核武器局）和九所（核武器所）合并成九院。由周总理领衔的“中央专委”决定每年给九院分配高达1200名大中专毕业生。

1964年9月13日，刚从哈工大毕业、被分配到九院的刘书鹤在坐了53个小时的火车后，抵达西宁，从此他“消失”了28年。

10月16日晚上，他通过广播听到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的消息。他和同学们此时都知道了核武器研发将是他们毕生的事业。

11月11日，毕业生们坐着闷罐车抵达了221基地，住进了干打垒宿舍。此时，九院副院长李觉将军和一众领导还都仍然住在帐篷里。干打垒这样的“高级宿舍”都是留给工人和科研人员的。

到了以后，刘书鹤更加意识到基地里的最高要求就是保密，基地里的一切都要用代号或者暗语。

工作单位名称都是“某某机械厂”。原子弹和氢弹是绝对不允许说的，只能用“产品”称呼。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是“老邱”，核弹的装配叫“穿衣”，核弹接雷管叫“梳辫子”，气象条件叫“血压”，起爆叫“零时”。

核武器工程代号为“596”。这是因为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撕毁了所有与我国的原子能合作协议，赫鲁晓夫还说没有苏联，我们搞不出来核武器。

新来的人每人都有一个保密包，每个包都有编号。每天下班时，大家都要把资料装进包里，拉好拉链，然后用橡皮泥粘住拉链头的密封绳。然后用印章在橡皮泥上盖上包的编号，再送回保密室。

刘书鹤在221基地办公楼前

刘书鹤被分配到设计部16室，这个室主要负责核弹头的各种气候试验。那为什么要专门进行这些试验呢？

因为当时我国虽然试验成功了原子弹，但却是“有弹无枪”，总不能用大卡车拉着原子弹送到敌群里爆炸吧。所以，原子弹必须要实用化，必须要解决载具的问题，选择无非是飞机和导弹。

1965年5月14日，我国成功用轰6中程轰炸机进行了空投原子弹爆炸的试验。但是轰炸机目标太大，飞得还慢，不太安全，所以必须发展攻击成功率更高的地对地导弹。

这两种方式，原子弹在投射的过程中都要经过中高空，而中高空的温度会在零下30到60摄氏度，如果原子弹自己的恒温系统不能扛住这样的极端环境，那武器很可能会失效。

所以，16室的任务就是研制原子弹的恒温系统，并验证系统在各种极端环境下的工作情况。

每天早晨，刘书鹤都要坐班车四厂区402实验室上班。他记得当时最难的一个活就是制作温度传感器。有多难呢？

他要把一根直径只有0.2毫米的铜丝穿进内径1毫米的塑料管里，而这个塑料管长达4米。穿的过程中，这头发丝一样的铜丝还不能打折，否则就会报废。很多时候，铜丝进到2米时就完蛋了。每天他最多也只能穿成功1根这样的传感器连线。

1966年3月的一天，一辆运输车来到了402门口，一架防爆吊车把一个绿色的锥形体吊到小推车上，这个就是东风2地对地导弹的头锥，里面要装的就是原子弹。刘书鹤给震撼到了，他第一次知道核弹头会那么大。

10月27日，东风2地对地导弹从酒泉拔地而起，带着12000吨当量的核弹头击中了894公里以外罗布泊试验场的目标区域，原子弹顺利引爆。“啰嗦君”（导弹）和“邱小姐”（原子弹）顺利结婚生子。我国正式结束了“有弹无枪”的局面。

年底，东风2A核导弹成功试验定型，刘书鹤这辈子第一次近距离看见了“邱小姐”，并被“她”丰满靓丽的造型深深折服。

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赶在法国之前试爆成功。

1969年3月，中苏在珍宝岛爆发冲突。10月，解放军全军进入一级战备。面对北方边境越来越大的压力，核武器很可能会成为我国反侵略的终极防御手段。

但当时我国地对地导弹刚刚起步，产能无法达到防御所需的基本要求，所以用战斗机向敌重兵集团投掷核弹已经成为必然选择。因此，刘书鹤又全力以赴地投入到适合飞机挂载的小型化氢弹的试验工作。

