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9月17日，经毛主席的批示同意，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特赦战争罪犯的指示》。当消息传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时，众人又惊又喜，从来没想过还有出去的一天。其中有一位战犯，听到此消息后，更是大喜过望，直接因血压飙升被紧急送进了医院。
要说这个战犯，被俘的时候还是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1948年7月，刘伯承，邓小平，陈毅命令以王近山为司令员的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发起襄樊战役。此次战役历时14天，歼敌2万余人，将这位司令官俘虏。当刘伯承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指示王近山：别杀了他，一定要活的！
当胜利的捷报传到延安时，毛主席极为高兴，不仅在嘉奖电报中用非常少见的“胜利极大，甚好甚慰”等字句，而且还专门致电中原野战军：“将该战犯送往华北，并派可靠武装，加镣铐妥送。”
那么，这个战犯究竟是谁呢？为什么毛主席为让他加镣铐妥送呢？为什么毛主席会这么关注他呢？
1948年6月，河南大部已被解放军攻下，中原野战军下一步将择时攻取襄阳和樊城。此时，国民党军已如困兽之斗，蒋介石在关键的用人之际，任命康泽为襄樊第十五绥靖区司令长官，镇守襄阳，伺机与解放军进行关键一战。
能让蒋介石临危授命，康泽显然不是一般人。事实上，康泽一直是蒋介石的得意门生。说到康泽和蒋介石的渊源，还要从康泽在黄埔军校读书时说起。
1925年，深受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熏陶的康泽如愿考入了黄埔军校，成为黄埔军校第三期学生。从四川小县城来到广州的康泽，依然保持着农民身上朴素刻苦的品格。在一个假期时，其他同学都外出消遣去了，唯独康泽还在教室里孜孜不倦地整理上课的笔记。就在这时，他遇到了自己仕途上一生的贵人。认真整理笔记的康泽被校长蒋介石看见了，蒋校长从此对这位学生印象颇好。
从黄埔军校毕业后，经蒋介石亲自推荐，康泽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继续学习。莫斯科中山大学，是当时最负盛名的“洋学府”，贺衷寒，邓小平，张闻天等两党的重要将领都曾在此深造。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也是这所学校的一员。 进入这样一所学校，似乎也预示着康泽在国民党中的位置，一定是不容小觑的。
1927年10月，刚从莫斯科回国的康泽，就被安排在了北伐军总司令部，任司令侍从参谋。几个月后，康泽调任江西，积极投身于“剿共”工作。从此，唯蒋介石马首是瞻的康泽开启了杀戮共产党人的路程。
提起对共产党员的恐怖暗杀，人们总会想起臭名昭著的国民党特务机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军统”。提起军统，又绕不开一个人--戴笠。鲜为人知的是，“军统”的前身是一个叫“复兴社”的机构，“复兴社”的主要创始人，就是康泽。在早期国民党统治集团内，康泽和戴笠齐名，“康戴二公”的名号被叫得响当当。
蒋介石成立“复兴社”的念头，萌芽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那时的中国，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范围内风起云涌。而蒋介石一心想着“攘外必先安内。”在民意滔天的情势下，蒋介石深恐自己的统治根基被人掘了墓。惶惶不可终日的蒋介石，召集贺衷寒，康泽等爱将，商议成立一个向苏联政治保卫局“格柏乌”一样的组织，以稳固自己的江山统治。
蒋介石最终采纳了康泽的提议，将这个组织命名为“中华民族复兴社”。1932年3月，“复兴社”在南京正式挂牌成立。
1933年9月，在“复兴社”的领导下，“南昌行营别动总队”成立，这是一支专门负责谍报的武装部队。“别动队”总队长即是蒋介石的得意门生--康泽。作为黄埔三期学员，康泽的资历年轻，但绝对称得上是蒋介石的心腹大将。
在康泽的带领下，“别动队”深入江西苏区，到处抹黑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并联合当地的地主还乡团血腥镇压革命群众。别动队虽然起初人数不多，多为黄埔军校毕业后的一些失业闲散人员，但是胜在武器先进，且对蒋介石有着死侍般的效忠。这些人经过“复兴社”的洗脑训练，如亡命徒般穷凶极恶，成了江西苏区革命群众和共产党员的苦主。
共产党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利，被迫开始长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这支“别动队” 在蒋介石身边出谋划策，鞍前马后。
多年以后，毛主席在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时就说到：苏区覆灭的两大主凶，一是蒋介石，另一个就是康泽。毛主席还特别强调，“农民对于康泽是不能饶恕的”。
为蒋介石立下不世之功的康泽，和其他“复兴社”骨干一起，被称为国民党的“十三太保”。康泽更是和戴笠一起，享受着无可比拟的特权。
在蒋介石集团，无论谁人想见蒋介石，都必须事先通知侍从室，由侍从室向蒋介石转达其到访之意，蒋介石决定见还是不见，唯康泽和戴笠例外。他们可以不加通报，随时随地面见蒋介石，即便蒋介石正在和夫人宋美龄在一起。
在蒋介石眼中，高足康泽“忠实可靠”，在康泽眼中，校长蒋介石是不可忤逆的“至尊”。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康泽更是一时风头无两。从军委会政治部第二厅厅长，一路升到中央执行委员。期间，一直在“复兴社”和“三民主义青年团”担任重要职位。
