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代前行的背景下，总有些东西会留下，也总有些东西会被淘汰，被淘汰的可能是不合适的，但未必是不值得铭记的。
民国，虽在中国的土地上，存在了少数几十年，却事无巨细地见证了一个民族的伟大转型。
民国记忆，是中国人最应该刻在骨子里的一段记忆。
说起能够代表民国的事物，有人会说是大大小小的弄堂，或是新鲜别致的租界，而我认为最具有代表性的，则是那一辆辆穿梭于大街小巷的黄包车。
关于黄包车的历史，我们一般只能在影视剧中有所了解，除此以外，还有少数以黄包车夫为主线的文学作品，比如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
书中极尽露骨地描写了社会底层人民生活的艰辛，以拉车人祥子的悲惨结局，刻画了这个群体。
然而，现实中的拉车人，他们的生活远比作品中的更为真实。
黄包车夫
据统计，这些拉车人的寿命，一般不会超过四十岁，有一些人甚至更早就被生活压得不见了踪迹，在那个“吃人”的社会，来自他们的声音，才是那个时代最为沉重的喘息声。
黄包车的传入，最初也是时代的要求。
由于当时商品经济快速发展，促使人流量增大，城市范围扩张，老旧的交通工具，譬如马车一类的交通工具，在焕然一新的城市中显得既笨重，又格格不入。
社会对于交通工具的改革刻不容缓，灵活与轻巧是当时改革最大的动力。
人力车，又名黄包车，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突然发展起来，成为了最受欢迎的交通工具。
黄包车夫
《申报》曾这样描述这种新型交通车辆：“比中华车大小不同，不论天暗下雨，一样可推。车上另有帐篷，下雨不湿衣服，格外奇巧”。
其实黄包车，早在1874年，便已传入中国，是由一位叫米拉的法国商人，向法租界提议引入的，之后小范围内作为一种营业性的载人交通工具，在两个租界内营运。
由于黄包车产自日本，也被叫做“东洋车”，最初出现在上海这座城市。
这种车靠人力作为驱动行驶，车身轻便，在城市中的短程脚程业务中广受欢迎。
以上海为例，车夫们为了引人注目，统一将车身漆成黄色，“黄包车”之称由此而来。
同时为了方便业务，车夫还将座位，调整为稍微前倾之状，方便乘客在车上坐着平稳一些。
行进途中，乘客手敲右边即示意向右转，敲左边示意向左转，车夫与乘客无需多余的沟通，相较之前的马车，有了明显的灵活性。
然而，黄包车又何尝不是身份地位赤裸裸地象征，车上坐着的，一般都是身份显赫的人士，而拉车的都是一心想以此为生的贫苦老百姓。
他们身着一身朴素的布衣，头戴小毡帽，脖子处挂着一条用来擦汗的毛巾，一趟行程下来累得满头大汗。
这里要说明的是，在最初，车里常坐着两个人，如此一来，更加考验车夫的体力。
黄包车的价格按照车程计算，最初应用时，按照一般一英里内五分钱，两英里内一角钱，超出范围递增的标准计费，后面随着黄包车被广泛应用，业务量增大，收费标准开始提高，但也始终还是收入微薄。
尽管如此，仍有很多人陆续加入到拉黄包车的队伍中，他们大都没有学历，没有文化，也没有什么见识，如此无门槛，一时间吸引了很多农村人来城里工作。
兵荒马乱之下，能够有靠体力赚钱的机会，其实已经是他们的幸运了，毕竟很多农民争相加入这只队伍，都是本着勤劳致富的希望。
然而，机会并不是白白出现的，卖力工作一天下来，真正赚钱的，怎么会轮到他们呢？
黄包车夫
民国初年，黄包车规模逐日壮大，已经由上海迅速发展到全国各大城市，形成了以北京，天津，上海，汉口为主要聚集地的黄包车行业态势。
为了方便管理以应对如此大的市场缺口，顺势出现了像合兴，北合兴等大黄包车公司。
车夫起初并没有属于自己的车，他们从黄包车公司租车来跑活儿，每次赚到的钱，都有绝大部分归黄包车公司，留在自己手中的，其实只是很少一部分。