这个项目的代号就是“狂飙1号”。

如前文所述，轰炸机因为巨大而缓慢，很容易遭到敌人拦截，那么，我国将选择哪种战机来承担起对敌核突袭的重任呢？

代号“119”

杨国祥生于1929年，云南玉溪人，彝族，苦孩子出身。新中国成立后，新组建的空军在玉溪军分区招飞行员。当时报名的有上千人，最后只有他一个人合格。

杨国祥

建国后的10几年中，我国空军的任务主要是防空，在对敌攻击方面主要用轰5和轰6两种轰炸机。但随着来自北方地面进攻压力越来越大，我军必须要研发出一种快速、灵活，能对敌前沿和纵深进行有效打击、而且生存力强的强击机。

于是，年轻的中国飞机设计师们以歼6战斗机为基础，大胆创新，设计出我国第一种强击机~强5。这也是我国自主设计的第一种战机，而且采用的是先进的两侧进气道。

强5

1960年代末，杨国祥在济南空军空5师已经担任了副团长，师长宋占元点名让他去江西302厂（南昌飞机制造厂）参与了强5整个试飞过程。

经过1969年的惊心动魄，党中央在当年11月9日就航空兵使用核武器进行专门指示。根据指示，核武器小型化的工作就是由刘书鹤所在的九院负责。而战机方面，空军决定选用刚刚装备不久的强5改装成核突袭攻击机，项目代号“119”。

杨国祥因为参与过全程试飞，所以在1970年4月再次被上级派往302厂，参与新型号的改进工作。

杨国祥

当时，“狂飙1号”的小型化进展顺利，在威力不减的情况下，重量已经减轻到1吨。因此，飞机设计师、飞行员和九院的专家经过研究，决定把强5的机腹挖进去一块，核弹采用半埋的方式用两个挂耳挂载。同时，还有一个特殊的推离机构，保证核弹顺利抛出。

投弹方式最终确定为“甩投”，就是强5以900公里时速，以300米高度接近离目标12公里的时候，45度拉升进行投弹。这样，核弹将以抛物线的弹道轨迹命中目标区域，同时保证飞机安全离开。

1970年8月1日，第一架改装后的强5甲升空试飞，10月底，全部6架用于试验核攻击的强5甲全部交付。

随后，杨国祥作为试飞员驾机飞赴马兰机场开始投入紧张的测试前训练。

第一阶段，他投掷的是外形、体积、重量、重心与真实核弹都一模一样的训练弹，一口气他甩投了150次。

第二阶段，他使用3枚遥测单又甩投了30次，最终的命中点离规定的靶心只有12米。那个年代，我国战机的电子设备可以忽略不计，杨国祥只凭借飞机上简易的瞄准具，能把1吨重的核弹甩到10几公里外的靶心，飞行技术不是一般的强悍。

杨国祥

1970年12月14日，周总理在北京亲自主持会议，听取了国防科工委副主任朱光亚的报告。

会上，周总理对安全方面提出一系列问题：

第一，挂弹后，气候突变怎么办？

第二，万一投不下来怎么办？

第三，飞机带弹返航，发生意外脱落怎么办？

在当时针对意外情况设计的所有方案中，在投弹失败后，飞机带弹返航是下策中的下下策。为什么？

因为战斗机如果挂着炸弹回来，在降落时，由于重量太大，可能导致飞机起落架折断，飞机和炸弹都将拍在跑道上，场面将非常“壮观”。即使顺利降落，但飞机着地的一瞬间，机身的颠簸很大，挂载的炸弹很有可能脱钩，直接在跑到上引爆，美国空、海军多次发生这样的事故。

