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星揽史说
编辑|星揽史说
纪念碑性是宋代礼器瓷的艺术特征，宋代礼器瓷主要包括祭祀礼仪瓷器和高规格饮宴瓷器，瓷器的艺术造诣是实现其礼仪功能和膜拜价值的关键，主要体现在礼器瓷的意向性烧制和符号化使用。
宋代礼器瓷的型制结构都不以服务日常生活使用为旨归，其纪念碑性因其艺术创造和审美风尚得以生发彰显。
宋代礼器瓷以陶瓷质性的艺术媒介来传达曾由青铜、玉或金银等器具所承载的礼仪艺术价值，实现器物艺术性对于材料质性的遮蔽与超越。
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容易成为纪念碑的器物是用于祭祀和象征的礼器，巫鸿所论九鼎传说中的青铜鼎便具有稳定而恒久的纪念碑性，象征着对于天命的敬畏和对于政权合法性的昭示。
青铜鼎从材质来讲是当时的贵重金属，然而材料只不过是纪念碑性的物理载体，而真正让青铜鼎获得神圣庄严而不可觊觎的纪念碑性的原因。
却在于其青铜鼎本身所拥有的艺术性。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的变迁和文化的转型，纪念碑性开始慢慢由器物艺术向更能彰显文治武功和礼仪纲常的建筑物转移。
体现为宫殿、宗庙和墓葬，以及那些具有符号象征意义的、有意识地被创造的人造器物，比如唐高宗与武则天乾陵前的无字碑，可谓是这类纪念碑的典型，因其庄严肃穆的物感获得直观纯然的艺术性。
唐末五代以来的战乱割据局面，严重伤害了以宫殿和墓葬建筑为纪念碑的中国传统礼仪宗法社会的道德根基和伦理传承，尤其是疯狂的盗墓活动更损害它们作为纪念碑所赖以维系的礼仪宗法秩序。
宋朝立国之后，志在超越汉唐直追三代的文化心理，客观上需要象征礼仪宗法秩序的纪念碑被重新确立和文化建构。
主要表现为官修丧祭礼仪和官办明堂器物都得到格外的重视。如宋徽宗时期刊行的《政和五礼新仪》，对祭祀器物用度做出明确规定。
并要求严格执行，否则将追究罪责;另据《东京梦华录》记载:“修造则创建明堂，冶铸则立成鼎鼐。”
宋徽宗时期的明堂与鼎鼐是宋代纪念碑的重要代表。由于历史的变迁和艺术的发展，作为礼器的器物艺术逐渐成为纪念碑的重要载体，藉此以表达对于古代文化礼仪的遵循依归和顶礼膜拜。
瓷器由于材料质性、烧制成本和审美旨趣等时代因素的助推，逐渐成为礼器的主要组成部分，因此顺理成章地获得作为纪念碑的艺术资格，在礼仪文化演进转变过程中，瓷器艺术性的审美文化价值逐渐凸显。
宋代社会不仅需要纪念碑来实现对于礼仪秩序的重建，而且还需要纪念碑来支撑其政权传承以及昭示礼仪秩序的合法性。
与秦、汉、唐获命立国的艰难历程不同，宋太祖通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方式，逼迫后周皇帝禅位而取得帝位并建立宋朝。
这种方式使得宋朝皇帝在雄心勃勃开创伟业的时候，却身背尴尬为难的天命文化包袱，即他们所要倡导重建的礼仪秩序曾经被自己亲手毁坏葬送。
于是，为解决这种皇权承继及礼法道统上的文化束缚和现实困扰，宋代皇帝采取一系列具有象征意义的政治行为措施，来标榜和证明自己政权的正统性和合法性。
比如宋太宗承认唐代以来五代政权更替的合法性，同时承继后周的木德以火德自居，据载:“有司言国家受周禅，周木德，木生火，当以火德王，色尚赤，腊用戌，从之。”
再如宋真宗封泰山祠后土，并将宋朝潜龙之地应天府升格建为南京(今商丘)。值得注意的是，对于礼法礼仪的维护传递以及对于宗庙社稷的敬畏祭祀，礼器的纪念碑意义强烈而深远。
依照政治伦理的逻辑惯性，宋王朝通过以上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政治行为便可以逐步确立和巩固政权合法性。
但宋代情况实在有点特殊，皇位承继的正统性是政权合法性之外的另一政治麻烦。中国封建王朝的皇位传递虽然存在立嫡、立长和立贤的不同抉择。
但基本上是遵循子承父业的传递原则并视之为正统礼制，而宋朝的皇位传递却多有不合惯例规矩之处。
宋太祖之弟宋太宗的继位便留下“烛影斧声”的疑云，据传后来只好以“金匮之盟”的遗命之说以尽力取信天下;宋太宗传位于其子宋真宗，再传于宋仁宗。
通过对宋代皇位继承秩序的详细梳理，我们不难发现，中间多有不合传统纲常礼仪的失序情形，这也就决定了宋代皇帝相较其他朝代的皇帝，内心更多地怀有对于自己皇位正统性和合法性的忧虑困扰。
在封建王朝社会之中，通过呈献供奉于宗庙的作为纪念碑的礼器，来确证和昭示自己皇位和政权的合法性，正是这些皇帝们的共同选择。
这其中，尤以宋徽宗和宋高宗为甚，其差异在于宋徽宗还有对于艺术的热情作为驱动力，而宋高宗则是亟需使用这些礼器来继承北宋皇统，以昭示自己皇位的正统性和合法性。
纪念碑性:作为礼器的陶瓷艺术
礼器在中国封建社会的礼仪道德和伦理法统中具有重要的符号价值和象征意义，祭器是礼器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礼器的宋代瓷器无论是器型还是结构，都不以服务日常生活之用为旨归，其纪念碑艺术性也因之得以生发和彰显。