但是，所幸，对于车夫来说，多劳多得，跑得越快，自然落到口袋里的钱也越多，如此一来，日子也就有了盼头。
于是出现了这样一幕，黄包车满大街都是，它们随意穿梭于大街小巷里，成为民国街头最具代表性的交通工具。
对于车夫来说，他们最大的目标，就是能够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黄包车，祥子当初也是这样希望的。
然而，真正能够达成这个小目标的人，实则少之又少。
什么是生活？有希望，才叫生活。
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车夫平日里最大的消耗品，当属他们的鞋子。
然而，放眼大街上穿梭来去的车夫，几乎八成的车夫，鞋子都是破烂的，为了尽快赚到一单生意钱，车夫哪里有时间管自己的鞋子呢。
不仅如此，他们的工作风雨无阻，大夏天还要顶着大太阳奔跑，常常满身是汗，有时还会因此被客人嫌弃，随意丢下车钱离去。
不被尊重，不被看起大概只是他们的日常吧。
但似乎跟钱比起来，这些都不重要，毕竟活着才是王道。
车夫的工资其实不算低，相比起那些有些文化，有些门路进到工厂打工的人开始，大家的工资都差不多，大概每个月十到十五个大洋，但是车夫的工资多劳多得，没有上限，看起来确实是个好差事，正如《骆驼祥子》中祥子所说：“拉车是最容易赚钱的事”。
但其实，车夫的工作还有另外一个大难关需要克服，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内卷”。
如果车夫收入不错，那么自然有很多人来讨这碗饭吃，关于这个现象，当初也是一个社会大难题。
以武进县为例，在民国二十六年，也就是1937年，此时为抗战发生之前，这里的车夫人数达到2000多人，整整多于黄包车近三倍之多。
其他大城市就更不用说，车夫人数远在黄包车之上，竞争如此之大，能成为车夫竟然也成为了奢求。
黄包车公司对此情况，也出了相应的政策，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涨租金，如此一来，车夫的生意更加难做，攒钱买黄包车的这个目标也越难实现。
长年累月拼命拉车，竞争压力大，再加上租金压力，时代似乎还没对他们出手，他们就已经活得很艰难了。
黄包车夫
因此，很多人不得已像牲口一样奔跑，不知何时就会倒在路上。
然而，并不是车夫的命运本该如此，所谓“行行出状元”，这个群体在夹缝中，还是有光明的。
有这样一个黄包车车夫，他的名声远播，甚至还有人专门来到北京，就为了坐他的车，他就是人称“车王”的晏森。
与其他车夫不同，晏森可是位名副其实的王爷，他在1910年世袭克勤郡王，是满清皇族，大贝勒代善的后代。
只可惜他生不逢时，刚袭爵没多久，大清就灭亡了，自己堂堂王爷，落得个家道中落的下场。
晏森
可是，尽管如此，晏森并没有与其他皇族子弟一样，整日里浑浑噩噩，靠家底子过日子，也没有端着高人一等的姿态，而是及时看清了这个社会的变化，用自己的能力，立足于这偌大的北京城。
曾经晏森也入不敷出，还不得已卖掉建祖坟用的高端建材，他无奈开始拉黄包车。
平日里，总有人喜欢拿晏森的“身份”说笑，他也被其他皇族后代排挤，不过对于这些，晏森自己从未当回事，他乐观，踏实，还敬业。
也是基于他曾经的身份，晏森的生意总被客人们“照顾”，这不，还有很多人谁的车也不坐，就排着队等晏森呢，“车王”的称号由此而来，他也很乐意接受这样的生活。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晏森的条件，然而，这也并不意味着无出路可言。
当时号称“江北大亨”的顾竹轩，就是众多来到上海的苏北农民的其中一个，他的第一份职业正是黄包车车夫。