所以，按标准规定，飞机返航前，是需要把所有炸弹全扔了才行。

说回我国的这次测试。

因为强5的个头并不大，半埋挂上“狂飙1号”后，氢弹的最低点离地面只有10几厘米！而且，这颗氢弹在甩投前将解开全部4道保险。

由此可见，“狂飙1号”离地很近

这意味着如果氢弹在随飞机降落后，无论以何种方式砸在地上，都有可能把几百平方公里的马兰基地全部炸成平地，别忘了，基地里还有1万多工作人员。

虽然飞机上单独设置了甩投失败后的锁死装置，但谁又能保证它百分之百工作顺利呢？

但面对强敌，我们已经没有选择，试验必须上！

1971年12月30日上午，刘书鹤和同事们护送着“狂飙1号”来到马兰基地的临时机库。这将是我国核武器小型化的第一次测试，同时也是我国第13次核试验。

10点10分，刘书鹤和同事在机场东南角的橡皮保温室内，和空军同志进行了核弹的交接。

准备挂载的“狂飙1号”

11点40分，核工业九院副院长陈宽蹲在强5A下面，小心翼翼地打开了“狂飙1号”的第一道保险，其余3道，将由杨国祥在空中打开。所有在场领导都和杨国祥紧紧地握手：“杨团长，祝你成功！”

杨国祥准备执行任务的座机

12点20分，起飞命令下达，杨国祥启动战机，12点30分，强5A在两台涡喷6型发动机加力燃烧的咆哮声中冲向天空。

西伯利亚特快

12点45分，距离投弹区域50公里，杨国祥打开第2道保险。

12点50分，距离20公里，第3道保险打开。

距离12公里时，第4道保险打开。杨国祥以45度拉起飞机，并按下投弹按钮。

但，机身没有氢弹甩出去时剧烈的震动。杨国祥立刻意识到“投弹失败”！在紧急联系塔台后，按照预案，他又进行了2次试验，但氢弹还是纹丝没动。

此时，飞机的油料只够飞不到40分钟，必须做出决定：到底怎么办？

据刘书鹤的回忆，一直守在电话机旁的周总理在得知情况紧急后，决定与杨国祥进行远程通话，这在我国核试验中是第一次，在平时是根本不允许的，除了塔台，谁也不能和飞机联络。

当周总理问到杨国祥要怎么处理这个危机时，杨国祥斩钉截铁地告诉周总理：如果带不回去，我就把飞机飞往沙漠深处，绝不会做出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情。但是，周总理最终做出了让杨国祥带弹返航的决定，而且要求前线人员要相信我们的飞行员。

同时，马兰基地所有人员全部进入地下掩体。但朱光亚坚持要和空军领导一起留在塔台，他说自己一定要看着飞机安全着陆。

当时，厂区只有一部电话，所以刘书鹤几个人没接到紧急通知，还按照原计划“傻乎乎”地跑到机场上迎接飞行员。于是就出现了本文开头时的一幕。

好在，天佑中华，杨国祥艺高人胆大，带弹安全平稳返航，核弹锁定机构也工作正常。

后来查明，挂架的推离机构的一个小部件是太原某厂生产的，但是因为保密，所以没告知是核武器用，所以厂里按照民用品的要求生产了，于是在极寒天气下导致了故障。

经过改进，1972年1月7日，杨国祥顺利投下“狂飙1号”，一千个太阳照亮了罗布普核试验基地。

不过，强5A因为体型小巧，所以航程只有1000多公里，执行任务时的战斗半径只有400公里，要执行核突袭实在有些勉为其难。

即使是这样，面对强敌，我军上千名强5飞行员都做好了驾机进行单程突击的准备。这意味着一次有去无回的战斗。

因为从我国北方机场起飞，强5单程突击可达西伯利亚，所以强5A携带“狂飙1号”执行任务也被称作“西伯利亚单程特快”。

好在，“二炮”拔地而起，很快接过了核打击的重任，强5A和“狂飙1号”才结束了在极端困难情况下的历史重任。

时光荏苒，又是几十年过去了，中华盛世，但我们永远不要忘记刘书鹤、杨国祥这样成千上万名为了祖国的安全而默默奉献的无名英雄！#图文万粉激励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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