一直被蒋介石委以重任的康泽，渐渐有些摸不清自己的位置了。他一厢情愿地认为，蒋介石有意扶植自己为接班人，所以在蒋经国到任江西后，康泽不仅不把蒋经国放在眼里，还处处在他身边安插眼线。然而，康泽终究是高估自己在蒋介石心里的地位了，国民党只能是蒋家王朝的国民党。在蒋介石的支持下，蒋经国身边很快聚拢了一批“太子党”，足够和康泽麾下的“江西三民主义青年团”分庭抗礼。
1943年，蒋介石开始筹备建立“三青团中央干校”，蒋介石有意让儿子蒋经国担任校长。特务头子康泽再次和蒋家王朝太子爷蒋经国展开了一番明争暗斗。但是，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蒋介石的意象，要把大权握在蒋家人手里的。常言道，识时务者为俊杰，原来隶属于康泽部下的一些人，纷纷改换门庭，加入了“太子”的阵营。
1943年3月，“三青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蒋经国不出意外地当上了中央干校的校长。蒋经国的嫡系--干校系，正是发源于此。
和太子爷的斗法，似乎是康泽命中注定的失败，这也是他的仕途走向下坡路的开始。
1944年初开始，日军在国民党正面战场势如破竹，国民党连续丢失豫湘桂等省的大部分地区。在这样一溃千里的战争局势下，蒋介石将康泽控制下的“南昌特别行动总队”改编成了几个师，编入到青年军，投放到了缅甸战场。而青年军的政治部主任，正是蒋经国。
无论蒋介石是不是有意削康泽的权，丢失了“别动队”的康泽，这回事真的不剩多少大权了。伴随着蒋经国在中央站稳脚跟，康泽不得不悻然退场。
抗战胜利后，在蒋介石的安排下，康泽更是远离权利中心，远赴欧洲考察各同盟国的战后恢复工作。
1946年夏天，蒋介石枉顾停战协议，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1947年初，时值国民党用人之际，康泽回到国内，继续为蒋校长分忧解难。
1947年8月，刘邓大军越过重重天险，成功挺进大别山。解放军拉开了战略反攻的大幕。蒋介石大势已去。
1948年1月，康泽临危受命，担任襄樊第十五绥靖区司令长官。襄樊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在金庸笔下，郭靖黄蓉夫妇，就是为守襄阳而身死。委任一个从未有过战场经验的政工工作者去镇守襄阳，可见蒋介石对康泽依然是信任有加。另一方面，也可看出，国民党方面确是用人吃紧。
6月，华东野战军大部和中原野战军一部，在河南地区势如破竹，开封等军事要塞悉数归于解放军囊中。下一步的任务，就是直捣襄阳。
襄阳三面环水，一面靠山，周围还有凤凰山，虎头山等制高点作为天然屏障，可谓山河表里，易守难攻。
这样难啃的骨头，当然要交给能打硬仗的人来打。刘伯承元帅选中了王近山。王近山人称“王疯子”，数十年后，化名“李云龙”被搬上了电视。王近山将军被盛赞拥有“徐帅之勇，刘帅之谋，邓政委之断”，用他来打襄阳，可见刘邓必取之心。
面对解放军攻必克的决心，国民党方面，坐镇襄阳的康泽却显得有些慌了神。只读过兵书，毫无作战经验，却首战就要打大仗的康泽终日愁眉苦脸。为了放松神经，康泽应部下提议，提前举办了44岁生日宴会。正当他兴高采烈地听着祝寿词之时，士兵来报，解放军大部队已经打到了老河口。犹如当头一棒，康泽瞬间败下心来，随即佯装镇定地退出筵席，邀副司令郭勋祺商讨对策。
这个郭勋祺实非等闲之辈，是国民党川军的一员悍将，当过陈毅的上级，力挫过彭德怀指挥的红军第三，第五军团，使红军被迫放弃渡江计划。康泽自知难以胜任绥靖区司令一职，特向蒋介石要了郭勋祺来当自己的左膀右臂。
然而，即便有郭勋祺这样的战神在侧，国民党军还是难挡王近山将军的骁勇善战。在王近山带领下，第六纵队的将士“撇山攻城，直捣西门”，一转战役初始时的劣势，将国民党守军节节击退。
纵有“生决与城共存亡”的志气，康泽终没有抵过解放军的层层攻势。仅用了十三天，解放军拿下了襄阳，并将守城大将康泽和郭勋祺双双俘虏。
刘伯承闻讯，难掩激动地指示王近山“别杀了他，要活的！”
活捉国民党特务头子的喜讯传到延安，毛主席旋即电令中原军司令部，将康泽戴上镣铐，押解至华北！
而与此同时，蒋介石还在信誓旦旦地宣称，康泽一定会像张灵甫将军那样，杀身成仁。很是符合蒋介石心中牺牲模板的康泽，很快被其以英雄的形象昭告天下。直到共产党那边传来康泽被俘的消息，蒋介石深感狼狈。
被俘的康泽深知自己手上沾满了共产党人的血，自认为不会有什么好的结局。令其深感意外的是，解放军将优待俘虏的政策贯彻到底，并没有将其处死，而是关押进了功德林监狱进行思想改造，并且不计前嫌地为他治理伤病。被关押的康泽，还受到了刘伯承元帅推心置腹地接待。
对于国民党战犯，党中央以及毛主席从大局出发，以思想教育和劳动改造为主，让他们有个重新改造的机会。
1956年4月26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什么样的人不杀呢？胡风、潘汉年、饶漱石这样的人不杀，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
经过一段时间改造，1961年康泽获监外就医。1963年4月，在第四次全国特赦中，康泽被特赦出狱，并出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
在之后的岁月里，康泽以第一视角撰写了数篇回忆性文章，如《复兴社的缘起》，《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的经过》等，为后人研究那段特殊的岁月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1967年，这位跟着国民党反共二十余年，又深得共产党恩情的传奇人物，在北京走完了自己的一生，时年6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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