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工作,做出了系列重要指示,尤为重视遗产的价值功能和时代意蕴,为新时代文化遗产事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但当前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发展仍存在文化遗产本体、环境、精神保护传承的不足,为了发展旅游,有些地方破坏了村落历史文脉的延续性,使传统村落丢失了生机和文化内涵。当文化共鸣消失或情感纽带断裂的时候,也增大了文化遗产自然衰败与人为破坏的可能性,影响到旅游目的地文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加强旅游目的地遗产及其原住民的“保护”,时不我待。

《大咖精选》栏目特邀刘朝晖教授,围绕“如何突破因遗产旅游导致原住民文化流失的现实困境?”这一普遍性问题展开交流,并通过对丽江一位纳西东巴在其工作地、家院、乡镇和古城等地日常生活的空间民族志研究,检讨当下来自学界和业界在旅游空间再生产的研究和实践过程中,过度关注物理/物质空间,导致出现“求真(真实性,authenticity)失灵(灵韵,aura)”的现象。

当今中国,乃至于全球都在面临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如何突破因遗产旅游导致原住民文化流失的现实困境?

本文通过对丽江一位纳西东巴何振伟在其工作地、家院、乡镇和古城等地日常生活的空间民族志研究,检讨当下来自学界和业界在旅游空间再生产的研究和实践过程中,过度关注物理/物质空间,导致出现“求真(真实性,authenticity)失灵(灵韵,aura)”的现象。研究发现,从丽江的玉水寨、东巴谷到东巴的家,从白沙古镇到大研古城,丽江给我们展示了旅游空间的再生产过程中,同时并存仪式空间、生活空间和舞台空间的“三维空间”

01 旅游空间的真实性、灵韵和地方感

01 旅游空间的真实性、灵韵和地方感

在旅游研究领域,麦克坎内尔(MacCannell,1973)通常被认为是第一个提出真实性概念的学者。但实际上,这一概念可以追溯到本雅明 (Benjamin,2008) ,他对“灵韵”作了如下比喻:

在夏日的午后休息时,用眼睛追随地平线上的山脉或投下影子的树枝,就是在呼吸这些山脉或树枝的灵韵。根据这一描述,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理解灵韵目前衰减的社会基础。(p. 23)

这是一段生动而又令人费解的描述,从中我们很难具体描述灵韵到底是什么,以及它与本雅明(Benjamin,2008)对艺术品批量生产的批判有什么关系。

本雅明(Benjamin,2008) 对灵韵的理解意在传达一种感官/心理特性,这种特性与艺术作品的自主性密切相关,并且源自艺术作品的自主性。在某种程度上,本雅明的真实性理论是基于对艺术作品的讨论,它们都是以对象为导向的。然而,他的“灵韵”(aura) 概念,作为在仪式背景下对独特性和真实性的参与,超越了客观的范畴,延伸到了体验层面 (Rickly-Boyd,2012,p.271) 。这就是为什么他关于真实性的研究对旅游研究如此有用。然而,在旅游研究文献中,真实性与灵韵的关系通常被忽视,在理解旅游业时,对灵韵的概念关注不够。

灵韵与地方感也有交集。受本雅明(Benjamin,2018)和里克利-博伊德(Rickly-Boyd,2012)的启发,我将灵韵解释为一种视觉感受力和感知存在,植根于具有非物质属性的实践,如重塑的条件、仪式表演、情感认同和存在的归属感。旅游对象的灵韵源于在与游客互动过程中形成的仪式化社会实践和文化自我意识。因此,灵韵可以被感知,也可以在情感和精神上被“品尝”。

02 文化“灵韵”与重塑旅游空间

02 文化“灵韵”与重塑旅游空间

文化遗产是祖先遗留给其子孙的“礼物”,在礼物“遗产化”的过程中,受到了商业化,游客导向的遗产再生产,以及“威权式遗产话语”(AHD)三种力量的冲击,使得遗产空间的再生产在“保存”礼物“真实性”的同时,造成遗产空间的“他者化”和“权力化”,导致“礼物之灵”的销蚀。旅游目的地的文化灵韵源于原住民自身基于其地方性的历史记忆,传统生活习俗,仪式表演,地域认同,群体社会心理等层面在视觉、触觉、嗅觉、味觉、听觉等情感系统的社会心理反射所致。

本文分别于 2011年、2012 年和 2016 年开展了研究,其中在 2011 年为期三周的试点研究中,重点关注了和振伟一家对东巴旅游文化的投入(他的家族是丽江最著名的东巴世系之一,参与和经历了东巴历史上的许多大事件)。他的工作是用东巴象形文字为游客写“祝福语",举行东巴祭祀仪式,并在玉水村和东达谷为游客解读东巴文化。2012年,他的家被当地政府授予"东巴文化生态保护区示范户“称号,成为东巴文化的传承和展示基地。然而在享受这种职业生活的同时,他却对身边的文化变迁感到担忧,他担心这样的文化实践和外来文化因素的冲击会动摇纳西民族文化的根基。

文化“灵韵”来自原住民本身,也来自原住民与游客之间的互动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和振伟的空间实践代表了一个由生活空间、舞台空间和仪式空间组成的三维空间。一方面,由于与游客的他者的互动,使得原住民的文化自觉意识得到强化,并在空间中得到“符号化”;另一方面,游客对于旅游目的地想象的文化空间,反过来会重塑“礼物之灵”。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丽江旅游文化保护和发展的关键问题不在于其是否“真假”,而是在于这种再生产的旅游文化是否保持了原住民的“文化灵韵”。遗憾的是,由于地方政府采取以游客和市场导向的旅游发展政策,导致以追求“文化标准化”和商业化为目标的旅游空间再生产理念的形成,造成旅游目的地原住民“文化的碎片化”和文化灵韵的消逝,并可能最终影响到旅游目的地文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本文的全文以英文的形式发表在《旅游和文化变迁期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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