他平日里努力拉车，从不投机取巧，后来有幸得到贵人相助，助他买下了黄包车公司，加入青帮，还开始经商多种生意，在上海滩是有头有脸的风云人物。
顾竹轩最大的聪明之处，就在于手中掌控着黄包车生意，用最少的时间脱颖而出，占据了这一有利地位。
并且为人老实，平日里车夫们都认可顾竹轩，愿为其卖命，才能成全其“黄包车大王”的称号。
知名不认命，才是那个时代唯一的出路。
扼不住自己命运的喉咙，终究会被无情摆布。
作为苦力劳动者，黄包车车夫的日常处境，无疑是最艰难的。
出去工作的艰苦不说，他们在工作过程中，常会遇到不顺心的事，有时被明目张胆地敲诈勒索，顾客到达目的地拒不给钱，有时还会遇到地痞流氓，被打被骂也是常有的事。
不过，这些事情比起政府管控的大环境，还是影响甚微的。
1934年，针对黄包车行业的问题，公共租界内开始进行制度改革。主要措施如下：破除几个大公司的垄断、限制车夫的数量、车夫需要登记领取执照、限制车辆租金。
改革的初衷本是为改善黄包车行业乱象，为车夫谋利，但改革内容，直接触犯了车商的既有利益，遭到车商们的联合抵制。
最终，这场改革不了了之，黄包车行业仍旧供大于需，乱象横生。
1935年法租界开始限制车夫数，如此一来，车夫利益受损，更是直接引起了大规模的罢工与冲突。
然而，就算众人如此抵触，社会上还是裁了一大批车夫，大家都有苦难言。
此时在被裁掉的车夫圈子内，开始席卷出了更大的问题。
由于对生活感到了绝望，这些车夫开始自甘堕落，终日混迹于赌场之上，寄生活的全部希望于赌桌上，希望能够一举单身。
最终的结果可想而知，不仅没翻身，还失了本钱，还有人染上了更大的恶习，烟酒不离身，摧残自己的身体，将日子过得早已没有了人样。
祥子不就是这样吗，从一个原本对生活充满希望的小人物，成为这个社会的寄生虫。
而那些未被裁掉的车夫呢？
没过多久，这些庆幸留下的人，也被时代无情丢弃。
随着客运三轮车的出现与普及，黄包车的生意每况愈下，客运三轮车是黄包车与自行车的结合体，不需要以人力作为唯一驱动前行，并且能轻松容纳两位乘客，速度有所提高，更符合社会的需要。
1946年时，三轮车已经成为黄包车的替代品，三轮车数量却骤然增长，俨然已有取代黄包车的趋势。
《新民晚报》曾这样报道：“半年来，人力车减少，三轮车增多，路人亦多舍人力而就三轮，人力车，将不用取缔而自行淘汰”。
有了新事物来取代，黄包车的帷幕，加快了被拉下的速度。
如今，在全国很多旅游景点内，仍有黄包车出现。
曾经有人在网上收集过名为“我与黄包车的故事”的帖文，有无数网友留言自己的黄包车故事。
尤其是在北京，黄包车作为这座城市的特殊文化形式，正在进行着文化输出的任务。
当地人从事黄包车生意，还原当初的景象，以人力代步，靠此维生，前来旅游的游客，尤其是外国游客，都很愿意照顾他们的生意。
这些车夫们一路上为乘客讲解当地文化，有的还会一些英文，他们在用自己的力量进行文化输出。
然而说到底，黄包车始终不符合人道主义，更加不符合如今的时代主旋律，大多数同胞游客虽然想体验，但是又不忍心，黄包车行业的发展于无形中受限。
在一处旅游胜地，黄包车车夫聚在一起等生意，在他们前面立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拍照10元，转一圈30元，可是，前来光顾的人并不多，让人不禁感慨，黄包车到底是文化，还是禁锢？
然而，不论结果是什么，黄包车的出现教会我们，勤劳总是没错的，脚踏实地也总是不了挑剔的，一步一个脚印，方可成就一段一段精彩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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