青铜、玉、瓷土作为物质材料都是艺术媒介，但宋代瓷器以廉价的艺术媒介来传达曾经由青铜和玉所承载着的礼仪艺术价值。
它真正地实现艺术性对于材料质性的遮蔽和超越，礼器瓷的艺术魅力成为其纪念碑性的重要支撑。宋代瓷器作为礼器并获得纪念碑的资质，是历史的偶然性和艺术的必然性的统一。在宋代瓷器成为礼器的过程中，宋徽宗赵佶发挥着重要作用。
宋徽宗以哲宗异母弟的身份继承皇帝大位，是后宫与前朝、皇权和相权等政治势力博弈妥协的结果，具有历史的偶然性。
宋代皇帝有雅爱艺术的文化传统，比如宋太宗喜欢书法，宋真宗与景德镇瓷器结缘，宋仁宗迷恋书法收藏，而宋徽宗更是深谙艺术精理，让人叹为观止。
宋徽宗当上皇帝之后，竟然以艺术家的气质和方式来统治管理国家，梦想着超越汉唐直追三代的历史伟业的实现。
其主要成绩表现为在对古代器物进行金石学研究的基础上，大力倡导和实践收藏文化，尤其是对三代青铜礼器的收藏，真可谓是呕心沥血。
不难看出，作为哲宗异母弟和非长子身份的端王，宋徽宗的继位受到宰臣的强烈抗拒，多半是得益于皇太后强制性地授予。
因此当他登上皇位之后，必然要极力地确证自己帝位的合法性，而重视礼器并藉其纪念碑性来象征昭示自己的仁孝便是较为合宜的策略选择。
瓷器成为礼器的艺术必然性，主要体现在材料方面，瓷器在当时已经成为青铜礼器最合适的替代品。
礼器的发展源于中国传统的礼仪宗法，社会体制需要用礼器来作为纪念碑，从而确证政权谱系和秩序的稳定性和合法性。
因此从九鼎传说开始，有关礼器这样的国之重器的创造和使用便从未间断，从青铜鼎到玉璧的艺术发展历程莫不如此。
然而到宋代以后，在多种时代因素的综合作用之下，作为国家祭祀重器的礼器的材料媒介开始发生重要变化，不再必须是贵重的金属或者美玉。
而是转换成为平淡无奇的瓷土，而瓷器材料的客观局限与其所承担的礼仪使命之间的鸿沟，有赖于通过艺术性的提升来进行弥补和超越。
这也使得礼器瓷的纪念碑艺术性具有意识形态内涵，它作为中介物被用于人们与祖先和神灵进行交流沟通的想象性文化空间。
由于来自于墓葬明器出土的古代青铜器数量毕竟有限，所以宋徽宗骨子里蕴藏着的艺术创造力，驱使他致力于用新材料来模仿青铜礼器而做成陶瓷礼器以满足自己的政治统一性和艺术膜拜力。
宋代瓷器得以逆袭而获得作为纪念碑的资格，原因主要包括:宋代由于矿业开采、岁币外交和海外贸易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导致贵金属比较缺乏。
而青瓷在色彩上也与作为传统祭祀器具的青铜礼器较为接近;从窑业能力考虑，遍布北宋王朝境内的业已形成窑系的瓷器烧制格局规模也能提供技术上的支持和艺术上的保障。
礼器的符号性功能使用的特点也使得瓷器可以轻松而安全地发挥其作为纪念碑的作用。清代学者龚自珍在《说宗彝》一文中归纳了礼器多达十九种的用途，也就是说由于它们基本上只是承担盛放祭礼的作用。
而这些祭礼的享用者是神灵和祖先，而不是客观现实世界中的使用主体，所以可以有效避免使用过程中的机械性损坏，保障瓷器可以在艺术性上有所创造。
在这样的情况下，宋徽宗设置官窑制度以谋求在瓷器艺术性上得到规范和提升便具有操作和实践的可行性，其主要艺术资源是以三代青铜器物为模型蓝本的《宣和博古图录》。
瓷器礼器不仅是作为青铜礼器和玉器礼器的替代品获得纪念碑的资质，而且由于其自身艺术性的生发及其达到的艺术高度也使其具备作为纪念碑的资格。
比如北宋瓷器中的琮式瓶就是对于玉琮的模仿和替代，而且器物艺术性本身在技艺上也具有创造性。
琮是古代最重要的玉制礼器，型制外方内圆，主要用于礼地仪式活动，北宋的琮式瓶在烧制过程中需要先把瓷泥用手拉成一个空心圆筒。
然后再做出四个一面为曲面的三角棱并把它黏贴拼接到空心圆筒上面，最后挂釉入窑烧制，这种制作烧造方式使得其呈现出与浑然一体的玉琮不同的艺术性，服务于其作为纪念碑的使用意图，并使纪念碑性成为礼器瓷艺术性的表现特征。
北宋灭亡时，金人几乎把汴京城中所有名贵器物都搬运到北方，这其中也包括用于宗庙祭祀的礼器，其中有青铜器也包括大量瓷器。
结语
宋代礼器瓷高妙的艺术造诣是其获得纪念碑资格和蕴含纪念碑性的艺术保障。巫鸿曾说:“我想强调的是，中国古代的青铜礼器，包括珍贵的礼仪性玉、陶器，实际上都是在‘浪费’和‘吞并’生产力。
参考文献
1.孟元老撰，王永宽注译．东京梦华录［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
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M］．北京:中华书局，1979.
3.郑玄等注．十三经古注［Z］．北京:中华书局，2014.
4.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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